76年我在部队当给养员，教一个维族姑娘唱军歌，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1976年冬天，我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南疆某步兵连，成了我的第二个家。下连队多半年后，指导员李明山将我叫了过去。

他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军人，说话不疾不徐：“张国华，咱们连队的给养员老马要退伍了，根据你的性格特点和能力，连队决定让你接替给养员岗位。”

看我有些失落，他接着说：“你以为给养员就不重要？没有后勤保障，前线战士怎么打仗？再说了，你识字多，心细，最适合干这个。”

“是！保证完成任务！”我挺直腰板回答。

接手工作的第一天，老马（上一任给养员）交接时说：“兄弟，咱们这活儿看着简单，实际上门道多着呢。公社供销社那边的人际关系要处理好，账目要记得清楚，战友们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都得记在心里。”

他一边说，一边翻开一个布面笔记本：“这是我这些年的采购记录，你看看，每个季节该买什么，用多少，都记在这儿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给养员的工作。每天清早去食堂查看库存，记录消耗，列出采购清单。一周至少去供销社采购一次，有时遇到紧缺物资，还得提前去排队。

连队的老刘（炊事班长）经常说：“小张这同志，心细，懂事，做事稳当，是干给养员的好手。”

这话让我心里暖暖的，也更加用心地做好本职工作。谁能想到，正是这个普通的身份，让我遇见了那个改变我一生的姑娘。

此时已临近年底，连队要准备物资过年。我把老马笔记本上的清单誊抄了一遍，又加上司务长特意交代的肉食，一定要多买点。

推开供销社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迎面扑来一股暖气。屋里点着煤炉，红红的炉火把整个房间映得暖洋洋的。

一个维族姑娘正在整理货架，看见我的军装，笑着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同志，要买什么？”

她戴着民族特色的小花帽，长长的辫子搭在肩上，脸颊被炉火映得红扑扑的。

“我是附近部队的给养员，来采购生活用品。”我递过清单，手有些不自觉地发抖，大概是外面太冷的缘故。

姑娘接过单子，认真地念着上面的字，遇到不认识的就问我。

“肥皂、牙膏……”她一边念，一边在货架间穿梭，“这个要多少？那个需要几件？”

我跟在她后面，一一报着数字。一个中年维族男人走了过来，笑呵呵地说：“哦，是解放军同志啊！你怎么称呼？原来的老马呢？”

“阿布都大叔，马班长退伍了，我叫张国华，是接替他的，您叫我小张就好。”我赶紧打招呼。

老马曾告诉过我，这位维族大叔总是对部队很照顾，一定要跟他把关系搞好。

阿布都大叔笑了笑，随即介绍道：“古丽米娜是我们这新来的营业员，高中毕业生，她汉语说得比我好，以后有啥事你找她就好。”

古丽米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继续忙着找货。

那天的采购特别顺利，甚至连平时紧俏的白糖都多买了两斤。装货的时候，古丽米娜帮我把东西分类打包，动作麻利，一点不含糊。

“同志，你们部队离这儿远吗？”她一边包装一边问。

“不算远，骑车二十分钟以内吧！”我说。

她听了，眼睛一亮：“那你们经常来这儿采购吗？”

“对，一般一个星期至少得一次，像这种时候，起码得两三次。”

“那以后我给你留着好货，”她笑着说，“你们部队条件艰苦，我们应该多支持。”

临走时，外边飘起了雪花。古丽米娜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个搪瓷杯，给我倒了杯热水：“外面冷，喝口热水再走吧。”

我捧着热气腾腾的搪瓷杯，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雪花，心里泛起一丝暖意。

骑车载着东西回连队的路上，我一直在回想古丽米娜的笑容。那种纯真的笑意，就像雪花一样洁白无瑕。

随着往返次数的增加，我和古丽米娜渐渐熟络起来。

因为我有时候要去维族集市上买东西，能学点维语最好不过。我就向古丽米娜请教，她听我想学维语，很是兴奋。

我笨嘴笨舌地学着：“亚合西穆赛来库目（你好）”，把她逗得直笑。

“不对不对，重来，”她耐心地纠正我的发音，“要这样说……”

作为回报，我教她唱军歌。《我为伟大祖国站岗 》是她最喜欢的，常常一边整理货架一边哼唱：“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我守卫在边防线上……”

有时候去采购，正赶上她吃午饭。她总会分我一块切糕或是馕，说这是维族人待客的规矩。那是我第一次吃到正宗的维族美食，香甜可口，让我终生难忘。

时间一长，连队的战友们也发现了不对劲。

炊事班的老刘说：“小张，你现在去采购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啊。”

文书王海说：“是啊，今天又带回来切糕了？挺好吃的，哪卖的啊！下回我也去买点。”

我总是笑着搪塞过去，心里却泛起阵阵涟漪。

有一次下着小雨，我去买东西。

古丽米娜看我淋得有点湿，便拿出自己的手帕给我擦脸。

她似乎也意识到太过亲密，赶紧把手收了回去，脸红红的，低着头整理货架，再不敢看我。

一旁的阿布都大叔看在眼里，他拉着我说：“小张啊，你是个好同志，古丽米娜也是个好姑娘。但是……”他欲言又止。

我明白他的意思，沉默片刻说：“阿布都大叔，我懂的。

1978年深秋，北风呼啸，卷着黄沙，连队的窗户都贴上了报纸。

那天傍晚，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

“小张啊，你最近常去供销社？”指导员慢慢开口。

我心里一惊，手不自觉地捏紧了裤缝：“是，去采购物资。”

指导员注视着我，“嗯，战士们反映，物资质量都不错，也经常带回来一些稀缺品。不过我听说，你在那边待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叹了口气道：“我都了解了，那个维族姑娘叫古丽米娜是吧？你小子，心不在焉的样子，连队的老同志都看出来了。”

“指导员，我……”我想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

“你是个好同志，工作认真负责，连队离不开你。”指导员语重心长地说道。

“但你要记住，你首先是一名军人，要严格遵守部队的纪律。而且现在是特殊年代，民族关系敏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攥紧了拳头，掌心全是汗。

“再说了，你想过没有，就算你们真处上了对象，然后呢？你最起码还有一年的服役期。你们能真的在一起吗？”

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像是在给这沉默伴奏。

“小张，我不是不讲人情。但是你要想清楚，军人的责任是什么。你的每一个决定，不仅关系到你自己，还关系到整个连队的荣誉。”

我用力咽了咽口水：“我明白了，指导员。”

指导员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回去吧，好好想想。明天我会跟司务长说安排别人去采购，你这段时间就先专心搞好库房管理。”

走出办公室，我站在训练场上，望着漆黑的夜空。秋天的星星特别亮，却再也没有往日的那份温暖。

第二天一早，我主动找到司务长：“报告！我想请战友王成刚替我去一趟供销社，我……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司务长看了我一眼，点点头：“去吧，好好休息。”

那天，我一个人在库房待了一天，看着老马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记录，我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整整三天，我都躲在库房里工作。数着货物，翻着账本，努力不去想那个爱笑的维族姑娘。但越是这样，那张笑脸就越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第四天是周末，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了供销社。

推开门的时候，熟悉的暖意扑面而来。

古丽米娜看见是我，眼睛一亮。

她笑着问：“张同志，你这几天怎么都不来？是不是生病了？”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古丽米娜，以后采购的事情，不归我负责了，以后就是别人来了。”

她的手停在半空中，愣了一下，随后勉强笑着说：“我知道的，你们部队规矩多。”

“对不起。”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颤抖道：“没什么对不起的，我早该想到的。这几个月，是我太不懂事了。”

此时，阿布都大叔从里屋走了出来，“小张来了啊！古丽米娜，你去后面一趟吧！”

古丽米娜匆匆往后库房走去，但我还是看见她抹了抹眼睛。

阿布都大叔拍着我的肩膀，“小张啊，你是个好同志。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决定的。规定就是这样……”

“我明白，阿布都大叔。”

临走时，古丽米娜追了出来，塞给我一个小布包：“葡萄干给你，带给战友们吃。这是最后一次了。”

我接过布包，感觉里面还有个硬硬的东西。

回到连队打开一看，是一个维族特色的小木雕，上面刻着“友谊长存”四个字。

那天晚上，我把葡萄干分给了战友们。大家都说好吃，却没人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从那天起，王成刚正式接替了给养员工作，我则在炊事班当副班长。

他告诉我，古丽米娜变得很沉默，不再像以前那样爱说爱笑了。

春节过后，王成刚说古丽米娜调到了县城，据说是她自己申请的。

那个木雕，我一直留着。无人时，我会偷偷拿出来看看，想起那段既甜蜜又苦涩的回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新的工作节奏。但周末出去经过供销社时，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看看那个熟悉的门口。

1980年底，我退伍时，去供销社买东西。阿布都大叔告诉我，古丽米娜嫁给了县里的一个维族干部，过得还不错。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却又有说不出的失落。

2001年，我因为工作关系又去了一趟新疆。站在熟悉的街道上，恍如隔世。那个供销社的位置，已经成了一家大型超市。

我站在那里发了好久的呆，直到一阵风吹来，还是那种熟悉的味道，夹杂着市集上飘来的各种香味。

有时我在想，如果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了我们这代人的故事，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会不会觉得我们太过保守？但我们那个年代的军人，就是这样，把纪律和责任看得比什么都重。

现在，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每次看到新闻里报道军民鱼水情的故事，看到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画面，我就感到特别欣慰。

我常常想，也许古丽米娜现在也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吧？不知她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经常去供销社采购的羞涩军人？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都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而那些青春岁月里纯真的情感，永远珍藏在记忆深处，像新疆的星空一样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