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为何中央红军与贺龙会师非常艰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时，脑海中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目标：向西前进，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这个计划看似直接明了——两支红军部队合兵一处，力量将大大增强。

但当他们真正开始行动时，却发现这次会师比想象中困难得多。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段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看看为什么这场会师如此艰难，最终又花了多长时间才实现。

当贺龙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最后的堡垒前，他身后近两万红军将士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长江以南最后一支主力红军。

当时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驻扎在湘鄂川黔根据地，这地方可不简单，任弼时曾称它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最重要的柱石”。敌人对这支红军格外“关照”，调集140多个团的重兵，采取碉堡推进战术，像收紧口袋一样把根据地越围越小。

更麻烦的是通讯问题。1935年9月，周恩来曾用明码电报询问贺龙部队情况，贺龙回应后，收到的却是朱德和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对中共中央已经北上只字未提。

这下麻烦了！贺龙部队完全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具体位置和动向，还以为自己已经和中央恢复了联系，实际上一头扎进了信息迷雾中。这种失联状态，让两支红军部队像在黑暗中互相摸索，你说这会师能不难吗？

中央红军这边情况也不妙。他们最初制定西征计划时，有三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敌人反应这么快

敌人其实并不简单，他们早就看出了中央红军西进的意图。在红军必经之路上，他布置了四道严密封锁线，每道都重兵把守。特别是湘江那一道，后来发生了惨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第二个没想到：贺龙处境这么难

中央红军原以为贺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站稳了脚跟，可以作为可靠的接应点。但实际情况是，贺龙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正被140多个团的敌军围得团团转。两边都指望着对方拉自己一把，结果发现对方也在等着被拉。

第三个没想到：会师路线这么复杂

从中央苏区到贺龙所在的湘鄂川黔根据地，直线距离不算太远，但沿途不是高山就是大河，还有敌军层层设防。更关键的是，敌人已识破红军意图，在湘西一带布下重兵，就等着中央红军往“口袋”里钻。

面对铁桶般的包围，贺龙展现了惊人的军事智慧。他提出了一个大胆计划：“我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把这帮敌人全部吸引过来，让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

具体怎么操作呢？他没有按照常规思路直接向贵州方向突围，而是先挥师向东，直指湘中，摆出一副要打长沙的架势。这一招把敌军搞蒙了，他们急忙调兵向东堵截。

结果等敌人拥向湘东南时，贺龙却突然率军转向西北，一下子把各路追兵甩在身后。1936年1月9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石阡地区，这次行动被后人称为“贺龙的神来之笔”。

其实在整个长征过程中，贺龙部队和中央红军有过多次会师的“机会窗口”，但都因为各种原因错过了。

第一次是在1934年底，当时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后，曾考虑北上与贺龙会师，但发现湘西已有重兵防守，只得改变计划转向贵州。

第二次是在1935年初，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再次考虑与贺龙会合，但此时贺龙部队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已经主动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吸引了大量敌军，自身也难以脱身。

直到1936年3月，当贺龙部队到达贵州盘县时，他们面临一个关键抉择：是就地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是北上与主力会合？盘县会议上，贺龙分析道：“如果继续留在江南，将是孤军奋战；北上与主力会合，才能开创革命新局面。”

这一决策最终促成了长征中最后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

这场艰难的“双向奔赴”最终在1936年10月22日迎来圆满结局。这一天，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由红二、六军团改编）在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从1935年11月贺龙部队从桑植出发算起，这场会师历时近一年，转战七省，打了一百多次仗，攻占三十六座县城。出发时的1.7万人，到达将台堡时仍有1.1万人，保存了相当可观的革命力量。

会师后，贺龙激动地说：“这下子好了，可以在党中央、毛大帅的领导下工作了。”他和任弼时、关向应代表二方面军给党中央发电，表示坚决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团结。

长征中与贺龙会师之所以这么难，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信息隔绝。两支红军长期失联，像在黑暗中互相摸索，无法协调行动。

二是敌军重压。敌人对贺龙这支“江南最后主力”格外重视，布下重兵围困，使贺龙部队自身难保。

三是战略被动。中央红军原计划的西征路线早已被敌军识破，每一步都面临重兵堵截。

但正是这种艰难，更加凸显了红军将士的革命坚定性和战略灵活性。贺龙部队在江南的坚持，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而中央红军不断调整战略方向，最终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这场历时近一年的“双向奔赴”，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理想信念的胜利。当两支历经千辛万苦的红军部队终于在将台堡紧紧握手时，长征这部壮丽史诗又写下了辉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