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夏天,天京城被湘军攻破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在宫里哭了一场,可没高兴几天就发现不对劲——朝堂上那些八旗、绿营的老臣们,腰杆越来越软;地方上的曾国藩、李鸿章们,手里的兵权却越来越硬。这时候慈禧才隐约琢磨出味来:太平天国虽然灭了,可这14年仗打下来,清朝那条靠“中央集权、满臣掌权”的命根子,早就被太平军给连根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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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我说,清朝一开始的命根子,就像一棵老槐树——树干是朝廷直接管的八旗兵、绿营兵,树根是满族人垄断的权力核心,地方官都是朝廷派去的“打工仔”,手里没多少实权。康熙、乾隆那时候,这棵树看着枝繁叶茂,不管是平三藩还是打准噶尔,都是朝廷调兵、朝廷给钱,地方上只能乖乖听话。可到了道光年间,这棵树就开始烂根了——八旗兵早就不是当年骑马射箭的模样,成天提笼架鸟、抽大烟,连枪都扛不动;绿营兵也差不多,当兵的混日子,当官的贪军饷,遇上小股土匪都打不过,更别说对付太平天国这样的大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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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举旗造反,一开始清朝没当回事,觉得就是一群乱民,派点绿营兵去就能平定。可没成想,太平军就像一把快刀,一路从广西打到湖南,再顺着长江拿下武昌、南京,不到两年就占了半壁江山。这时候清朝才慌了神,八旗、绿营兵一触即溃,派去的钦差大臣要么战死要么自杀,朝廷手里的兵根本不管用。就像家里着火了,才发现水缸是空的,灭火器是坏的,只能眼睁睁看着火苗越烧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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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慈禧只能咬着牙放权——让地方官自己招兵、自己筹钱,也就是搞“团练”。这一下,可把清朝的“命根子”给撬动了。曾国藩在湖南办湘军,李鸿章在安徽办淮军,这些兵不是朝廷的兵,是将领自己招的,士兵认将领不认朝廷;军饷也不是朝廷给的,是地方上收厘金、办捐输凑的,钱袋子也攥在了地方官手里。就拿曾国藩来说,湘军里的营官、哨官都是他的学生、老乡,士兵都是湖南老家的农民,曾国藩说往东,没人敢往西。朝廷想管?根本管不着——湘军打胜仗了,朝廷得赏官;打输了,朝廷还得给粮给饷,生怕曾国藩撂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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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太平天国把清朝的“钱袋子”也给捅破了。清朝本来靠江南的漕运、盐税和关税过日子,江南是天下最富庶的地方,就像朝廷的“粮仓”。可太平军占了南京后,把江南的漕运断了,盐场占了,关税也收不上来。朝廷没钱,只能让地方官自己想办法,曾国藩、李鸿章就在地方上搞“厘金”——不管是卖布的、运粮的,只要经过关卡,都得交税。这钱交上去,一部分给朝廷,大部分留着自己养兵。时间一长,地方上的财政权也从朝廷手里滑走了,朝廷成了“光杆司令”,手里没多少钱,想办事都得看地方官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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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太平天国把清朝“满臣掌权”的老规矩给砸了。以前清朝的大官,不管是军机大臣还是总督、巡抚,大多是满族人,汉人最多当个副手。可太平天国起来后,满臣要么不会打仗,要么不会筹钱,能顶事的只有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朝廷没办法,只能把总督、巡抚的位子一个个给了汉人——曾国藩当两江总督,李鸿章当江苏巡抚,左宗棠当浙江巡抚。这些汉臣手里有兵、有钱、有地盘,朝堂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满臣们只能靠边站。就像原来家里的掌柜都是自家人,现在只能请外人来管,自家人只能在旁边看着,心里再不痛快也没办法。
1864年太平天国灭了之后,清朝看似又稳住了,还搞了“洋务运动”,造枪炮、建工厂,看着挺热闹。可实际上,那棵“老槐树”的根早就被拔了——中央管不了地方的兵,朝廷拿不到地方的钱,满臣压不住汉臣。后来甲午战争,李鸿章的淮军打输了,朝廷想调别的军队来救,可地方上的总督、巡抚要么拖着不动,要么说没钱没兵,朝廷一点办法都没有。再到后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跑,南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直接搞“东南互保”,说南方不参与战事,朝廷也只能默认。这时候的清朝,早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就等着哪一天彻底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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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太平天国虽然最后失败了,洪秀全也没做成皇帝,可这14年仗没白打——它把清朝靠“中央集权、满臣掌权、朝廷控财”的命根子全拔了。就像一棵大树,根没了,就算还能活几天,也撑不了多久。后来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清朝很快就垮了,其实早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这也告诉我们,一个王朝要是守着老规矩不变,遇到事只会硬撑,就算能躲过一次危机,早晚也会被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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