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穷人娶不上媳妇，如何才能延续香火？他们的办法违背伦理

前两天我在整理宁波府的一堆烂账，翻到光绪二十四年的一张发黄的契约，当时我就愣住了。

这张纸上没画地界，也没算利息，白纸黑字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后头跟着一行刺眼的小字：“典租期三年，租价一百大洋”。

你没看错，就像当铺里当棉袄、当玉镯子一样，在这个活人不如狗的年代，大活人照样能挂个牌子，“当”出去换钱。

这一百大洋，买断的不是这女人的下半辈子，而是她整整三年的子宫使用权。

这事儿吧，现在听着像恐怖故事，可在晚清那会儿，这就是许多底层家庭救命的最后的一跟稻草——“典妻”。

很多人一聊清朝就扯什么慈禧太后一顿饭吃多少银子，洋务运动搞得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往下看，看看那些在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就知道大清早就没救了。

今儿个咱们不聊那些大人物，专门唠唠这个让现代人头皮发麻的“借腹生子”生意，看看那层所谓的“礼仪之邦”遮羞布底下，到底藏着怎么个吃人法。

咱们得先捋捋，这种早在汉代就被骂、历朝历代都明令禁止的丑事儿，怎么到了清朝末期反而遍地开花了？

说白了，就是穷闹的。

晚清那社会就像个漏风的破庙，顶上是赔款的巨债，底下是旱灾水灾轮着来。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可脑子里还刻着那个死理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这就造成了一个特别畸形的市场。

一边是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上的光棍或者贫民，另一边是兜里有两个钱、家里正妻生不出儿子的土财主。

穷人为了活命想卖老婆，富人为了香火想买肚子，一来二去，穷人为了活命卖老婆，富人为了香火买肚子，这买卖做得那叫一个血淋淋。

这中间还有个特别讽刺的事儿。

那时候的人死要面子，觉得“卖老婆”太难听，好像这绿帽子戴得太实诚了。

于是就发明了个词叫“典”。

你想啊，当铺里的东西，当期满了是能赎回来的。

用“典”字，这男人心里就好受点：我不是卖老婆，我是把老婆“租”出去几年，以后还得回来的。

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也就是那时候的男人能想得出来。

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行情”，这事儿在江浙、福建那边特别多，甚至都产业化了。

那时候有专门的媒婆，这会儿叫“中人”，两头牵线。

双方还得像模像样地立字据，写清楚“典期”，一般是三到五年；再写明“典价”，这价格可就有讲究了。

看年纪、看长相，最关键的是看“屁股大不大”、“好不好生养”。

这就跟菜市场挑牲口没啥区别，完全没人把这女人当人看。

这契约一旦签了字、画了押，这女人就得收拾包袱，离开自己的家，去买主家里住。

注意啊，这可不是去当少奶奶的。

在买主家，她身份尴尬得很。

说是妻吧，人家有正房太太；说是妾吧，她是有期限的；说是佣人吧，她唯一的任务又是生孩子。

我也翻到过一些那会候的笔记，里面记的规矩更是严得变态。

契约里通常有一条死命令：在典当期间，原配丈夫绝对不能跟妻子见面，更别提有什么肌肤之亲。

这哪是借妻啊，这分明是把活人当成了租赁来的耕牛，用完了再还给你。

而被典出去的女人呢？

她心里苦啊。

她是为了原来的家不散、孩子不饿死才出来的，可为了救那一头的孩子，她得在这头给别人生孩子。

这就是那个年代最讽刺的贞洁观：为了给丈夫守节，得先去伺候别的男人。

我也琢磨过，清朝不是最爱发什么“贞节牌坊”吗？

这事儿官府不管？

嘿，你猜怎么着？

官府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生存危机和香火传承面前，法律就是张废纸。

对于底层男人来说，相比于戴绿帽子，断子绝孙才是最大的恐惧。

至于女人？

在那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的年代，她就是个会喘气的私有财产。

丈夫说要把你“典”出去换口粮，你敢说个不字？

甚至在当时那种扭曲的环境里，这还会被说成是“贤惠”、“顾家”。

但这事儿最让人受不了的，还不是这三五年的折磨，而是合约期满的那一天。

按规矩，“货银两讫”，女人必须回原来的家。

这听着像是团圆是吧？

其实是另一场生离死别。

因为契约里写得明明白白：她在典期内生的孩子，那是买主家的种，完全归买主所有，她一个都带不走。

你试想一下那个场景。

一个母亲，怀胎十月，哺乳三年，孩子刚会叫娘，她就得被赶出门。

那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当娘的在门口磕头求着再看一眼，哪怕再喂一口奶都行。

可大门“咣当”一声关上了。

她只能抹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走回那个把她卖了的家。

回到原先那个家就能好了？

难。

那一百大洋早就被丈夫花光了，甚至可能又欠了一屁股债。

看着眼前这个拿着自己卖身钱苟活下来的窝囊废丈夫，再想想那个留在富人家里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孩子，这种日子，跟在地狱里有什么区别？

多少女人回来之后疯了、傻了，或者是上吊寻了短见。

所谓的破镜重圆，那镜子早就碎成渣了，扎得满手都是血。

这种“典妻”的烂事儿，把女人的尊严践踏到了泥土里，也把底层老百姓的活路堵得死死的。

富人花钱买断了穷人的血脉，穷人靠出卖妻子维持那点可怜的呼吸。

这哪里是过日子，分明就是互相吃人。

当一个社会，逼得人必须靠“租赁妻子”来延续香火，靠“出卖母亲”来养活孩子时，这根基早就烂透了。

到了民国，虽然法律上废了这玩意儿，但这种陋习在偏远农村还延续了不少年头。

直到新中国成立，彻底砸碎了那些吃人的旧枷锁，这荒唐的一页才算翻过去。

刚才我又看了一眼那张发黄的契约，那个叫“王氏”的女人，连个全名都没留下。

她在那个大宅门里熬过的三年，流过的眼泪，只有这张纸记得。

那一九五零年颁布的新婚姻法，彻底废除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典妻这种罪恶，这才算是彻底进了坟墓。

参考资料：

浙江省档案馆藏，《清末民初宁波府民事契约汇编》，民国抄本。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潘光旦，《中国性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