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师长搭车偶遇老农，临别一句打听，竟喊出亲爹！

1953年，志愿军师长王扶之负伤回国，偶遇一赶车老丈，于是便乘车回家，两人相谈甚欢，可谁料分别之前，老农询问道：“我儿王硕，12岁就参了军，你能帮我打听一下吗？”王扶之听完浑身一颤，喊道：“爹，我就是王硕呀！”

1953年的陕北，一个穿着旧军装的汉子走在通往子洲县乡下的土路上，背上的帆布包坠得死沉，包里没装什么值钱物件，除了两斤给老人的关东糖、一件御寒的棉袄，还有一块炮弹片。

这天的日头有点毒，晒得土路上的浮尘直冒烟，王扶之的额角渗出汗珠，混着伤口的隐痛，让他忍不住靠在路边的老槐树下歇脚。远处传来“吱呀”的车轮声，一辆牛车慢悠悠晃过来，赶车的老农头发花白，脸上刻满了沟壑，手里的鞭子轻轻搭在牛背上，没舍得真抽。“后生，去哪儿？”老农嗓门洪亮，带着陕北人特有的质朴，“这天儿热得邪乎，上车搭个伴儿？”

王扶之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硝烟熏得有些发黄的牙，顺势爬上了牛车。车上铺着一层干草，带着太阳的味道，他往草上一坐，后背的疼痛竟缓解了几分。老农递过来一个水壶，“喝口凉水，解解暑。”他接过水壶猛灌了几口，凉水顺着喉咙往下淌，激得打了个寒颤，也把一路的疲惫冲散了些。

两人就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老农说自己姓王，就住在前面的傅家新庄（后迁居王家湾一带），这辈子就守着几亩薄田，唯一的念想就是参军的儿子。“我儿叫王硕，当年才12岁，瘦得像根豆芽菜，却非要去当兵，”老农的声音低了下去，手不自觉地摩挲着车帮，“走的时候我没拦他，战乱年代能跟着红军有口饭吃就好，他还跟我说，等打跑了敌人就回来，给我盖三间大瓦房，可这一等就是十八年，连封信都没寄回过。”

王扶之的心猛地一沉，手里的水壶差点滑落在地。12岁、王硕、傅家新庄，这几个词像重锤一样砸在他的心上，那些被战火掩埋的记忆突然涌了上来——临走前爹塞给他两个窝头，一直送他到村口土坡，没骂也没打，只是红着眼喊：“娃，活着回来！”

他强压着心头的翻涌，装作随意地问：“大叔，您儿子参军那年，是不是还穿了件打补丁的蓝布褂子？领口好像还绣了个字？”

老农愣了一下，眼睛突然亮了：“对对对！你怎么知道？那是他娘临终前给缝的，领口绣着个‘硕’字！”

就是这一刻，王扶之再也忍不住了，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冲到了头顶，他猛地站起身，因为动作太急，牵动了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却还是对着老农哽咽着喊出了那两个字：“爹，我就是王硕呀！”

老农整个人都僵住了，手里的鞭子“啪嗒”掉在地上。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汉子，军装洗得发白，肩膀上还留着伤愈后的疤痕，眉眼间依稀还是当年那个瘦小子的模样，可又多了几分战场历练出的刚毅。“你……你说啥？”老农的声音颤抖着，伸手想去摸他的脸，却又怕这是梦，手在半空中停了好久。

老农接过关东糖，粗糙的手不停地颤抖，糖纸都被捏皱了。他突然抱住王扶之，老泪纵横：“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就知道你这娃命大，当年那么多硬仗都挺过来了，肯定能活着回来！”牛车还在慢悠悠地走着，老牛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突如其来的重逢，脚步放得更缓了，路边的蝉鸣依旧聒噪，却衬得车厢里的哭声格外真切。

王扶之靠在爹的肩膀上，感受着久违的温暖，后背的炮弹片似乎也不那么疼了。他想起坑道里与战友以尿代水、互相推让生还希望的日夜，想起彭老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救援命令，想起那些永远留在朝鲜战场上的年轻战友。突然明白，他们舍生忘死的坚守，不就是为了让更多这样的家庭能够团聚吗？多少年轻的战士，把青春和生命留在了异国他乡，他们的爹娘，或许也像爹一样，日复一日地守在村口，盼着一个归期。

车子驶进村子时，村里的人都围了过来，看着跪倒在老农面前的王扶之，听着老农哽咽的诉说，一个个都红了眼眶。有人感叹：“老王头，你总算盼到儿子了！”也有人抹着眼泪说：“这孩子，当年还是个跟在红军屁股后面跑的小不点，如今都成了打胜仗的大英雄了！”王扶之站起身，对着乡亲们深深鞠了一躬，他知道，自己能活着回来，是多么幸运——坑道塌方后能幸存，靠的是战友的救援和一丝生机；时隔十八年能与父重逢，靠的是这份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而这份幸运，是无数战友用生命换来的。

他把那件御寒的棉袄披在爹的身上，又摸了摸帆布包里的炮弹片，心里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爹，守护好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战争的创伤或许难以磨灭，但亲情的温暖，总能抚平所有的伤痛；军人的牺牲或许默默无闻，但他们的坚守，终究能换来家国安宁。我们不该忘记，今天的岁月静好，正是无数个“王扶之”用青春、鲜血甚至生命换来的，这份家国情怀，值得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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