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人情：旧上海银行业的舞弊与应对

多年前因为一个口述历史项目，采访过几位银行职员。当时他们年纪最轻的76岁，最大的93岁，都是著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的员工。其中93岁的郎念祖先生，还是上海银行沪办的秘书室主任，与总经理陈光甫有过直接接触。陈光甫曾叫他去处理一桩舞弊案。

据郎老先生回忆：“有一个姓陈的银行职员，贪污挪用了30多万元。被人发觉后逃掉了，据说去了东北，银行悬赏5万元抓他，但一直没有抓到。解放后此人我还见过，大概不了了之了。陈光甫最恨，也最怕这样的人，所以对吃喝嫖赌管得最紧，不允许银行职员到娱乐场所去。”

20世纪30年代上海街头的运银车。上海银行。视觉中国 图

一家经营如此成功的银行，居然有舞弊大案，这让人始料未及。后来查阅了一些银行档案资料，发现在旧中国腐败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上海各银行的舞弊案不仅层出不穷，而且触目惊心，只是各家银行考虑到自身名誉，不愿声张，故而鲜为人知。

以上海银行为例，从1920年至1934年，该行计有76人案发，舞弊金额达88万余元。舞弊的主要手段，有银行会计和出纳员舞弊、银行职员携款潜逃、银行职员内外勾结舞弊、直接从现金下手等手段。郎念祖先生所说的陈姓职员舞弊案，在档案里也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该职员名陈民德，为上海银行界路分行票据稽核员，他先在界路分行开立一个活期存户，然后开出巨额支票，交其他银行开户代收，从中贪污巨款17万元（郎老回忆数额，因年代久远，与档案记载有出入）。

那么17万元相当于现今的多少钱呢？上海广发银行纪委书记、金融史专家刘平博士，对金融舞弊案研究甚详，据他告知，“如果按照粗略的购买力计算，当时的1元相当于今天的100元，那么这笔款项至少也相当于今天的1700万元！”

事情败露后，陈逃之夭夭。差不多同时，上海银行信阳寄庄办事员程世彰，也携款2万5千多元潜逃。因两人事发都在1934年4月，银行方面统称为“程世彰、陈民德携款潜逃案”。

银行舞弊案中，携款潜逃案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最大，因银行职员一旦潜逃，不但资金无法及时截住，且经银行本身的登报悬赏、法院的通缉和新闻界的渲染炒作，致使事件发酵，这对银行信誉打击最为严重，是银行方面最不愿意看见的后果。银行发生舞弊案后，一般多对外采取隐瞒手段。

但陈光甫却在案发后，立即命人向警方报案，并通过新闻媒体发布悬赏缉拿嫌犯的启事，公开悬洋2000元缉拿程世彰、悬洋5000元缉拿陈民德。

在陈光甫的严厉督促下，银行内部全力弥补管理漏洞，采取的措施大体有四：严肃处理舞弊人员，以儆效尤；及时采取整改措施，堵塞漏洞；加强人事监督，防患于未萌；启动索赔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银行员工舞弊案的发生，除却主观因素，往往由于投机失败，或入不敷出，受环境之逼迫，不得已而出此下策。陈光甫因此发布通告，告诫所有员工，舞弊者“其动机应可早见，故同人平日之行为及生活，亟须加以注意。如有豪华习惯，投机嫌疑，及其支出时常超过其收入者，则一方面亟应善言规劝，一方面更当冷眼观察。情节重大者，随时报告主管人员核办，务求防患于未萌，除恶于未然。”（《人字通告第五号》。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Q65-2-60）

据笔者采访的几位“老银行”回忆，舞弊案发生后，上海银行设立了检查员室，直接归陈光甫领导，检查员下来检查时，不打招呼，到后先盘点现钞库存，再查帐，特别查有无违反制度。

舞弊案一旦发生，如何将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是银行方面最先考虑的问题。上海银行通过截阻资金、要求保人赔偿和向保险公司索赔，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银行的经济损失。

银行对一般员工的学历要求不很高，初中、高中都可以，但一要考试，二要保人，三要保金。保金一般300元，在当时决不是小数目。新员工到岗后，这300元就变成了一纸存单，如发生舞弊情事，这份保金首先会被扣除。

除保金外，进入银行工作，尚须有殷实保人作担保，一旦发生诸如舞弊或亏欠公款情事，除依法惩办外，所有损失由当事人如数偿还；如无法偿还，则须由家人或保人赔出。保人如因病逝、变故等原因无法继续担保的，银行会责成雇员另外寻觅合适的保人。

从《上海银行舞弊案研究》、《上海银行舞弊职员名录》等档案内容看，银行发生舞弊案后，损失“大部分由保人及保险公司赔出”。如1930年10月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的一名堆栈员工，“伪造栈单，假造支票，舞弊八千元，”案发后“款由保人赔出，本人开除”。

1932年4月，上海银行收解部某出纳员采取旅行支票一票两付方法舞弊。该员“系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平常办事勤恳，忽于某一时期精神不振，形迹有异，主管员调查其行为，知有冶游情事，乃急检查其帐目，发现有旅行支票一票两付，计舞弊550元，由保人如数赔出，该员开除。”（《本行行员舞弊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Q65-2-60）1933年天津分理处出纳、会计为嫖赌贪污挪用公款，结果一人由其父“尽数赔出”，另一人因无力赔偿，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程世彰、陈民德携款潜逃后，虽通过多种努力查缉，但无下落。在犯案人查找不着的情况下，上海银行上诉法院，要求程世彰的保人李养和赔偿银行损失。经法院判决，保人李养和须赔偿银行损失，因李家道中落，拿不出这笔赔款，法院又查封了李养和的一套住宅。陈民德舞弊案，上海银行截得陈民德名下财产4万余元，并向其保人、苏州某绸缎庄经理何颖生索赔，其余损失经与保险公司交涉赔出。

1930年后，陈光甫联络其他金融界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信用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营业即为信用保险，“专为银行、公司、商店、学校、医院、工厂等之职员事务员保证，设遇舞弊情事发生，即由该公司负赔偿之责”。（《中国征信所调查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Q320-1-927）因此银行损失的部分资金，是保险公司理赔给付的。

为了从根本上禁绝舞弊事件，陈光甫一直提倡“行即是我，我即是行”，允许职员购买银行股票，并为员工提供优厚的福利待遇，初入行的小职员，待遇在三四十元左右，足够养活一家四五口人。

虹口同济路同济里，这一片以前都是上海银行的宿舍。一位姓吉的“老银行”住的是一幢三层楼的里弄房子，居住面积约90余平方米。他感慨地说：“我父亲进入上海银行后，就住在这里（除抗战八年外），我从小起到现在一直住在这里，转眼已经70多年了。”他后来顶替父亲进入上海银行工作，一直到退休。郎念祖住的也是银行的房子。

银行宿舍的条件很不错，司诺克、乒乓、棋牌活动和图书室一应俱全，惟独不准搓麻将。由于小区管理有方，配套设施到位，员工素质普遍较高，银行小区称得上现代高档小区的滥觞。其他福利方面，员工有免费午餐、医护室、理发室等享用，每天上下班都有班车接送，生活安置周到便利，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福利社会，银行工作被人视为“金饭碗”，相应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

老员工回忆说：“上海的花花世界本来就容易让人堕落，再放任年轻人到舞厅里玩，早晚要出事，陈光甫把宿舍都安排在老远的地方，也是这个道理，不让人接触坏的诱惑，他宁可每天派车接人上下班。如果这方面有了苗头，哪怕很小的苗头，就是中高级职员，一样处理”。

银行的用意，“使行员生活安定，无后顾之忧，不致见异思迁，舞弊犯法”，员工不因生活拮据而铤而走险，并尽可能提高精神素养，也便于集中管理和相互监督，以此作为减少舞弊案发生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安居乐业、不过如此。

《上海银行家：民国金融往事》，邢建榕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2025年7月，376页，68.00元

来源：邢建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