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旗袍捐赠人贝洽：母亲的衣橱跨越世纪风华

“摩登华影：海派旗袍与百年时尚”特展近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展出的部分核心展品精选自民国时期知名银行家贝祖诒（建筑大师贝聿铭的父亲）之女贝洽女士的捐赠。2021年，贝洽女士将其母亲蒋士云（贝聿铭的继母）274件/套旗袍服饰无偿捐赠给上博。

“母亲的衣橱就像一座流动的博物馆，每一件衣裳都诉说着她跨越世纪的风华。”从成长于苏州和北京的闺秀到上海名媛，再到纽约名流，女儿贝洽口中讲述的蒋士云与旗袍的故事，远超时尚范畴本身，代表了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缩影。

视频：贝洽忆母亲蒋士云与旗袍的故事。(03:32)

“这是一件她非常喜爱的旗袍，每逢重要的生日或是舞会，她都会穿着这件衣服。我记得她八十多岁穿着这条裙子跳舞的样子，她那时身材依旧很好，腰线依然清晰。”

图为蒋士云女士最喜欢的旗袍 黑乔其纱地闪片绣几何花卉纹旗袍 20世纪60-70年代 上海博物馆藏 2021年贝洽女士捐赠

“我还可以给你们看她九十岁生日时穿的旗袍，那也是一场生日舞会，她穿的是这件绿色的旗袍，当时舞会的主题是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她和朋友们都精心打扮……”

展览现场 图为蒋士云女士90岁生日时所穿旗袍

在上海博物馆“摩登华影：海派旗袍与百年时尚”展厅内，上海博物馆捐赠人、 “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基金会主席贝洽女士在一套绿色的旗袍套装前驻足，讲述母亲穿着旗袍时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搭配什么样款式的鞋和饰品，呈现何种身姿。

图为贝洽女士在展厅讲述母亲与旗袍往事

眼前的贝洽女士也有着名门之后的优雅仪态与气质，身着一款棕绿色旗袍风格上装，由彼时的迪奥设计师约翰·加里亚诺（John Galliano）所设计，呼应展厅内以及同一时期设计师以东方美学为灵感所设计的多款带有中国元素的旗袍风格服饰。

“这是唯一一个时期我买了中国旗袍风格的服饰。”贝洽坦言，母亲对于旗袍的执着态度未能影响到她，“我在西方长大，觉得它过于束缚”，“连颈部的线条都要保持克制”。然而她明白母亲一辈子穿着旗袍的坚持，“旗袍承载着一种文化传承，即便她移居美国，仍然穿旗袍，把它视作中国的象征。”

贝洽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父亲贝祖诒（1893-1982）出身著名的苏州贝氏家族，曾任中央银行总裁，其母蒋士云（1912-2016）为20世纪20年代末中华民国驻罗马与巴黎大使馆代办蒋履福之女。1930年代，蒋士云与贝祖诒成婚，随贝祖诒在上海生活，40年代举家移居美国。“母亲一生在中西文化交融的环境中成长和生活，对于中国传统和世界设计有着将近百年的阅历，具备了独到的眼光和时尚品味。”贝洽说。

蒋士云（左）与贝洽

2021年，她将母亲收藏的旗袍服饰无偿捐赠给上博。2025年12月22日，在上海博物馆开幕的“摩登华影：海派旗袍与百年时尚”特展，展出的部分核心展品即精选自贝洽女士的捐赠。展览开幕当日，上海博物馆为贝洽女士举办了捐赠仪式。

“即便年过百岁，她依然保持衣着得体、仪态端庄，始终追求精致与舒适的统一。我们将她的服饰等遗物无偿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希望她对于百年时尚的独到感悟与对中西融合服饰设计的深刻理解能随藏品入藏博物馆而得以长久地存世。”贝洽说。

对话｜上海博物馆捐赠人贝洽

让旗袍回归发源的城市

澎湃新闻：为何选择将你母亲的这批旗袍服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贝洽：我认为旗袍起源于上海。当我发现母亲留下了如此多的旗袍时，将它们归还给这座旗袍发源的城市，显得格外恰当。

展览现场

她拥有数量惊人的旗袍——我一共捐赠了288件（274件/组）。她活到104岁，从不丢弃任何东西，所有旗袍都被她仔细地收存在一个个箱子里。她去世后，我整理她的衣橱，看到了近些年定制的旗袍；随后又到了她公寓的地下室，发现了更多装满旗袍的箱子，那些都是多年前的旧作，她只是将它们一件件打包，静静地放进行李箱中保存起来。

澎湃新闻：您母亲与旗袍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这些旗袍是否与母亲人生中的重要节点有关？

贝洽：她18岁时与我父亲结婚，随后来到上海生活。那时候，中西合璧的社交聚会十分频繁，她在上海家中有一位住家的裁缝杨师傅，几乎每天都会为她量身制作一件新衣，好让她穿着出席各类晚宴和活动。

蒋士云与贝祖诒

而后她移居美国，却几乎没有把这些旗袍带走——即便带了，也只是极少数，因为她始终以为自己还会回到中国，然而这一走，终究未能成行。

从20世纪50年代起，她定居纽约，往返香港。期间意外重逢了当年住在家中的那位裁缝。杨师傅已从上海移居香港，专为当地女士制作旗袍。于是，他们重新建立起合作关系，继续为她量身定制旗袍。

黑白涡旋纹提花绒旗袍套装 20世纪60年代 上海博物馆藏 2021年贝洽女士捐赠

她在纽约从未请过裁缝。通常的做法是托朋友把面料带到香港制成旗袍，或者在夏天我们回香港时，杨师傅会上门重新量体，再为她制作旗袍。因此，如今展出的许多20世纪50、60年代的旗袍，正是出自这位最早在家中为她制衣的上海裁缝之手，延续了最初的工艺与风格。

“不要让衣服穿你，而是你要驾驭衣服”

澎湃新闻：印象中你的母亲会在什么场合穿着旗袍，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母亲对旗袍的态度有否影响到你？

贝洽：我从小看到的母亲，始终穿着旗袍，她从不穿西式服装，一直如此。在我看来，这也是她们能够保持身材苗条的原因之一——如果吃得多了，就穿不进旗袍了。西方服装则不同，吃多了穿件宽松的运动衫也无妨；而旗袍贴身合体，只要稍微放纵饮食，身形的变化立刻就会显现出来。

图为蒋士云女士身穿旗袍并佩戴首饰的留影

她总会为婚礼或重要宴会定制做工格外精致、华美的旗袍。她对穿衣有一种近乎执着的态度，也有自己钟爱的款式。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让衣服穿你，而是你要驾驭衣服。”这正是她始终坚持的一种穿衣哲学。

澎湃新闻：她遗留的这批旗袍在款式或风格上有哪些鲜明特征？这些旗袍是否反映了中西文化交融的审美取向？

贝洽：我看到其中一些面料时，立刻想起特定的时期，大约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时的面料经过特殊处理，花纹看起来像被水洗过一样，花朵的轮廓略显模糊，却非常柔和。我可以在展览中指给你们看。

黑白纵条红玫瑰纹印经缎旗袍 20世纪50年代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2021年贝洽女士捐赠

那正是我们在香港生活和往返的年代，我们会在香港选购面料，然后用同样的布料制作配套的鞋子和手袋。虽然这些配饰如今大多已经不在了，但当时旗袍常常配有同款鞋子和包袋，是完整的一整套造型。

有少数较早的旗袍可能来自上海。正如我之前提到的，1949年她离开时以为自己还会回来，因此只带走了几件。你可以看到那些旗袍的腰身非常纤细。

20 世纪70 年代 上海博物馆藏 2021年贝洽女士捐赠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她有时会用同样的面料搭配制作外套；也曾一度受到越南服饰的影响，做过开衩较高、内搭长裤、类似越南传统服装的款式。这样的尝试并不算多，大多数时候她仍然坚持传统的旗袍形式，但会通过面料的选择来体现个人风格。因此，她总是热衷于选购布料，尤其是在我们去欧洲旅行时，她一定会拉着我逛各类布料店，寻找新的灵感。

在她104岁的人生，直到她最后十年或者十五年左右，她逐渐更注重穿着的舒适性，有时她只穿旗袍式的上装，而不再穿完整的长款旗袍。因为一旦穿旗袍，意味着那是一种极其自律的生活方式，连颈部的线条都需要保持克制。也正因如此，我一直不太喜欢穿旗袍——我是在西方长大的，觉得它过于束缚；但如今我逐渐明白，她们当初为何会如此坚持。

旗袍承载着文化传承

澎湃新闻：那么在你看来，她当初为何会如此坚持，近乎一生都穿着旗袍？

贝洽：我认为旗袍是她表达创造力的一种出口，因为她不是画家，也没有从事职业工作。于是，旗袍成了她进行创作的方式——把创意直接穿在自己身上。某种意义上，这几乎就像做一名设计师，只不过模特始终是她自己。款式和廓形大体相同，但可以通过面料的选择、或搭配一件略有变化的外套，来实现个性化。

在当年的纽约，她身边有一群华人朋友，大家都穿旗袍，彼此之间多少会有些“较劲”，希望穿得更特别、更出众。在这样的氛围中，她显得尤为富有创造力。

展览现场

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她一到美国就学会了开车。她在那个年代非常前卫，甚至会根据汽车的颜色来搭配自己的旗袍——她会特意挑选某种颜色的车，再让旗袍与之呼应。比如50年代她买过两辆凯迪拉克的车，先是一辆金色的车，于是她会搭配金色的连衣裙来开那辆车。两年之后，她又买了一辆淡紫色的车，于是她又会穿淡紫色的衣服来搭配。你们在展览中看到的那些淡紫色旗袍，正是她最钟爱的颜色。

嫩绿色地珠带绣花卉纹网纱旗袍 20世纪40-50年代 上海博物馆藏 2021年贝洽女士捐赠

我认为旗袍承载着一种文化传承。展览可能会让观众看到它的延续性：即便她移居美国，她仍然穿旗袍，把它作为中国的象征。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纽约，华人女性非常少，所以她必须穿旗袍以突出自己的身份。她非常自豪，希望展示给别人看：“这是一件美丽的衣服，而我正穿着它。”

始于30年前的上海博物馆之友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待母亲的旗袍在上博展厅的展示？

贝洽：上海博物馆的团队非常专业，展示的效果令人赞叹。他们告诉我，为了更好地展示和保护这些旗袍，特意根据不同时期的身形制作了三种人体模型：年轻时、中年时以及年长时的身形。因此，在旗袍的陈列与保护上，他们做得非常细致、周到。

白地浅紫色玫瑰纹提花印花绒旗袍套装 20 世纪70 年代 上海博物馆藏 2021年贝洽女士捐赠

澎湃新闻：您本人也学艺术出身，是长期支持上海博物馆的文化推动者。30年前，您创办“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基金会，当时出于何种想法？您如何看待海外华人参与中国博物馆建设的意义？

贝洽：我第一次回到上海是在1994年，当时我被介绍认识了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馆长。那时他们还戴着安全帽，因为博物馆的人民广场新馆正在建设中。他们带我参观了一圈，但那时博物馆还未完工。

我回到纽约，随后一周就接到了汪馆长的长途电话。他说，他们希望上海博物馆在美国获得更多关注，需要有人来协助筹建相关的支持组织。两位馆长甚至亲自飞到纽约，我在公寓里为他们举办欢迎宴会。因为我曾从事艺术工作，也认识许多美国博物馆的朋友，知道有卢浮宫的美国之友、大英博物馆的美国之友。我建议说，不如成立一个“上海博物馆美国之友”吧。他们同意了，于是就开始着手筹建。

我们请律师处理相关手续，非常幸运，当时正值美中关系逐渐密切的时期，我后来才知道以前有人尝试过成立类似机构，但都没能成功，因为无法获得501(c)(3)的免税资格。（编者按：501c3是美国税法的一个条款。该条款是给宗教、慈善、教育等组织以免税待遇，有两种：一是组织不需交所得税；第二，捐赠者将钱捐赠给C3机构，捐赠的钱数将从个人所得税中减掉。这是鼓励个人和企业给C3组织捐赠。）幸运的是，我们成功了，时机非常合适，很快就获得了批准。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组建董事会。我考虑到中国艺术并非我的专业领域，于是向周围的朋友请教。他们推荐了几位合适的人选，包括范季融（George Fan），他是一位青铜器收藏家；李雪曼（Sherman Lee），他是美国博物馆界重要的中国艺术史专家与策展人等。然后我又邀请了一些学术界的专家作为顾问。于是我们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开端。说实话，我没想到这个组织能持续这么久。回忆过往，无论如何，那都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