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新村”生活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书志

　　1918年夏，新民学会会员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半工半读，在进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新社会生活”，他们寻找和探索着一种新的家庭、新的学校和新的社会生活。

　　1918年4月，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罗章龙等人。深受《新青年》“民主”“科学”思想感召，新民学会会员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同年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便邀请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组织“工读同志会”，在岳麓书院半学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半工半读，进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新社会生活”。

　　工读互助和新村主义

　　毛泽东在求学时，亲录了《离骚》中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20世纪初，各种思潮涌进中国，它们都号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这些名称不同的“主义”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热衷于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接纳各种新思潮中，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工读互助和新村主义。为此，毛泽东设计了一个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作为他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毛泽东认为“创造新学校，实施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连”，新学校中的学生是创造新家庭的成员，也是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毛泽东在“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其次，生活在“新村”的新人们，实行“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毛泽东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4小时工作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养鸡鱼6项。

　　毛泽东提出“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麓山新村”生活

　　毛泽东为寻找这一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可是，毛泽东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场所。

　　谭延闿二次督湘时，他们的老师杨昌济等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昌济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人，一同搬进了岳麓书院半学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大讲堂左侧的半学斋却是在岳麓山的深山之中了。半学斋的“半学”一词源于《尚书·说命篇》“惟斅半学”一语，即半教半学、教学相长的意思。斋门两侧挂楹联：“惟楚有材，三湘弟子遍天下；于世无偶，百代弦歌贯古今”。半学斋是历代山长居住的地方。1903年，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半学斋成为师生们的居舍。

　　毛泽东等在半学斋开始了他们的“麓山新村”生活。爱晚亭离半学斋很近，一有空闲，他们便相约一起看书、谈论，有时候夏天还抱着篾席，到这里乘凉露宿。他们都是穷学生，完成自学之外，每天过着脚穿草鞋，上山砍柴、自己挑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但他们不愁穷、不怕苦，每天照常读自己爱读的书，讨论共同关心的哲学以及时事问题。

　　毛泽东对岳麓书院情有独钟，多次寓居半学斋。1916年暑假期间，毛泽东通过杨昌济老师介绍，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学。1918年夏，毛泽东与张昆弟、蔡和森等挚友寓居半学斋，探讨改造社会，组建岳麓“新村”，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组织勤工俭学，支持学友们出国留学。1919年8月中旬，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了《湘江评论》，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毛泽东转入岳麓书院半学斋，继续从事主编《新湖南》杂志等革命活动。

　　炎炎夏日，毛泽东等在距半学斋半里之遥的山谷中选了几块向阳的坡地，开垦过来，在近泉水的地方种水稻，高岸地种蔬菜，山坡地栽种红薯、玉米；坚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热口渴，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放在树荫处；他们头戴草帽，光着膀子，挥锄挖土，挑粪浇菜。种田的工作确实辛苦，他们却从不叫苦叫累。毛泽东认为实行“工读主义”，就是要使学生养成乐于农村生活的习惯，纠正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时弊。创造新学校、新教育，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要使家庭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须矢志“创造其新”，才能达到。

　　探索新的社会生活

　　毛泽东一直憧憬一个乌托邦——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世界。毛泽东受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影响，自觉地锻炼自己，准备承担将来的社会责任。毛泽东直言剖白，“陶渊明归隐，是避世；我们恰恰相反，是志同道合，组建岳麓新村，一起跟恶社会抗争，是黑社会的一盏灯，火虽小，却光明！”

　　毛泽东这一批“新民”们不满现实，反对军阀，对“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抱有模糊的热情，但他们的心是纯洁的，态度是极其认真的，都一心一意寻找一种新的家庭、新的学校和新的社会生活。

　　历史如此记载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的结局：“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工厂并不多，家政服务少之又少，他们在做完从社会上接来的抄写、刻板、送报纸和洗衣服的工作外，无其他事可做。总之，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也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逐渐沉寂了”。

　　毛泽东实践了这种岳麓“新村”计划。这种工读生活，大家感到一种分外的振奋……然而大家的心情并不悠闲，个人前途也不明晰。自己向何处去，湖南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许多的复杂问题？毛泽东的心情是最不平静的。他身在麓山，心忧天下。岳麓山古迹中流传的那副对联：“四面云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正好作为毛泽东当时心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