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甲骨发问 以风骨作答

◎王驱之

继《国子监风波》之后，光束戏剧推出了又一部历史题材的原创话剧《问骨》。剧作主人公王懿荣是晚清金石学家，以最早发现甲骨文著称于世。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他与妻子谢云鹤及儿媳张允淑一同投井殉国。

死亡是历史中最深刻、最显性的事实，而在艺术创作中，它又是最具个人性的事件。剧作以王懿荣举家殉国开启，回溯他在生命最后几年的探寻与叩问，为我们呈现出晚清士人交际的生动面貌，以及他们复杂的精神世界。

国之柱石：颓世之风骨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世界，万象勃发，日新月异。在古老的东方，闳宇高耸，巨柱斑驳，一方古色古香的书房，美则美矣，却不免透出几分衰飒。本剧的三位关键人物依次登场。其中，王懿荣是清贫自守的京官，张人骏是主管广东刑狱的按察使，人称“香帅”的张之洞早已是声威赫赫的地方大员。时值甲午战争爆发，战事吃紧，各地民生也不容乐观。为了安抚治下百姓，张人骏在王懿荣家中设局，向张之洞借钱救急。张人骏有求于人，急切中难有定见；王懿荣计策已定，率直畅快；张之洞老成持重，装出个充耳不闻。戏剧张力就从这样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三人的关系、性格、志趣，面对严峻时局的所思所想，随着一番番推拒拉扯自然流露。王懿荣是金石大家，谈起历朝文风书道的变化眉飞色舞。张之洞马上反问：既然治学需要灵活变通，为何立朝处事时非得这么固执？两人一讲权变，一讲原则，随即争执不休。原来，当时正逢慈禧太后大寿庆典，群臣多揣摩上意任其铺张，王懿荣则上书劝谏，请求“暂停点景，但行朝贺”。张人骏求他趁着大家搜罗奇珍异宝，发挥鉴赏专长大赚一笔，用以补贴百姓；张之洞劝他不要锋芒毕露，既忤逆太后颜面，又影响帝后关系、触朝臣忌讳。两人一重民生，一重庙堂，行事皆被王懿荣斥为旁门左道。最终，王懿荣直陈胸中所想，他不愿做国子监祭酒的闲职，要回山东老家练兵备战。

位高权重的张之洞原本担心招致非议，不肯轻易表态，至此则深受感动，愿意鼎力相助。三人因姻亲关系、金石爱好相聚，又因政见不同、行事各异争执，终因共同的报国热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为国征战，或安定民生，或居中筹划，各得其所。舞台之上，三根巨大的立柱支撑起高耸的屋宇，似乎正象征着三位角色的风骨，他们是真正的国之柱石。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塑造这三位角色，剧作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细节。例如王懿荣以铭文断定青铜器主为鲍叔牙之孙，这片铭文拓片在历史上就见于其好友潘祖荫的《攀古楼彝器款识》，青铜器如今也以“鲍子镈”之名藏于国家博物馆。又如，张之洞称王懿荣“惯看模糊字，专攻穿凿文”，出自历史上他赠出的手迹。

随着剧情推进，王懿荣“性耿介，好诙谐，动辄玩世，使酒骂座”（《清稗类钞》）的性格得到更生动的塑造。这些功夫下在剧情之外，却是剧作质感所在。遗憾的是，如此高信息密度、快节奏的台词，在没有字幕支持的情况下，大部分观众只能入耳即过，无暇探求背后深藏的冰山。

殷有三仁：道同而途殊

然而，王懿荣的报国热情被现实轻易浇灭了。剧中几句念白，就将这段惨痛的经历匆忙带过。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寇在辽东大肆屠戮，身在山东练兵的王懿荣隔海闻知惨状，目眦欲裂，终不能左右战局。他深怨掌握南洋水师的张之洞按兵不动，未能北上相助，即便对方在战乱中替他保全了家眷，他也并不领情。眼见两人的关系降至冰点，张人骏便从中斡旋，请他们见面一叙。

这场戏火药味十足。气极的王懿荣言辞猛烈，面对辩解和劝解更是毫不讲忠恕之道，屡发诛心之论。于是，张之洞拂袖而去，只留下《论语》中的一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这句话堪称剧作的文眼。创作者借张人骏之口解释道：商纣王无道，社稷将倾，三位臣子虽抉择不同，箕子续道，微子护道，比干殉道，但皆归于仁。这又何尝不是剧中三位角色的写照呢？

此后的剧情里，以发现并一同研究甲骨为契机，王懿荣终与张之洞冰释前嫌。偶然发现的甲骨刻痕，似乎是古老文明对苦苦寻觅救国之道的王懿荣作出了某种回应，更为他的满腔愤懑提供了出口。王懿荣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他的救国事业。他与二人讨论着开展甲骨研究不仅能“正经补史”，更关乎“保国保种”，随即激动地擘画章程、商议邀请同好。来自殷商的甲骨，与“殷有三仁”的谶语交织在一起，在死与不死的天平上添了新的砝码——保全有用之身，做有价值的研究，或许是一条更好的出路。

但王懿荣拒绝这条出路。猝然袭来的庚子之变中止了甲骨研究，他走出书斋，担负起守卫京师的重任。对甲骨的叩问同样给予王懿荣力量，他诠释甲骨文的“国”字：“外廓为疆土，中枢为兵戈，须有人手持兵器保卫疆土方可有国！”可是一国之气早已荡然无存，他终因人事倾轧左支右绌，沦为无权无饷的“看街老兵”，不得不退回书斋，走向早已预设好的死亡。“国无道，至死不变。”（《中庸》）王懿荣的不通权变曾被时人讥讽嘲笑，至此则掷出一个无声的回答，令人叹不可及。

与此同时，曾与李鸿章不睦、讥其为“裱糊之匠”的张之洞，如今竟步其后尘，在疑心和毁谤中艰难地为清朝续命。欲从民生着手的张人骏，面对朝廷的朝令夕改、官员的首鼠两端，也只能感叹“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石柱上的斑驳暗示着三人的努力终归于失败，但他们已然践行了“仁”。

为何而殉：抉择背后的血肉

回到剧作在开篇时提出的问题：为何要殉？殉是唯一的出路吗？

殉当然并非唯一的出路。殷有三仁，比干谏而死——古老的格言已经阐明，死只是践行“仁”的途径之一。但总会有人选择殉，以证明一国之骨鲠犹在。剧中引用了《纽约时报》评价甲午战争清军死节者的句子：“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生命更宝贵。”

为何要殉？剧中的王懿荣自述：武臣殉职，文人殉道，近侍殉义，三途归一，不可苟生。历史所载他的绝笔更是精练之至：“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儒家推崇知其所止、臻于至善，君主有难而不能纾解，以死报之便成为臣子理所当然的归宿。在王懿荣所处的时代，这是不言自明的至理。

但历史没有记载王懿荣的妻子谢云鹤及儿媳张允淑这两位女子在殉死前的反应，而是默认她们同样怀着“主辱臣死”的逻辑——毕竟在文化传统上，她们作为家庭中的“臣”，同样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一家之“主”。

好在还有艺术创作，让两位女性角色在这部由士人风骨支撑起的剧作中，顽强地生长出了自己的血肉。谢云鹤，一个完全符合传统想象的贤妻良母形象，不辞辛劳地操持家事，支持丈夫所做的一切。但在这近乎符号化的描摹中，她还是散发出了难得的鲜活气息：为幼子哼唱“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谣，包容儿媳张允淑的“狂悖之语”，甚至在其影响下看起了禁书。谢云鹤的殉死，是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宣言，某种程度上，她就如同这块土地的化身。

张允淑则是剧中最接近现代人的角色。她与丈夫的情感真诚而健康，因此让人更觉心碎。她丧夫后本可以另择良缘，或是归宁家中，却因为王家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整理亡夫遗稿的意愿选择留下。她贪婪地汲取外部世界的讯息，憧憬新式女子学堂，坚信“军国之事，乃众人之事，岂分男女”，敢于说出“君主失责”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直到最后关头，她仍不甘白白送死，想要走出去，看到新的开始，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但是炮声隆隆，门外的世界冷峻残酷，她终于无路可走。和剧中的所有人一样，张允淑受困于旧时代，但她本该属于新的时代，只是被无情扼杀了一切的可能。

真正从旧时代逃脱的，只有作为讲述者的王崇焕。他在城破前被仆人救出，父亲王懿荣殉国时，他还不满九岁。此后的岁月里，他参与了早期同盟会，见证了清朝的覆灭、日本的投降，乃至新中国的成立。他对着新时代的观众讲完所有的故事，稚嫩着、迷茫着，问出了那个终极问题：“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该去哪儿？”幸而旧时代的风骨仍能在此刻作出回答，并不壮怀激烈，却足够深沉持久。一百多年前的那一天，王懿荣从容地用小楷写下绝命词，走向他为自己准备好的归宿，他说：“别害怕。”

以一部90分钟体量的话剧去承载20世纪初如此沉重的历史，浮光掠影，未免显出局促。但至少，剧作为我们展示了几个生动的切片。“甲骨虽残，犹可问天；人骨虽灭，风骨长存。”历史从来不是因为侥幸而留存，它会在冥冥中留下指引，等待我们发掘、叩问。

摄影/崔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