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将蜀汉推向绝境的，并非诸葛亮刘禅，而是斯文败类老匹夫的他

那年成都城快要守不住的时候，谁都没想到，站在朝堂中央说服刘禅放弃抵抗的，不是姜维，也不是太常陈祗，而是一个读书人——谯周。

他没披甲上阵，也没握兵权在手。

只是一介文臣，坐在案前写写文章，讲讲大道理。

可偏偏就是他，一张嘴，成了蜀汉最后的决策引导者。

那天早朝，气氛紧绷。

魏将邓艾已经逼近绵竹，成都离战火只剩几天。

刘禅召集大臣，想听听众人的主意。

有人提议死守，有人主张突围，还有人沉默不语。

可谯周站出来，只说了一句话：“陛下，若求一邦之安，非和不可。”

这话不重，但很稳。

他没有讥讽谁，也没推崇谁。

只是平静地摆出一堆利害，说敌强我弱，再战只会玉石俱焚。

刘禅听了，没反驳，只是低头默想。

那一刻，整个朝堂静得出奇。

可要说这事就这么简单，那可真低估了谯周。

得从头说起。

谯周是巴西人，出生在个书香门第，父亲谯荣是读《尚书》的大儒，家里满是经书。

他从小好学，天文地理、经史百家都钻研得很深。

那会儿的益州，文人圈子不大，谯周靠学问出了名，诸葛亮听说后，专门请他来做“劝学从事”——说白了，就是教书育人、引导士子。

他在益州办学几十年，培养出不少人才。

像《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就是他的学生。

还有后来投降晋朝、守住永安不降的罗宪，也拜过他门下。

这就有意思了。

他不是将军，却影响了一代官员的脑子；不是丞相，却在朝堂上说话能左右局势。

原因就在这几十年的“教书育人”里。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蜀汉中后期的政权更替中，谯周始终稳坐文教核心。

他不争不抢，只用笔和口，慢慢把“保全”“务实”“休养生息”的观念，一点点灌输进年轻人的头脑里。

当时的蜀汉已经不比早年。

起初靠诸葛亮苦撑，法纪严明，士气高涨。

可北伐未成，国库空虚，百姓疲敝。

姜维接手后，仍然坚持出兵，但朝中异议渐多。

258年，谯周写了篇《仇国论》，公开反对再战。

他在文中说，小国对大国，不能靠穷兵黩武；再打下去，只会引火烧身。

他没有点名，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批姜维，也是在反驳已经去世的诸葛亮。

奇怪的是，这种言论按理说该被斥为“动摇军心”，可谯周不仅没被贬，反而升官了，成了光禄大夫，位列九卿。

那几年，朝中不少年轻官员都对《仇国论》颇为认同。

不是他们没血性，而是他们从小听的，就是“现实为上”“休战为福”。

这些人，很多是谯周学生，或者受他影响。

这不是一篇文章的力量，而是几十年思想播种的结果。

当时的蜀汉，已经不像当初那样讲“汉贼不两立”了。

更多人追求的是稳定，是保命，是“安邦”。

姜维再怎么上疏请战，也敌不过朝中文臣的默然。

说起来，谯周并不主张投降。

他只是认为，打不过，就别打。

他在战前曾劝刘禅加强防守，也曾支持修筑防线。

可当魏军真的打到门口，他又是第一个站出来，说“降是对百姓最好的选择”。

这不是变卦，是他一直的底线：不求复国，只求不亡。

有人说他是“斯文败类”，也有人说他是“明哲保身”。

可从他那些年写的文章看，他并不贪图富贵，也没什么私心。

他只是觉得，再战必败，不战或许能保住一城百姓性命。

当然了，这种选择，注定会被后人争议。

投降之后，刘禅被封为“安乐公”，蜀中百姓也没遭遇大规模屠杀。

朝中不少大臣被安置在洛阳，继续任职。

谯周自己，也没有留在朝中，而是回到老家，讲学著书，没再出头露面。

后来，有人问陈寿：“你师父当年怎么就那么平静地接受了蜀汉灭亡？”

陈寿没直接回答，只留下了一句话：“谯太师之言，非为一人计，乃为一邦计。”

至于对不对，后人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