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壮丁的危害蒋介石心知肚明，为何他不改变？只因他做不到

别看1945年初的重庆城里歌舞升平，报纸上天天都是“胜利在望”，可是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办公室里，气氛却跟冰窖一样。

他面前摊着一张电报草稿，收报人不是哪个战区的司令，而是远在昆明的“云南王”龙云。

这纸上的字，要是传出去，能惊掉所有人的下巴。

那上面写的不是命令，也不是商量，字字句句，透着一股子低声下气的味道，简直就是哀求。

蒋介石恳请龙云，看在党国的份上，看在他个人的面子上，“慨允”云南再出个八到十万的兵。

为了让龙云点头，他甚至拍着胸脯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往后抗战再难，也绝不找云南的麻烦。

电报末尾，更是把自己的身段放到了尘埃里：“吾兄不仅功在党国，永志不忘，而于私心感怀更难名状。”

一个国家的头头，跟手底下一个地方头头要兵，搞得像是在借钱，还得写保证书，说好话。

这封电报，就像一道口子，把“全民抗战”那件华丽的袍子撕开了，露出了里面爬满虱子的烂棉絮。

一、空壳子的中央：命令到不了省门口

蒋介石为什么这么窝囊？

这事得从国民政府搬到重庆说起。

一退到西南这旮旯，整个天都变了。

过去在南京，财源是江浙沪的税收，军队是黄埔系拉起来的中央军，说话有底气。

现在倒好，沿海最富的地方全丢了，中央军在淞沪、武汉几场血战里拼光了老底子。

重庆这个政府，说白了就是个寄人篱下的“客居政权”，吃喝拉撒，全得指望西南这几个省。

你指望人家，人家腰杆子能不硬吗？

抗战刚开始那几年，全国各地还能凑凑人，到了1945年，四川一个省出的兵就占了全国的三成，整个大西南加起来快占了一半。

兵和粮食这两条命根子，死死攥在地方实力派手里。

你重庆发下来的文件，在人家地盘上，还不如地方头头的一句话好使。

就拿龙云的云南来说，那根本就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蒋介石的《国家兵役法》到了昆明，就是一张废纸。

重庆说要征兵十万，龙云给不给、给多少、给什么样的兵，全看他心情。

他要是高兴，给你凑点老弱病残；要是不高兴，一个兵都别想带出云南。

这种有心无力的感觉，不光蒋介石有，连派到地方上的一把手都深有体会。

1943年，四川省主席张群私下里跟朋友王世杰倒苦水，说四川的征兵征粮，已经搞成了“暴政”，老百姓活不下去，到处都是土匪。

他这个省主席，名义上是全省老大，实际上连下面一个县长怎么搞钱搞人都管不住，命令下去，底下人阳奉阴违，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想想，一个省长都控制不了自己的地盘，远在重庆的蒋介石，面对的又是个什么样的烂摊子？

他的权力，就像一台发动机，在那儿空转，声音倒是挺大，可底下那一大串齿轮，没几个是跟着他转的。

二、官匪一家的乱世：谁才是老百姓的敌人？

中央的权力到不了基层，那地方上就成了各种牛鬼蛇神的地盘。

征兵，本来是保家卫国的光荣事，在乡下，却变成了一场灾难。

乡长、保长们手里捏着征兵的名额，这玩意儿就成了他们发财的工具。

有钱人家的儿子，塞一笔钱，就能把名字从名单上划掉。

没钱的穷人家，管你是不是独苗，是不是家里的顶梁柱，直接拿绳子捆了就走。

福建有些地方，送到兵营里的壮丁，跑掉的能有一半。

这一半人跑掉的背后，是多少个家庭的支离破碎，是多少人对这个政府的彻底寒心。

地被征走了，人也被抓走了，活路断了，咋办？

一些走投无路的老百姓，还有被打散的兵痞子，干脆就上山当了土匪。

结果，在江西、四川、贵州这些大后方，土匪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几千上万人一股，有的甚至胆子大到敢去打成都的军用机场。

更扯淡的事情还在后头。

有些地方的土匪，还打出了“东南抗日建国军”的旗号，立下规矩，说自己“不抢老百姓，只杀那些鱼肉乡里的保甲长和收税的”。

老百姓一看，嘿，这哪是土匪，这简直是救星啊！

不但不躲着他们，还主动给他们打掩护。

官府说要派兵来“剿匪”，村里人会口径一致地跟当官的说：“我们这儿没土匪，太平得很，别让大军过来了。”

老百姓心里跟明镜似的，兵过如梳，匪过如篦。

土匪抢一回就走了，官军要是住下来，那可是天天都要搜刮。

为了不让官军进村，有的乡甚至要凑出上百万的“开拔费”，客客气气地把“剿匪”的军队请走。

还有的地方官，干脆跟土匪头子商量好，演一出双簧，假装打一仗，然后回去跟上头报功领赏。

当老百姓宁可选土匪也不选官府的时候，这个政权的根子，就已经烂透了。

三、用人命填出来的工程：谁的功绩，谁的血泪？

跟抓壮丁一样要命的，是没完没了的征民伕。

那时候打仗，飞机大炮要油，兵工厂要铁，前线要粮食，靠什么运？

全靠老百姓的肩膀扛，双手抬。

这堵用血肉筑成的长城背后，是无数农民家庭的毁灭。

1944年，美国人的B-29重型轰炸机要进驻中国，得修机场。

在成都，政府一声令下，短短三个月，征了差不多四十万民伕。

那时候哪有什么推土机、压路机，全靠人海战术。

四十万人，拿着最原始的锄头、扁担、土篮子，硬是用手扒、用肩扛，给美国人修出了一条能起降大家伙的跑道。

这在当时看，是个工程奇迹，是支援盟军反攻的大功一件。

可对那四十万被抓来的人来说，这就是一场噩梦。

政府不给工钱，也不管你家里是不是农忙，地里的庄稼是死是活。

连半大孩子和上了年纪的老头，都得去背粮食、修工事。

在第五战区，被军队直接管着的民伕，一天累死累活，运气好的能拿到四五角钱，大多数时候一分钱都见不着。

一去就是二十多天，不仅耽误了农活，还得自己倒贴三五十块钱的路费和伙食费。

谁要是不服，或者想跑，轻的棍棒伺候，重的当场就给你一枪。

光是一个地方，一年下来，因为干这种活累死、病死、被打死的，就上千人。

这些民伕，跟前线的士兵一样，都是在为抗战流血流汗。

可他们的牺牲，根本没人看见。

1944年，重庆拨了三千万巨款去修一条叫西荆公路的 lifeline，这笔钱按理说是雇民工的工资。

结果呢？

钱到了下面，被各级官僚一层一层地扒皮，最后到民工手上，连个响都听不见。

四、离心离德的军队：国军还是“省军”？

最要命的是，这种从上到下的失控和腐败，正在把军队这根最后的顶梁柱也给蛀空。

政府到了西南，中央军的兵源地没了，只能靠西南各省补充。

这一下，可让那些地方实力派找到了壮大自己的机会。

四川的杨森、广东的李汉魂、云南的龙云，都把本省征来的新兵，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

好兵、壮兵，优先补充进自己的部队。

杨森的部队，不管开到哪儿，兵员永远是他老家广安的。

广东的保安队，甚至能绕过中央，直接在省内拉人。

这就搞出了一个很怪的现象：地方军的“老乡”意识越来越重。

一个部队里，从军官到士兵，全是一个县的，讲着一样的方言，吃着一样的辣椒，那凝聚力自然强。

他们打仗，保卫的是自己的家乡。

而中央军呢？

东拉一个湖南兵，西凑一个贵州兵，互相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成天闹矛盾，这样的部队哪来的战斗力？

一个湖南来的壮丁，进了广东部队，根本活不下去，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一个四川兵，也融不进云南部队的圈子。

所谓的“抗战大熔炉”，实际上是烧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互不相干的“地方山头”。

地方军阀们借着抗战的名义，把自己的队伍养得兵强马壮，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在一次次的“换血”中，越来越虚弱。

抗战胜利后，龙云很快就被蒋介石用计骗到重庆软禁了起来。

可那些被抓走壮丁、被抽干血汗的农民，他们心里那杆秤，已经永远地偏向了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