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留遗嘱给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其他子女争份额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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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介绍

被继承人赵秀兰与其丈夫孙建国系夫妻，二人育有四名子女：孙文华、孙文军、孙文丽、孙文强。孙建国婚前另有一子孙文斌。

孙建国于1999年去世，赵秀兰于2014年去世。孙文斌于2017年去世，其子为孙浩；孙文军于2019年去世，其女为孙婷。

一号房屋原系赵秀兰承租的公房，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1979年，孙建国从单位分得该平房2间，后由孙文强在院内自建房屋2间。孙文强及其妻女长期居住于此，直至2015年房屋腾退。

2012年，一号房屋被纳入征收范围。赵秀兰作为第一承租人，孙文强为第二承租人。2012年6月，赵秀兰与甲征收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确认货币补偿及各项补助共计132万余元。截至诉讼时，该款项尚未发放。

赵秀兰生前于2013年7月14日立下一份打印遗嘱，主要内容为：“因其他子女未尽赡养义务，拆迁款约132万元全部由女儿孙文华和小儿子孙文强继承。”遗嘱由杨某代书打印，丁某见证，赵秀兰本人签字捺印，并有全程录像。

2023年，孙文华、孙文强起诉，请求确认全部拆迁款归其二人所有。

被告孙文丽提出异议，主张：

赵秀兰立遗嘱时年逾八旬，行为能力存疑；

遗嘱系他人事先准备好，非赵秀兰口述，不符合代书遗嘱形式；

见证人杨某、丁某曾与孙文华共事，存在利害关系；

赵秀兰仅为承租人，无权处分非产权财产。

其他继承人或表示认可遗嘱，或未到庭应诉。

二、裁判结果（B号判决）

法院判决：

拆迁款中16,944元（属实际居住人的搬家、配合奖励等）归孙文强及其家属所有；

剩余1,307,854元作为赵秀兰遗产，由孙文华、孙文强共同继承；

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三、法院说理

拆迁利益可作为遗产处理

一号房屋虽为公房，但征收时产权单位已放弃权利，所转化的补偿款中，除专属实际居住人的补助外，其余部分属于赵秀兰的合法财产权益，可作为遗产继承。

2013年遗嘱属于有效打印遗嘱

根据《民法典》第1136条，打印遗嘱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在每页签名并注明日期。本案遗嘱虽为打印，但：

有两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杨某、丁某）全程在场；

遗嘱人赵秀兰在录像中明确表达意愿，确认内容为其真实意思；

签字、捺印、日期齐全；

录像显示订立过程同步、自愿、思路清晰。

质疑行为能力但未举证，不予采信

孙文丽称赵秀兰受诱导、认知不清，但未提供医疗记录或鉴定报告，亦未申请行为能力鉴定，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见证人与继承人曾为同事，不必然构成利害关系

杨某、丁某与孙文华多年前共事，现已无隶属或经济往来，且录像显示其仅基于同情协助老人，不符合法律禁止性情形。

承租人可处分拆迁转化利益

虽非产权人，但作为合法承租人，赵秀兰对征收补偿利益享有处分权，遗嘱处分其应得份额合法有效。

四、律师提示（北京房产继承律师靳双权团队）

打印遗嘱必须严格符合法定形式

自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打印遗嘱成为独立类型，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并在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缺一即可能无效。

录像可强化遗嘱效力，但不能替代法定要件

本案录像虽非必需，但有效证明了立遗嘱人神志清醒、意思真实。建议在订立打印或代书遗嘱时同步录像，重点记录身份确认、意愿表达、签字过程。

“利害关系人”认定有边界

法律禁止继承人、受遗赠人及其近亲属、债权人、债务人等作为见证人。但普通同事、朋友、邻居，若无直接利益关联，通常可担任见证人。

公房承租人可处分拆迁利益

承租公房遇征收，承租人虽无产权，但对补偿款（尤其是放弃安置房选择货币补偿的情形）享有财产权，可依法通过遗嘱处分。

质疑遗嘱需主动举证，不能仅靠推测

主张“受胁迫”“神志不清”“见证人不合格”的，必须提供病历、录音、证人证言或申请鉴定。仅凭“年纪大”“关系好”等主观判断，法院不予支持。

律师建议：涉及拆迁利益分配的家庭，应在征收启动初期就明确财产归属意向。若老人希望将补偿款指定给部分子女，务必按《民法典》要求订立形式完备、过程留痕的遗嘱，避免日后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