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挤出100亿捐助这个国家，却骂中国是“帝国主义”！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人民币币值极高，5分钱就可以吃一顿不错的早点。在天津小站地区，1市斤河蟹仅售5到8分钱，1市斤猪肉不到5角钱。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援助了阿尔巴尼亚100亿元人民币，到头来中国却被阿指斥为“大国沙文主义”，霍查反倒成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从1988至1998年，我曾5次出差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期间，我目睹了阿国发生的许多令人震惊甚至难以置信的剧变，如今仍历历在目。

1988年11月2日下午，我由布加勒斯特乘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班机首次飞往地拉那。当时，由于罗马尼亚能源紧张，布加勒斯特机场候机楼里没有供暖，室温很低，人们都能看到自己呼出的气。机场工作人员身穿厚厚的棉大衣或呢子大衣，脚上穿着大棉靴子，候机乘客更是一个个冷得哆哆嗦嗦。

我乘坐的罗航班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客机，共有69位乘客，几乎满员，多数乘客是经地拉那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的。飞机原定上午8点半起飞，结果到9点半才升空。伊尔18共有4个螺旋桨，机舱密封很差，噪音大，坐在飞机前部根本无法谈话。

伊尔-18飞机作为苏联民航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得到了很多专家和航空爱好者的赞誉。

当日天气晴朗，从高空俯瞰，可见罗马尼亚境内的山峰已经白雪皑皑。1小时后飞机降落。地拉那的景象与布加勒斯特迥然不同，这里阳光明媚，温暖如春，气温在摄氏17-18度，令人心怡神爽。

来之前，我对阿尔巴尼亚充满了好奇，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经常播发有关阿尔巴尼亚的消息。那时，几乎人人都知道世界上有个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山鹰之国”，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而那时国内上映的阿尔巴尼亚电影，给我的印象是阿尔巴尼亚山川秀丽、人很漂亮、生活幸福……如今从事外交工作，我终于有机会来阿尔巴尼亚亲眼看看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度。

地拉那机场路是一条林荫大道，距市区约25公里。道路两旁是高耸云天、排列整齐的大杨树；远处的田间是长势旺盛的洋白菜、大蒜、白菜、菠菜。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还生长着在欧洲极为少见的柿子树，黄澄澄、金灿灿的大磨盘柿子挂满枝头，格外醒目，让我感到既兴奋又亲切。

柿子属于温带水果，原产中国，在我国已有2500年的栽培历史。地拉那地处北纬41度20分，和北京的纬度差不多。但由于地拉那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最高平均气温23.5摄氏度，最低平均气温摄氏6.8度，所以喜低温的农作物在冬季照样生长。

阿尔巴尼亚位于南欧巴尔干半岛西岸，北部、东北部分别和南斯拉夫、马其顿接壤，南与希腊为邻，西靠亚得里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面积28748平方公里，小于我国的海南省（3.4万平方公里）。人口308万（2001年），其中阿尔巴尼亚族占98%。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古老的民族之一。

二战期间，该国先后被意、德法西斯占领。1944年11月29日，全国解放；1946年1月11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976年改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1991年改称“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地拉那位于阿尔巴尼亚中部克鲁亚山西侧的盆地，西距亚得里亚海40公里。15世纪时，它还是一个小村庄，公元1614年才开始建造伊斯兰寺院，开设作坊和商店，以后逐步发展起来，1920年被定为首都。

地拉那市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广场，是以民族英雄坎德培命名的，数条林荫大道由此向四面辐射。市区南郊的沙乌库山冈上建有规模巨大的烈士陵园，内有一座白色的纪念塔和霍查的陵墓，有士兵把守。市东郊的达埃蒂山海拔1612米，山上建有“达埃蒂民族公园”，内有人工湖、露天剧场和儿童游乐园等，环境优美，是地拉那市民周末休闲的去处。

1988年的地拉那留给我的是一种清贫的印象，那时这里所奉行的一切仍然是所谓纯正的社会主义。自1965年以来，阿劳动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王的政治路线，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1976年通过的宪法规定，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禁止私有制，禁止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及财团成立外国的或联合的财经公司和机构，禁止接受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贷款等。

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阿年度生产计划均未完成，造成经济比例失调，物资供应紧张。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很单调，不少人晚上无事可干，只好去遛马路。

据一些文章资料介绍，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曾给予阿尔巴尼亚大量援助。原来我还不是很清楚，这次到地拉那亲眼一见，真是大吃一惊。就在罗航班机快要降落之际，我在飞机上惊奇地看到，地拉那机场跑道两侧伫立着数架中国制造的高射炮。

下飞机后，我发现机场卫兵肩上背着的全是中国造的半自动步枪，身上穿的也是我国“文革”期间解放军战士穿的那种草绿色军服。刚踏上阿尔巴尼亚国土就眼见这幅情景，不禁使我产生了某种亲近感。

但接下来，眼熟的就更多了。从机场到市区，沿途可见农田里有东方红牌拖拉机在耕作；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一多半是中国造，其中解放牌卡车最多，其次是南京汽车厂生产的卡车、黄河牌重型卡车、北京130型小卡、北京吉普，以及北京摩托厂生产的东风牌三轮摩托车等。在大街上，更是随处可见许多阿尔巴尼亚人骑着中国造的“凤凰”和“永久”自行车。（参阅）

由于中阿两党两国关系自1978年破裂到1988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些车辆，尤其是解放牌卡车已经十分破旧，行驶起来稀里哗啦地乱响。可以这样说，当时在世界上，除了阿尔巴尼亚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会有这么多中国制造的车辆。

上世纪60年代初，阿苏关系破裂，阿处境十分困难，中国给了阿有力的政治支持和大量的经济、军事援助。从1954至1978年，我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100多个成套项目、180多万吨粮食、100多万吨钢材、1万多台拖拉机、大量的武器装备，总额近100亿人民币。

在此期间，我国还先后派遣了近6000名专家到阿帮助工作，并在中国为阿培训了2000余名经济和军事技术骨干。在中国的帮助下，阿兴建了钢材、化肥、制碱、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加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等部门的生产能力。

可是自1976年11月阿党召开“七大”以来，阿领导人多次公开攻击我国的内外政策，诬蔑中共是“修正主义”和“新机会主义”，甚至号召推翻中国领导人。他们还有计划、有步骤地破坏两国经济和军事合作，使我国的援助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在此情况下，我国于1978年7月7日被迫决定中止向阿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中国专家。7月30日，阿报发表阿党中央和部长会议致我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公开信，攻击我“背离马列主义”，搞“大国沙文主义” ，“想要成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等。

自1979年起，阿中断了同中国的包括贸易在内的一切来往，仅仅保留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恩维尔·霍查

1985年4月11日，阿劳动党领袖恩维尔·霍查逝世。1991年6月，阿劳动党公开批判霍查，称他照搬苏联模式，在实践中一味强调行政命令、党政不分，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自力更生绝对化、经济过分国有化、意识形态绝对化，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盛行等。

上世纪50年代，我国人民币币值极高，5分钱就可以吃一顿不错的早点。在天津小站地区，1市斤河蟹仅售5到8分钱，1市斤猪肉不到5角钱。中国人民省吃俭用援助了阿尔巴尼亚100亿元人民币，到头来中国却被阿指斥为“大国沙文主义”，霍查反倒成了“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参阅）

过去在国内常听说阿尔巴尼亚是“山鹰之国”，可我在地拉那及其近郊却连一只山鹰都没见过，而看到最多的却是碉堡。罗航班机在地拉那机场跑道上滑行时，我发现跑道两侧和附近农田里到处都是碉堡。通往市区的机场路两侧农田也是每隔数百米就有一排碉堡，大小不同，少则两三个，多则几十个。一些山坡上的碉堡更是星罗棋布。

由地拉那乘车前往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都拉斯，约40公里的路程，沿途也能看到碉堡群。即便在旅游胜地都拉斯洁白的沙滩上也建有一望无际的碉堡，而且这里的碉堡个儿更大。阿尔巴尼亚在全国主要道路两侧、港口、机场和海滩究竟建造了多少碉堡，官方从未正式公布过。但据估算，阿全国约有40万个碉堡，堪称“碉堡之国”。

这40万个碉堡用去多少钢筋、水泥和沙石料，用了多少人工，占用多少耕地，实在难于计算。假如把造碉堡的建材用去建造民房，可以盖多少居民楼，可以使当时仅有300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居住条件得到怎样的改善啊！

而在地拉那，我看到相当数量的居民楼质量低下，类似于我国“文革”时期修建的简易楼。我驻阿大使馆院墙外的当地居民住的全是这种楼房。有意思的是，这些楼房的墙体外表砖块之间没有勾缝，看上去就像房子尚未完工。

由于阿尔巴尼亚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也是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因此当东欧剧变之风吹入阿国后，阿国内形势随之大乱。

1991年，阿尔巴尼亚政局动荡、治安恶化，当地难民疯狂逃离自己的国家。他们不顾一切地爬上一艘即将离岸的意大利货船，从图片中可以看出梯子上挂满了人，还有无数人掉到了海里。

从1990年7月开始，许多阿尔巴尼亚人纷纷越境出走或涌入西方国家驻阿使馆，要求到国外谋生或定居。一时间，阿尔巴尼亚出现了震惊世界的难民潮，造成阿工农业生产暴跌，全国食品供应需靠国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状况。

1992年，阿国民主党上台，开始实行私有化。

1995年11月1日，我第二次来到地拉那。飞机降落后，我发现机场周围的高射炮不见了，只有两个士兵，一个无精打采地站在那里，一个坐在地上。

机场上停放着一架奥地利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机，是刚刚降落的。机场设施仍无变化，还是三个入境手续办理柜台、一条行李传送带。但是，机场路上再也看不到破旧的解放牌卡车，农田里也不见了“东方红”拖拉机。

机场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已全被砍光，据说被当成劈柴烧掉了。在市区，中国制造的自行车也很少见了。令我吃惊的是，街道上出现了大量的小汽车。据说这些汽车都是从西欧国家搞来的二手货。短短数年内，地拉那平均每十人就拥有了一辆小汽车。

地拉那市容无明显改观，但给人的印象是商品丰富了。市区出现了路边店和小摊贩，出售烟酒和小食品，如“可口可乐”和“万宝路”香烟等。我驻阿大使告诉我，这两年生活和办公用品在当地都可以买到了，而前些年，使馆要派人到邻国采购。

商品丰富了自然是好事，但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是从西欧国家倒腾过来的，并非阿国自产。此外，阿农业生产仍然是一大难题，许多阿尔巴尼亚人不愿务农，因其收入微薄。

阿是一个山国，境内山地、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77%，平原只占23%，森林覆盖率36%，可耕地面积24%，但阿属亚热带地中海型气候，降雨丰沛，年均1300毫米。同时气候温和，1月气温摄氏1-8度，7月摄氏24-27度。如此优越的自然条件，几乎种什么就长什么，十分难得。可眼下人们视“宝”如粪土，导致农业发展滞后。

尽管市场上许多东西是进口的，但阿国内却并不十分缺少外汇。因为阿已有50多万人去意大利、希腊等国打工，每年的侨汇约7—8亿美元，这为阿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注入了一定的活力。

值得一提的是，阿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了。在银行或路边货币兑换点，用阿货币列克兑换美元或用美元兑换列克很自由，既不用出示护照，也不用填表。而在莫斯科美元换卢布还得出示护照，这里什么都不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地拉那也来了中国个体户，他们大多是夫妻店，小本生意，以出售中国货为主。当地一些人看他们挣了钱也犯“红眼病”。据说已经发生当地警察无故搜查商店、无故拘捕中国个体户事件，目的无非是想敲诈勒索。

1996年，我又一次来到地拉那，这次给我的总印象是阿国经济开始启动，马路开始修，房屋开始建，人民生活开始好转。据了解，该国当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500美元。

然而，1997年3月13日晚，当我从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飞抵毛里求斯，惊讶地看到英国“天空新闻”（Sky News）电视台从当晚直到第二天上午，连续不断地播放阿尔巴尼亚国内发生的暴乱实况画面。

画面中只见阿国民冲进军营、军火库，哄抢枪支弹药，有的人两只胳膊上拖着六七支枪；有的人肩扛手提子弹箱，胳膊上还挂着枪；有的人还扛走了火箭筒；一些人撬开弹药箱，把子弹推上枪膛，朝天鸣放。

在另外一组画面中，则是人们冲进地拉那一家面粉厂，哄抢面粉，有的人肩扛手提，有的人在地上拖。面粉厂大门外和附近街道上撒满了面粉，如同天降大雪一般。抢面粉的人也弄得浑身全是面粉，简直成了“圣诞老人”。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哄抢地拉那市中心的一些百货商店。

此刻，阿尔巴尼亚政府对国家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军队自动解散了，警察也回家了，军火库被抢光了，监狱大门也被打开了，海军开着军舰、带着家眷投奔了意大利，空军也驾机去了邻国……阿国家机器彻底停止了运转，这在人类现代史上实属罕见。

阿尔巴尼亚还会怎样？谁也说不清。此时，西方国家慌了神，英美等国纷纷撤走驻阿使馆工作人员。由于港口和机场已经关闭，美国只好从停泊在亚得里亚海的美国军舰上派武装直升机到使馆接人。

电视画面里，直升机旋转的螺旋桨搅得尘土疾扬，草木横飞。地拉那市区不断的枪声更加剧了紧张气氛。美使馆人员手提箱子或怀抱孩子，弓腰低头，在头戴钢盔、身穿防弹衣、荷枪实弹、不停东张西望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掩护下登上飞机。一架升空不久，另一架又降落下来，不停地往来穿梭，把使馆工作人员送到军舰上。

“天空新闻”评论员称，阿尔巴尼亚发生的这场暴乱不属于革命，也不属于人民起义，完全是无政府状态下一场无组织、无政治目的的骚乱。他们认为，阿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外界所知甚少，国民也无自由和民主可言，苏东剧变，阿也同时被卷了进去。阿共产党被摈弃了，人们便异想天开地认为，一旦抛弃了社会主义就会自动进入资本主义，就会过上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

可是八九年过去了，人们不但没有过上好日子、一步登天，反而受到非法集资公司的欺骗，使不少人一夜之间失去了一生的积蓄，成了穷光蛋。人们情绪激愤，要求索回自己的钱财。在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面前，阿政府却束手无策，民众闹起来了，政府只会派兵去镇压。

人们感到共产党不行，取代共产党的民主党也不行，于是失望、绝望，进而怒不可遏，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

先是阿北部重镇斯库台发生骚乱，军营和军火库被抢。政府紧急调兵前往镇压，不料士兵拒绝服从命令、弃营而去，同时警察也“不辞而别”。因为士兵和警察之中也有集资公司的受害者，民众的狂怒士兵们感同身受，怎么还能把枪口指向自己的同胞？所以民众哄抢军火时，士兵们只站在一边看热闹。更有甚者，哄抢军火者中的一些退伍军人竟然把坦克和大炮开到自己家里。

1997年的暴乱使阿国元气大伤，各个方面都倒退了若干年。阿经济恶化，货币贬值。地拉那机场路仅仅重修了4公里就因暴乱停止了。

1998年3月，在阿发生暴乱之后约一年，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地拉那。走在地拉那街头，我发现许多人无事可干，不少人在路边的咖啡摊上边饮边侃。令人奇怪的是，马路上有许多“奔驰”轿车。据西方报刊透露，其中一部分是从西方国家盗运来此销赃的。我还看见街边有人手握成捆的阿货币列克，按着计算器与过往的行人兑换外币。

直到此时，阿军队和警察也尚未健全，国民基本上处于自我管理状态。阿国真正变成了“自由世界”，一会儿有人冲警察局，一会儿有人抢商店。用西方记者的话说——阿国国民把法律操在自己手里了。

据估计，1997年的暴乱中，民众从兵营和军火库中抢走了大约100万支枪，到1998年3月，收回的枪支寥寥无几。阿全国仅有300多万人，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支枪。

据我驻阿使馆的同志说，1998年元旦，阿国人以鸣枪替代鞭炮。元旦前夜，地拉那的枪声如同北京除夕之夜燃放的鞭炮一般热烈，子弹头像雨点一样从空中纷纷落下，伤了许多人，连我驻阿使馆的院子里也落下了许多。

平日里人们也是以鸣枪取乐，高兴了就开上几枪。我在地拉那住了两夜，每晚都能听到枪声。但据说，枪声比起几个月前已经少多了。有人估计，在被抢走的枪支之中，约有70万支是中国援助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

1998年3月3日下午，当我们在达埃蒂民族公园散步时，一位阿尔巴尼亚老者主动上前与我们打招呼。他汉语讲得非常好，一聊才知道，他曾于1960年在北京外交学院学习过，当时就住在外交学院工字楼南头的学生宿舍。我仔细端详，对他尚有印象，没想到38年之后在地拉那的公园里又遇见了他，真可谓“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他告诉我们，离开外交学院之后，他到了阿驻华大使馆工作，如今已经退休，每月的救济金仅为30美元，难于维持生活，靠儿子从国外寄些钱来接济。我问他：“为什么不与中国做些生意？”他回答：“根本就没有做生意的本钱。”这位为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职业外交官，竟然落得这般境地！

第二天，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地拉那。

自1983年起，中阿两国逐渐恢复了交往，如今两国之间早已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作为曾经耳闻目睹了中阿两国交往历史的我，真诚地希望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够再次友好合作，携手创造中阿美好的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