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商脉中的鲁商风华

来源：齐鲁晚报

　　近日,电视剧《大生意人》热播,将一段清末商人“以商报国,为商立传”的传奇呈现在观众眼前,也再次唤起人们对传统商帮文化的关注。在华夏商业文明的星河中,鲁商作为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齐名的五大商帮之一,其独特的气质犹如一幅淡雅而深沉的水墨长卷——他们不仅是精明敏锐的生意人,更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润、胸怀家国天下的“儒商”。

　　□刘永加

　　齐鲁大地历史悠久,物产丰饶,地理位置优越,历来是发展工商业的宝地,这里诞生了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并称五大商帮的鲁商。

　　所谓鲁商,从历史起源来看,狭义上指先秦时期鲁国的商业活动,但当时更耀眼的是齐商,得益于齐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而广义的鲁商,则是齐鲁文化融合后,以“鲁”为代称的山东商业群体,其精神内核是厚德、诚信、务实、创新。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追溯鲁商的源起,最早却是起步于齐国。姜太公受封于齐之后,并未困守农本,而是前瞻性地推行“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开创了因地制宜、重视流通的治国传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盛赞:“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这不仅是对物阜民丰的描绘,更是对齐国商业文明的肯定。《汉书·地理志》中也说:“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

　　齐相管仲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设立“轻重九府”,即掌管财政的九个官署；还在齐国划分出适宜商品贸易的区域,分为二十一乡,包括工商之乡六个、士乡十五个；主张“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齐国的纺织业一直很发达,到了汉初,朝廷在临淄设立官方纺织机构——三服官,齐鲁地区成为丝织品的主产地,“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鲁国植桑养蚕普及,丝织业也慢慢发展起来,有了“鲁缟”等精美的丝织品,名扬各地。《韩非子·说林上》有载:“鲁人身善织屦,妻善织缟。”

　　鲁国是儒家学说发源地,儒家创始人孔子也主张通商惠民,其核心是“义利之辨”,提出“义以为质”“义以为上”等思想,为商业活动确立了道德准则,强调商业行为应符合“义”的原则,追求正当利益。

　　曹邴氏是经营铁业,兼营贳贷、贩运的鲁国大商人,据《史记·货殖列传》载:“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在曹邴氏的影响下,邹鲁之地的许多文学之士也心动,“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曾以“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为座右铭的范蠡,在功成后隐居经商,选择山东陶地(今山东定陶)作为经商起点,化身为“陶朱公”,迅速积累巨额财富,并三次散财济贫,既体现了其商业才能,也彰显了“富好行其德”的仁者之心。他还把自己的从商经验和致富秘诀传授给那些慕名而来、虚心求教的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一位名叫猗顿的鲁国人,“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无奈来到陶地,向范蠡求教,“闻朱公富,往而问术焉”。范蠡不吝传授宝贵经验,提出自己的建议,“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当畜五牸。’”猗顿勤于经营,十年不辍,遂至巨富。

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至唐代,随着市坊制度的突破与全国市场的形成,山东地区的商业进入新的活跃期。在一些城市,店铺林立,货物充溢,商贾云集,到处都是商品交易的繁忙景象。农村集市贸易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当时称为“草市”或“墟市”。诗人张籍《泗水行》诗中云“城边鱼市人早行”,描写的就是泗水城边的“草市”。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中记述了一幅市井风情画面:“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驿站道旁,店家将煮好的茶汤置于案上,往来行人无论士农工商,只需按价投钱,便可自取自饮。这“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八个字,超越了简单的买卖关系,闪耀着早期商业文明中难能可贵的人文光辉。

　　宋代,山东继续保持城市商贸繁荣,同时新兴起了许多城市和大批商贸市镇。宋哲宗时,青州为京东东路治所,“号一都会,士知礼义,境控海山,厥民富饶”“风物茂盛,雅俗杂处,修涂四达,富焉庶焉”。定陶当水陆交通要冲,“乃东运之冲,其后河截清水”,宋初在此置发运务,后改为转运司。这些都为齐鲁商人提供了广阔的经商舞台。

　　宋代齐鲁商人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重义轻利”形成共识。莱芜人吕规充分利用当地冶铁业发达、取材便利的优势,“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人人予一,己独予三；人出取三,我独取一。”因其精工制作、质量上乘、价格优惠,市场占有率很高,“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吕规在发达后,对“乡人贫病不能出门户,婚葬失其时,四方游士颠顿道路不得归,力振翼之”,诠释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

捐膏火,设义塾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山东段成为连接南北的经济动脉。沿岸的临清、济宁、德州等城市迅速崛起为商贾云集的漕运码头,鲁商借着这条水运大动脉,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足迹和货物流通到了全国。

　　自古山东人就以吃苦耐劳、勤奋能干而著称,进而在全国各地都打出了齐鲁商人的品牌。清末夏仁虎在《旧京琐记》中写道:“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鲁人勤苦耐劳,取而代之,久遂益树势力矣。”

　　活跃于清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淄川商人毕丰涟的创业史,是鲁商吃苦精神的缩影。乾隆年间开始,淄川出现小机户,栗家庄树荆堂恒盛机房的创始人毕丰涟以一张织机起家,他不辞辛劳,亲自扛着丝绸到周村绸货市场挨门兜售,其生意越做越大,机房规模不断扩大,最终有了树荆堂的辉煌业绩。

　　“以诚待人,诚实无欺”的经商理念根深蒂固,从而树立了山东商人的良好形象。如明代莱阳商人左文升,他的朋友周继先把200缗钞交他代为经营,并约好了二分的利息。后来,钞价上涨,利息也上涨二倍,左文升却将获得的全部利息都给了周继先。周继先说:“价有定议,外不敢取。”左文升答道:“尔钱获利,何敢以私?”两人之间诚信、不贪、互让的美德,被广为传颂。

　　潍坊杨家埠年画兴盛于清代,当时非常畅销,有时甚至先收钱、再印画,以至于出现了人等货的局面。画商来杨家埠采购年画,多数要住一段时间,才能拿到货,画店就免费留客商住宿,并供应小菜与开水。杨家埠当时有三十多家画店,每天接待画商达50人以上。这样一来,画商与画店逐步建立起固定的供销关系,使得杨家埠年画更加扬名天下。

　　明清时期,齐鲁商人在积累财富后,普遍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重教兴学,出资修建官学、兴办义学、筹资创办书院等,为乡人创造良好的受教育条件。一些在外地的齐鲁商人,还会在经商属地兴学。清代栖霞商人冯秉忠于北京房山一带贸易经商,“邑里及房山各捐膏火设义塾,且令子钧踵行之,前后计费数千金”,他不仅自己在房山捐资兴学,还让儿子继续他的资助事业。

　　纵观数千年鲁商史,有一条清晰的精神主线贯穿始终,那便是“以义制利,义利兼顾”的儒商品格。在今天,其重然诺、讲品质、有情怀、担责任的精神内核,依然具有穿越时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