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李玲说，中西医之争背后的本质是两种文明之争，这帽子扣的！

中西医之争：不是文明对立，而是医学体系的互补与融合

北大教授李玲提出的“中西医之争背后的本质是两种文明之争”的观点，有一定的文化视角价值，但将这种争论完全归结为文明对立，则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既不符合中西医发展的历史逻辑，也忽视了二者服务于人类健康的共同目标。

从文化根源来看，中西医确实孕育于不同的文明土壤。中医植根于中华农耕文明，强调人体与自然、脏腑之间的关联性，诊疗过程注重“辨证施治”“标本兼顾”，其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实践与医疗经验的结晶。而西医脱胎于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以还原论为基础，依托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实证科学，注重对人体器官、组织、细胞的微观研究，诊疗手段强调精准定位病灶、通过药物或手术直接干预病变部位。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方式、诊疗路径差异，的确折射出东西方文明在认知世界方式上的不同，但这种差异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更不能等同于“文明之争”。

“文明之争”的说法，暗含着“谁优谁劣”“谁取代谁”的对抗性思维，而中西医之争的核心，从来不是文明层面的“站队”，而是医学理念、诊疗标准、评价体系的碰撞与磨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争议的焦点集中于“中医的疗效如何用现代科学标准验证”“西医的局部干预如何兼顾人体整体平衡”等具体问题——比如中医的经络理论尚未完全被现代解剖学证实，但这并不影响针灸在临床镇痛、调理内分泌等方面发挥作用；西医的抗生素能快速消灭致病菌，但也可能破坏人体肠道菌群平衡，而中医的中药调理则能弥补这一短板。这些争议的存在，不是为了划分文明的“高低”，而是为了推动两种医学体系在实践中相互借鉴、优化升级。

从现实发展来看，中西医结合早已成为全球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这恰恰印证了二者并非文明对立的两端。我国提出的“中西医并重”方针，在临床实践中结出了丰硕成果：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医的清肺排毒汤等方剂有效缓解轻症患者症状、降低转重率，西医的呼吸机、抗病毒药物则为重症患者提供生命支持，二者协同作战成为抗疫的重要特色；在慢性病管理领域，西医通过仪器监测血糖、血压等指标，中医则通过中药、推拿、食疗等方式调理患者体质，实现“标本同治”。这些实践案例表明，中西医的融合，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征服”，而是两种不同的智慧体系为了共同的目标——守护人类健康——而进行的协作。

此外，将中西医之争归结为文明之争，还可能忽视争论背后的现实利益因素。在医疗市场、学术话语权等领域，确实存在不同群体的诉求差异，部分争论的产生，并非源于文明理念的冲突，而是与行业标准制定、资源分配、利益博弈等现实问题相关。如果简单将其上升为“文明之争”，反而会掩盖这些具体问题，不利于构建理性的讨论氛围。

归根结底，医学的本质是“治病救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只是人类应对疾病的工具与方法，其价值高低，最终要由临床疗效和公众健康福祉来评判。东西方文明孕育出的两种医学体系，如同人类智慧的“两条腿”，只有相互支撑、协同前行，才能走得更远。所谓的“中西医之争”，不该是文明层面的对立与割裂，而应是推动医学进步的动力，最终指向的，是更完善、更高效的人类健康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