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上各种无敌，外交上基本无力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明仁宗 朱高炽）

我们知道明朝有十六个皇帝，这十六个皇帝里边，谁最特殊呢？

作者以为，是明仁宗朱高炽。

怎么说他特殊，因为他在位时间不到十个月，非常的短，但是他却和他后边的皇帝，也就是他儿子明宣宗朱瞻基共同开创了“仁宣之治”，这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小盛世。

您想，明宣宗在位时间有十年，而仁宗只有十个月，这十个月相比十年微乎其微，直接说是宣德之治（宣宗的年号）不就得了？干嘛还要把明仁宗的这十个月算在里边呢？

这就说明，明仁宗这十个月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还超过他的儿子。

写《明史纪事本末》的谷应泰，甚至有仁宗是“周之成康，汉之文景”这种溢美之词，可见史家对他的褒爱。

明仁宗最大的成就，在于他极大的缓和了永乐年间，他父亲成祖朱棣执政晚期的社会矛盾。

有人说成祖也是盛世啊，永乐盛世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的确是盛世，但也的确有矛盾。

朱棣五次北伐，派郑和六下西洋，包括营建北京，盖紫禁城，这都是巨型工程，建立了辉煌的成就的同时，也耗尽了民力，有些史料反映出的永乐后期的明代社会是“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通负，盗贼横生”，这也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您能说这全是假的吗？

永乐年间的户部尚书夏原吉，他就是管财政的，朱棣跟他聊天，问他国情，他告诉朱棣，说连年用兵，也没有取得什么特别重大的战况，反而是国家的战略储备已经损耗了十之八九，朝廷内外是疲惫不堪呐。

朱棣一生气，把夏原吉给关起来了。

夏原吉不是故意给皇帝上眼药，他说的是真的，别的不讲，永乐年间的农民起义，作者能查阅到的，就有将近二十起。

（夏原吉像）

在一个政权的上升期，它的早期，频繁的出现这种农民起义，实际上是极为罕见的，这就说明当时的社会底层，农民，老百姓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

不到极限，淳朴善良的乡里乡亲，干嘛要走上造反起义的这条道路？

我们必须要承认，成祖朱棣的永乐盛世，的确是武功赫赫，气象恢弘，但是这种盛世的光芒，其实是建立在透支民力的基础上的。

仁宗登基之后，马上就做出了改变。

宫廷的开支，他大幅度的削减，不是那种特别重要的工程，他暂时停止，包括下西洋的活动也被仁宗给叫停了。

其实这就是在省钱，是在节约民力，是在缓和官民之间的矛盾。

除了经济上的与民休息之外，朱高炽还致力于修复政治上的裂痕。

嗨，这也是他父亲朱棣留给他的难题。

我们知道朱棣其实是非法夺权，他是篡位做的皇帝，抢了大侄子朱允炆的皇位，那么朱允炆时代的建文旧臣他们大多不愿意和朱棣合作，朱棣对他们实行了非常残酷的政治清洗，杀的杀，关的关，囚的囚，流的流，像方孝孺那种据传被诛十族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

这种超出了常规法律的手段，目的当然是为了震慑那些潜在的反对声音，对建文旧臣怀旧的，对永乐政权质疑的，当然也很有效，这让朱棣非常集权，乾纲独断，帝国在他的指挥下整齐划一，但是，我们说但是，这种行为它践踏了儒家观念中的忠义伦理和司法底线，尤其会给大臣们，给士大夫们留下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就是一种创伤，而且难以弥合。

仁宗上台之后，马上他就赦免了那些因为忠于建文而被打击处理的大臣，靖难遗孤也纷纷释放，这个步调非常重要，历史上那些聪明的皇帝都会这么做，比如说后来的清朝，雍正用极为残酷的方式来对待宗室，搞的朝野上下怨声一片，乾隆接班之后，马上施以仁政，宗室得到了宽释，甚至是奖励和补偿，一下子就为乾隆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实际上是乾隆心肠好么？当时不是，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乾隆是古代皇帝里最不好对付的一个，杀伐难测，喜怒无常，两朝重臣张廷玉让乾隆整的都快精神崩溃了，但是乾隆就是懂得在即位前期用这种手段来笼络人心。

仁宗是不是笼络人心，那不清楚，但是至少他的这种仁政极大的缝合了从洪武，永乐以来残酷的政治斗争给这个王朝带来的社会创伤，也凝聚了士大夫阶层的人心。

可以想见，如果仁宗是那种和他祖父一样平均一天就要杀三点五个人的皇帝，未必会有后来的仁宣之治。

包括仁宗也很会用人，建立了一个从明朝开国以来初具规模的文官政府，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那一时期的名臣。

以及轻徭役，免赋税，关心民生等等，这都是老生常谈了，可见其足可当得起仁这个谥号。

（明成祖 朱棣）

然而，明仁宗在内政上取得这样好的成就，也是有代价的。

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是有代价的。

仁宗的代价，就是用外交和军事上的妥协，换来了内政上的建树。

仁宗即位之后，他基本上是全面放弃了朱棣时期深入漠北，主动寻找，歼灭蒙古主力的这种战略，仁宗没有那么好战，他保底是要守住长城防线就可以了。

说实在的，有点过于松懈了，你当然不能像成祖那样有些穷兵黩武，但是你也不能把战略主动权交出去。

结果就是，蒙古各部在明朝军事压力变弱的情况下，人家休养生息，重新整合，特别是瓦剌部，很快就崛起了，二十多年之后，正是瓦剌人在土木堡之战中重挫明军，将明政权逼入了绝境。

在对外关系上，仁宗也比较依赖朝贡体系，蒙古，西域，安南，就是今天的越南，仁宗更倾向于用册封，赏赐的方式来维持表面的宗藩秩序，外交关系上有什么问题，哪怕是被挑战，大多数时候仁宗也是息事宁人，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安南的反叛和明军征讨的失利，仁宗放弃了对安南的统治。

这个事情的执行，是在宣宗朝，但其实决策部分，正是在洪熙朝完成的。

这在仁宗看来说不定还是好事儿，因为这符合了当时明朝社会休养生息的状态，但是研究历史要从细微之处分析，看待问题却要从长远出发，放弃安南，就意味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出现了很大的收缩，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就此失去。

还有一个事情很值得聊一聊，我们说明仁宗的仁，还体现在哪里，是体现在大幅度的减免赋税，赈济灾荒上，仁宗一朝对自然灾害的反应非常快，史料中随处可见仁宗对各类灾情的指示和抚恤，比如，《明仁宗实录·卷一百》中说“军民有迫于艰难典卖子女者，官为赎还”——

皇帝甚至会亲自花钱，赎回因为灾荒年月被卖掉的百姓子女。

这些惠民爱民的仁政，缓解了当时老百姓的痛苦，只是这就好像是给一个患了很严重的疾病的人吃止痛药，只是暂时管用。

本朝自开国以来，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历朝历代恐怕就没有明朝土地兼并的情况这么严重得，这里点名批评皇室和勋贵庄田侵占。

百姓的地被兼并了，被占据了，从农民变成了流民，正是因为社会产生了如此多的流民，才会出现更加多的农民起义。

（永乐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 唐赛儿起义）

遗憾的是，尽管仁宗几乎做到了一个儒家君主所能做到的极致，但是未见其出台过任何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所以这就导致仁宣之治的繁荣，变成了一种短暂的平衡，一旦后边的皇帝能力不济，或者怠政了，或者修仙炼丹了，或者好女色了，或者爱木匠活了，或者喜欢开KTV了，流民的问题就会再次爆发，这也是明朝中后期社会动荡的主因。

所以说明朝亡于流民这种说法不是空穴来风。

有读者读到这里，可能会认为，说你这太苛责了，成祖打仗你说他穷兵黩武，仁宗不打你说他太保守，皇帝强硬手段你说他残酷，皇帝手段不强硬你又说他没作为，太平庸。

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古代皇帝的评价，本身就是动态的，而不会是静态的。

我们评价朱棣，是认为他在国力上升期选择了风险高，消耗大的战略，这种战略成就大，但是透支了政权的健康。

我们评价仁宗，则是他在国力没有那么强，在透支期的时候选择了稳定的战略，这是值得认可的，但是这种战略必然会带来更加长期的副作用。

五个字：

历史局限性。

皇帝也是人，封建专制时代是不会诞生一个样样无缺，完美到无懈可击的统治者的。

如果大家还是有所疑惑的话，作者想以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个人著作《沉思录》中的一句话作为收尾：

政绩再好也难免遭人非议，这，就是君主的命运。

参考资料：

《明仁宗实录·卷一上》

《明史·卷八·仁宗本纪第八》

季秀.明仁宗朱高炽研究.黑龙江大学,2017

赵中男.论朱高炽的历史地位.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