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之旅 | 从方舆到实测：近代城市地图的中西交融与演变谱系

清中叶以来，近代测绘与印刷术的发展推动了新型城市地图的涌现。这些地图实现了从传统景观绘图到实测平面地图的技术飞跃，在精度与内容上显著进步。它们如实记录了近代城市变迁，为城镇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早期图像史料，对当今城市更新与历史景观复原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原文 ：《中国近代城市地图在多重交叠中新陈代谢》

作者 |上海师范大学 钟翀

图片 |网络

近代中国城市地图以民国初年地形图测制和商务印书馆大规模刊行地图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后期地图精度稳定、制图规范，已属现代城市地图；鸦片战争至清末的地图则创新活跃、特征鲜明，兼具中西交融与地方特色，相对更接近城市原真风貌，存世稀少，研究价值突出。本文所讨论的“近代城市地图”，特指这一时期绘制的地图。该阶段城市地图创作空前活跃，在测绘、绘制、印刷等方面呈现出新旧交叠、中西混容的多重面相，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与多姿多彩的地方特色。

演替进程

通过对近代的代表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苏州、武汉、重庆、成都以及众多府州县城与开埠港市所留存的近代城市地图的广泛考察，可以发现我国城市地图的近代化，虽然经历了颇为曲折的演进过程，其地方类型也是千变万化，不过，若从地图生产的制（测量绘制）、印（制版印刷）、流（售卖流行）、传（利用传存）这四方面来分析，仍不难总结此类地图在多重交叠的迭代演替之中所暗含的方向性和进化谱系。

测量技术的进步是我国城市地图近代化转型的关键要素，主要表现为此类地图对于西方实测技术从模仿、吸收、实施到将其本土化并渐次推展的进程。具体而言，中国的近代城市地图创作普遍经历了从强调次序、立体感的景观式传统绘画地图，到运用“计里画方”等传统测绘技术的城市地图，再到导入平板仪等近代测绘工具但仍基于“计里画方”理念的混合测制地图，最终发展为运用三角测量、经纬网与标准化的图式，强调距离和方位的准确性，重视交通与设施的近代实测型城市平面图这样的演替进程。

当然，这一进程并不是直线性的、非此即彼的，往往会出现“多系并存”，即同一城市在较长的时段内出现多种地图交叠共存的复杂局面。以南京为例，该地的城市地图自同治初年直至清末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测绘技术演进，就是“多系并存”的一个典型案例。

同治三年（1864）清军克复金陵后，在两江总督主导下即行开展江宁的地图测绘，由于事出仓促，最初形成的同治五年本（1866）《江宁布政司属府厅州县舆地全图》之中的南京地图，仍是以传统的“计里画方”绘法制作而成（图1）；不过由于相邻的苏省地图测绘在方法和仪器上已部分吸收西洋近代测绘手段，测绘效果较佳，因此南京在此后仿效苏省制作了一种较精良的同治十二年本（1873）地图（图2）。该种地图是典型的测绘上部分采用西式技术与仪器，但同时维持“计里画方”基本图式的中西折衷的“混合型地图”，这一测制成果直至光绪中期仍在《清会典图·江宁县图》、唐继淙制“金陵省城图”等图中得到继承和延续。

图1

图2

不过，除了上述同治时代新、旧两种地图，同一时期在同治《上江两县志》编修中制作的“二县城内图”及该谱系诸图仍采用传统“计里画方”手段加以绘制（图3）；在光绪前期出现的邓启贤制“金陵城图”系列实测南京地图，则很可能是源于一次独立施测的结果（图4）；在同一时期甚至还有两种传统的绘画地图——“江宁省城图”系图（该种地图很可能源出近代之前，图5）、“金陵省城古迹全图”系图（出自太平天国之后金陵本地人士之手，图6），也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一直流行至晚清末造。

图3

图4

图5

图6

到光绪后期，出现了全面运用西方近代实测技术的新动向。先是法国传教士方殿华于1898年测绘完成“江宁府城图”（图7），而与此测绘活动相先后，成立于1896年的江南陆师学堂始设测绘课程，该校早期的毕业生钟丙熙等人，大约在1903年之前即已着手开展新法测绘的尝试，并形成了最终于清末修订出版的“陆师学堂新测金陵全图”的实测成果（图8）。到1905年，正值全国各地编练新军、开展近代城市测绘的高潮，南京创办了两江陆军测绘学堂，该学堂在翌年首先完成了大比例尺地形图的测制，由此形成1:20000的“南京北部”“南京南部”等分幅地形图（图9）；此后复于清末的1908年再行1:10000地形图施测，由此形成可精确反映南京全城的“新测金陵省城全图”（1909年刊）与“南京全图”（1910年刊，图10）等成果。南京城市地图的测绘至此完成了近代化转型，从而告别了较多分歧甚至易于散佚的传统舆图时代，转而进入可以统一精度、稳定流传的成熟阶段。

图7

图8

图9

图10

多重交叠的特征

多重交叠的特征同时出现在近代城市地图从印制到利用传存的各个方面。如就制版印刷而言，此类地图普遍经历了由传统手绘或木刻墨印向石印发展，进而发展成为现代胶印这样的变化，其中又以石印地图的盛行最具时代特色；从售卖流行与利用传存，即地图的功用、地图的发行者与受众的角度来观察，近代城市地图大大突破了原先仅局限于宫廷文书与军机秘密，或者少数精英人士的雅集或赏玩这样一些极为有限的场合，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此类地图通过新式的出版社得以广泛发行，将地图文化迅速推广到普通民众与商业竞争的广阔层面之上，因此可以说它在启迪民智、传播近代地理观念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乃我国科技近代化的一个具体表现。

类似的基于不同测制技术的多种城市地图在交叠并存之中逐渐迭代演进的现象，在近代中国的多数城市之中都普遍存在，因此可以说是此类文化产品的一个规律性特征。关于这一规律，我们可以类比于当今正在进行中的计算机技术革命，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的长距交际手段经历了从传统的邮递书信与固定式电话，到电子邮件与传呼机，再到微信与移动智能手机的进化，从每一历史切面来看，这些通信产品无不是以多重交叠的“多系并存”的面貌出现，而又无不在具有明确方向性的巨大推力与能量之下迭代演替、进化前行的。因此，在中国近代城市地图演进之中呈现的多重交叠现象，本质上也具有人类社会在面临新技术革命时代的规律性和共通性，它生动反映了在多种不同测绘技术的制图者的竞争与互鉴的复杂互动之中，在不同地图使用群体的地理知识与阅图能力的不断更新进步之中，我国近代地图文化新陈代谢的真实历史过程。在近代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绝不仅限于地图本身，其中折射出多元的、无法替代的重要史料信息，深入研究近代城市地图，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变迁历程及其独特的时代魅力。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8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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