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喜欢给小费啊！朝鲜导游会向游客索要小费吗？

清晨六点的平壤火车站，金英姬已经站在月台上。这位二十四岁的朝鲜姑娘穿着熨烫平整的制服，胸前别着印有金日成主席像的徽章，手里举着写有“中国友好旅行团”的牌子。她的站姿笔直得像是接受检阅的士兵，只有微微抿着的嘴唇透露出她的紧张——这是她作为实习导游接手的第一个中国团。

火车进站的汽笛声划破宁静，英姬深吸一口气，露出训练了三个月的标准微笑。当中国游客陆续走出车厢时，她注意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自己，有些人已经掏出了手机。

“请不要拍摄火车站。”英姬用略带口音但流利的中文说道，声音温和却坚定。这是培训时反复强调的第一条纪律：控制影像的边界。

羊角岛酒店高耸在江心岛上，大理石地板光可鉴人，旋转门永远匀速转动；涉外餐厅提供铜碗铜筷的套餐，服务员身着传统服饰，笑容的角度经过精确计算；商店里陈列着人参酒、刺绣和宣传画册，价格标签上的数字让中国游客暗自咋舌——这通常是朝鲜本地商店物价的五到十倍。

英姬所在的旅行社是国营机构，她的同事大多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或金日成综合大学，掌握至少一门外语。她们被选中不仅仅因为语言能力，更因为家庭背景清白、政治可靠、外貌端庄。在朝鲜，导游是国家的脸面，是意识形态的守门人，也是外汇收入的直接创造者。

“我们的工作是向世界展示真实、美丽、强大的朝鲜。”培训老师的话言犹在耳。但什么是“真实”，英姬越来越感到困惑。她带领游客参观整洁如模型的城市、丰收的集体农场、热情洋溢的少年宫，却要巧妙地绕开那些未经批准的街区；她介绍国家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住房的优越性，却不必提及普通人需要凭证领取生活必需品的现实。

第三天傍晚，旅行团在平壤一家涉外餐厅用餐。英姬站在一旁，看着中国游客品尝着大同江啤酒和冷面。这时，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国阿姨走过来，用关切的语气问：“小姑娘，你累不累啊？站了一天了。”

“不累，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荣幸。”英姬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这听起来太像官方口号。她补充道：“而且我很喜欢和你们交流，可以练习中文。”

阿姨点点头，突然压低声音：“你们工资高不高啊？”

英姬顿了顿，选择了一个标准答案：“我们的收入足够生活，国家提供一切保障。”

事实上，她的月薪相当于大约50美元，这在朝鲜属于中等偏上收入。但导游有额外的“机会”——外汇商店的员工积分、偶尔的物资奖励，还有那个培训时从未提及、却在老导游间悄悄流传的秘密：小费。

晚餐后回酒店的大巴车上，英姬照例介绍第二天的行程。介绍完，她犹豫了一下，加了一段即兴发挥：“我刚开始做导游，中文说得不好，请大家谅解。我正在学英语，希望将来能带欧美旅行团。”

“为什么想带欧州呢？”一位年轻游客随口问道。

英姬笑了笑，那笑容比平时的标准表情多了几分生动：“因为他们喜欢给小费啊，欧州游客通常会根据服务给小费。”

车厢里安静了片刻，然后响起低低的笑声。英姬的心脏猛地跳动起来——她是否说得太多了？是否越过了那条无形的红线？

那叠人民币的分量

让英姬意外的是，第四天早上，旅行团的领队找到她，递过来一个信封。“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感谢你这几天的服务。”

英姬的手微微颤抖。透过信封的厚度，她能感觉到那叠人民币的分量。按照黑市汇率，这可能是她两个月工资的总和。

“这...这不符合规定。”她本能地说。

“这是我们自愿的，你服务得好。”领队坚持把信封塞进她的口袋，“收下吧，别让人看见。”

那天余下的行程里，英姬的表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讲解得更详细了，偶尔会分享一些个人经历：她在平壤长大的童年，大学时如何熬夜学中文，母亲在纺织厂工作的辛苦。当经过凯旋门时，她甚至主动提议为游客拍合影——这是她之前尽量避免的，因为这意味着游客的相机里会留下她的影像。

“中国游客很好，素质高，而且...”她顿了顿，找到了合适的词，“慷慨。”

英姬的导师，一位带过十五年团的资深导游，曾私下告诉她：“小费是外国人对你个人服务的认可，这不是贿赂，也不是施舍。”但导师也警告：“永远不要主动索要，永远不要期待，永远要表现得意外和感激。”

这种微妙的平衡需要高超的技巧。导游必须在不直接索要的前提下，暗示自己的辛劳与服务价值；必须在接受小费时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惊喜与不安；必须将这笔额外收入妥善处理——大部分可以自己留下，但最好与司机、餐厅服务员适当分享，维持团队的和谐。

行程最后一天，英姬带领游客登上主体思想塔俯瞰平壤夜景。城市灯火稀疏，与对岸中国丹东的璀璨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游客轻声感叹：“这里真安静啊。”

英姬没有接话。她想起了白天收到的小费，那叠人民币现在还藏在她宿舍床垫下面。这笔钱意味着什么？它可以买几斤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水果，可以为母亲添置一件质量更好的冬衣，可以换成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更重要的是，这笔小费让她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服务被量化成了货币价值。在计划经济体系里，她的工资由国家规定，与个人表现无关；但小费不同，它直接反映了游客对她个人的认可。这种感受复杂而危险——既有一种被肯定的喜悦，也有对体制忠诚度的隐秘背叛感。

“您喜欢平壤吗？”英姬问那位游客。

“很特别，和我想象中不一样。”游客斟酌着词句，“人也很好，就像你一样。”

英姬笑了笑，这次的笑容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纯粹而自然。她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诸多限制，她还是喜欢这份工作。在带领外国人参观这个国家的过程中，她也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送别旅行团的那天，英姬在火车站与每位游客握手告别。当火车缓缓启动时，她把手伸进制服口袋，摸了摸那个已经空了的信封。小费早已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但信封本身被她留了下来，作为第一次完整带团的纪念。

回到旅行社汇报工作时，英姬没有提及小费的事。主任对她的表现给予肯定，特别表扬了她“灵活处理与中国游客的关系”。这句话让英姬心中一动——难道主任知道什么？还是这只是一句普通的评价？

那天晚上，英姬在日记本上写下一段话：“今天收到了人生第一笔小费。游客说这是对我服务的感谢。我服务得好吗？我只是做了该做的工作。但为什么他们的感谢让我如此开心？也许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金英姬，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导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