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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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需要“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无论需求还是供给、消费还是投资，都离不开企业这一关键主 体。如何以 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推荐阅读《学术前沿》最新文章。

核心观点速览

激发民营、国有及国有控股、外资企业这三类企业主体活力，需要因类施策：

•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支持民营企业中的创新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更多的民营企业扫清制度和政策等障碍。

•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

• 激发外资企业活力：推进制度型开放与优化环境，扩大引资对象的区域和产业范围，提高引资质量。

企业活力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源泉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论述从单个资本循环上升到社会总资本循环的递进式过程，系统分析当时英国立足国内大市场优势所构建的经济循环，其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是各个环节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因此，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不仅隐藏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之中，更体现在促进四个环节的高效衔接和顺畅转换上，而畅通国内大循环，企业是核心角色。

企业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首先，企业是生产的主体，是市场需求的捕捉者，在需求主导产业发展和经济循环的当下，企业是新技术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以技术创新推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不断提供新产品、新服务，持续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和价值创造能力。当经济循环中有更多高效率和创新型企业涌现后，就会促进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生产要素的配置主体，也是初次分配的主要主体。在分配环节，总体上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求，健全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企业根据各类生产要素的贡献，向员工支付薪酬，向资本所有者支付利息、分红和利润等，向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拥有者支付租金，向政府缴纳税收等，将创造的价值在社会各不同主体间进行分配，直接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政府的财政能力又是二次分配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再次，流通环节既是国内大循环的主动脉，也是毛细血管。流通效率决定全社会物流成本，进而决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在包含数字技术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下，企业构建起覆盖城乡、线上线下融合的现代流通网络。提高商品和服务的流通效率，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流通动力所在。

此外，在消费环节，技术的进步使企业的精准市场定位和商业模式创新存在更多可能。企业是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消费需求的感知者和满足者，通过标准升级、品牌建设和高品质服务等方式，企业可以持续提升消费体验，激发消费潜力，提振消费能力，拉动经济增长。因此，由企业的效率和创新力表现出来的企业活力，直接关系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与否，企业作为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链接枢纽，其活力水平也直接决定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大小，有活力的企业是支撑国内大循环稳定顺畅运行的微观基础。

企业活力的内在逻辑与驱动效应。企业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体，然而，企业活力更体现为创新力和创造力。这里的创新并非只限于技术创新，与企业有关的技术、产品、服务、组织、管理、商业模式等，都是创新力的来源。对单一企业而言，如何挖掘和提升自身的创新力和创造力是企业自身的事情，但企业活力的强弱变化，不是在完全脱离现实环境的“真空”状态下进行的。市场竞争是企业活力的“较量场”，公平的市场竞争制度和优良的营商环境，是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制度保障。

就外部环境而言，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关键是营造公正、公平、公开、透明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融通发展。具体的活力塑造和释放则交由企业各自“大显身手”，政府的角色更倾向于保障法律制度和规则得以充分遵守的监督员。这种环境下激发出的企业活力，在生产环节，会组合各种创新方式生产和提供产品与服务，满足新需求和创造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在分配环节，会因创造更多价值而增加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在流通环节，会以商业模式创新提高流通效率，最后间接影响消费环节，以促就业来增收入，进而提振消费。由此可知，企业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主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企业活力的大小决定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强弱。因此，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本质使然。

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重点领域和企业发挥主体作用的战略方向

关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较为丰富的研究，如认为形成供需对接的循环体系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两个重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第一难点问题。再如，有研究指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点是“六个深化”，表现在科技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流通体制、供需匹配、产权制度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关键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更多核心技术，占据更多产业制高点。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已从理论和现实层面得到充分论证。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之一就是科技创新，这也是最主要的动力。企业如何在科技创新，特别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方面发挥主体作用，这是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重要战略方向之一。

企业是集聚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科技创新主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4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24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36326.8亿元，比上年增加2969.7亿元，同比增长8.9%，增速显著。其中各类企业的总投入达到28211.6亿元，比上年增长8.8%，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量的比重高达77.7%。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69%，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持续高水平投入带来的专利和成果转化绩效显著，截至2024年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97.8万件，占境内有效发明专利的42.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共有9.2万家企业拥有注册商标，比上年增长13.7%。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得以强化，科技创新激发企业活力，而有活力的企业更会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顺畅循环中发挥主体作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引导企业优化投资结构，强化供给优化与供需互动。促进国内大循环规定了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任务，即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又一来源。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我国投资结构发生积极变化，高技术和新兴产业投资快速增长，为构建高水平国内大循环奠定坚实基础。企业是投资的主体，企业的投资意愿、投资能力和投资结构是构成有效投资的几个主要因素。

从企业视角来看，扩大有效投资就是引导资金进入能够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实现供需协调的产业和领域。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与企业活力密切相关，只有对市场和技术变动敏感，获取和拥有各类要素资源的能力强，且敢于迎接挑战、承担风险的企业，才会对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保持高度热情，进行有效投资。从法律制度环境的视角来看，扩大有效投资则需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制度，让各类企业享有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让市场和竞争筛选有效投资。

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拉动整体投资和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8.0%，增速高于全部投资4.8个百分点。企业投资结构的优化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前提之一，是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又一战略方向。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研发强度达到5.21%，其中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10%。这表明，企业的投资正从传统的加工制造环节，更多地转向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等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这种投资方向的转变，不仅会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也会增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为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奠定坚实基础。

依托企业提升供给质量，激活与引领消费潜能。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和“主引擎”，其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从直观上理解，消费似乎是微观个体的行为，与企业活力并不紧密相关。但事实上，微观个体的消费能否提振，至少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即能消费、敢消费和意愿消费，分别对应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和消费意愿，其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与企业的活力密不可分。因此，以企业活力提振消费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又一战略方向。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消费能力的根本决定因素，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和分配劳动者报酬。企业活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类型和工资水平，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同时，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对消费能力的影响更直接。而从意愿消费的视角来看，企业供给的产品和服务的类型与品质、提供的消费场景，能够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意愿。

企业作为市场供给的主体，其创新能力是引领和创造新消费需求的关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智能无人机飞行器、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59.9%、29.8%、40.5%、28.5%。这正是企业供给创新成功引领消费需求的体现，与上述企业投资结构优化也密切相关。企业投资既是企业信心的一种表现，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挥棒”，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领域投资后获得良好效益，会进一步激发其创新积极性。近几年，我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航天航空、无人驾驶领域的技术研发专利布局已凸显成效，不断释放在科技创新，乃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企业活力。

由此可见，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三个战略方向，即创新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投资结构优化以及提振消费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创新是企业的活力之源，在供给方面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投资结构优化，提高投资效益，进而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居民增收，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企业想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也需要优化投资结构，投资于新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加强标准和品牌建设，这又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创新动能，促进企业活力迸发。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过程中，企业是主体、中枢，企业活力决定内生动力的强弱。而从激发企业活力来看，这不仅是企业自身的事情，还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投资结构优化等外部环境密不可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投资方向和重点”和“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等，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是激发企业活力不可或缺的条件。

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主要路径

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根本。如何让各类企业形成百舸争流的竞争态势以释放竞争的潜能，这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面临的首要课题。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最新公布数据，截至2024年，我国登记在册的企业数量达6122.6万户，比2023年底增长5.1%，截至2025年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过5700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2.3%，但与1.89亿户的市场经营主体相比，企业数量总体上仍相对偏少，更多是个体工商户。从所有制类型上看，民营、国有及国有控股、外资企业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微观主体，这三类企业的规模、效益、运行质量与竞争能力各不相同，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在国内大循环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区别。因此，激发这三类企业主体活力的路径不同，需要因类施策，才能更好地激发企业活力，进而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激发民营企业活力：纾困解难与培优增效。民营企业占我国企业总量92%以上，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民营经济目前在我国经济发展中“56789”的贡献（即民营经济贡献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其内在活力的最好呈现。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是改革开放的推动力量。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亲近市场、敏锐捕捉和灵活适应市场需求，敢于冒险和追求创新的本能，就是活力的钥匙。

中国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的市场竞争环境，民营企业的信心和干劲、闯劲，来源于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市场预期。因此，要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根本路径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具体而言，激发民营企业活力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路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支持民营企业中的创新型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特别是支持“小巨人”企业在科技创新、强链补链、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主体作用，让科技创新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强大支撑。民营企业以敏锐的技术洞察力和市场感知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领域大展身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中分布在制造业领域，其中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是“小巨人”企业密集度最高的行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提出：“引导民营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战略需要、行业发展趋势和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开发关键核心技术、共性基础技术和前沿交叉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这为强化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指明方向。

其次，为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链主企业和关键节点企业，扫清制度和政策等障碍。国内大循环仅从一次循环的单个周期而言，始于生产终于消费。但其实在这一周期中，有更多企业的生产活动，不是以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形式由消费者消费的，而是以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和中间品的形态，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完成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在消费者看不到的领域，企业活力会以提供就业和增加劳动者收入等形式，对最终提振消费产生影响。因此，不仅要培育更多具有产业价值链掌控力和品牌影响力的链主企业，也需要关注在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基础元器件、关键软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基础等关键领域中的节点企业。市场竞争的指挥棒需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应着力保障民营企业在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平等竞争的权利。

再次，为民营企业进入新产业，提供新产品、新服务，创造新场景，实践新模式给予更多便利。当前，我国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历史性时期，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是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消费升级无论是从产品消费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的转变，还是产品消费的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和品牌化，都需要技术、产品、服务、场景、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创新，民营企业把握消费脉搏的能力更强，向新而上的原始动力更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兴领域，如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应对民营企业的进入和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予以全面支持，在新技术应用和新场景打造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大胆尝试，包容失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

又次，调动民营企业的促就业和增收入功能，其前提是稳预期。对民营企业稳预期，包括“解近渴”和“去远忧”两个方面。所谓“解近渴”，就是针对民营企业，特别是占民营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当下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如融资难、成本增加、适宜的生产性服务短缺等，分别从制度完善、机制设计和政策保障等方面予以解决。针对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不能只在传统金融机构内部以绩效考核变革等方式进行调整，而是需要拓宽面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探索组建政策性银行或政策性基金，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形成民营银行、小额信贷公司、风险投资等多管齐下的融资渠道。针对民营企业的成本增加，应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推进增值税减税等实质性减税措施的落实，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酌情实行普惠型税收免除，降低社保缴费等企业隐性成本负担，加快推进涉企行政事业性服务零收费，以及为民营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券等。

所谓“去远忧”，应从法律和制度建设上不折不扣地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消除民营企业对长远投资发展的不确定性担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所有权，同等程度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继承权、处置权，以及知识产权、数据产权等。深入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在市场准入环节的管理权限和方式，打破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落实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完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诉求反映与权益维护机制，尊重和保护企业家合法的人身与财产权益，增强其长远发展的信心和加快发展的决心。

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深化改革与战略引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中，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布局的影响，特别是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优化投资结构中，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活力需要充分激发。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锻造国之重器、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关键支撑作用。国有资本在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所需的资金、人才、平台等创新资源中，发挥自身的引领和先导作用，与民营企业共同构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在具有公共服务属性或半公共服务属性的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建设中，发挥国有资本的投资功能，但不一定由国有企业来运营，而是以市场竞争决定的委托招标服务等形式，更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扩大有效投资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高质量推进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保障能源资源安全自主供给等方面，都需要国有企业展现担当作为。

国有企业的能力提升，同样需要激发其创新活力。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关键是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真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做到“两个一以贯之”，使两者有机统一。国有企业需要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来激发其市场活力。在围绕国有企业的核心功能进行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偏重经济责任的商业一类国企，应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来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本能，在引入职业经理人、员工持股、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加大改革步伐。

激发外资企业活力：推进制度型开放与优化环境。外资企业伴随改革开放进入中国，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参与者。截至2024年底，外商累计在华投资设立的企业超过123.9万家，贡献了近7%的就业，七分之一的税收、约三分之一的进出口、二分之一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外资企业既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很多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已具备较强的根植性，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密切合作，或是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引进利用外资的结构发生明显变化。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11.7%，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8.7%、40.8%和21.9%。这说明外资对我国国内大市场和不断优化升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已经产生不可替代的依赖。

以结构优化高水平利用外资，一方面应扩大引资对象的区域和产业范围，另一方面应提高引资质量，引导更多外资投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现代服务等领域，扩大市场准入。放眼全球，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仍是主流。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的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民企、国企、外企享有优化的营商环境，也是激发外资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必然选择。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3期

原标题 | 以企业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战略方向与路径

作者 |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白雪洁

新媒体编辑 | 王思楠

原文责编 | 李思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