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需/高邑人物志・唐代廉吏李至远

唐代廉吏李至远

唐代廉吏李至远

李至远，唐代赵郡高邑人，乃名臣李素立之孙，官至侍御史、天官侍郎，后出刺壁州，是高宗、武周之际以廉正闻名的朝堂干吏。

至远初名“鹏”，其名之改，缘自祖父李素立一次奉命出使。行前，素立对家人言：“古之贤者，多因事为子嗣命名，以寄深意。吾此行远出，亦可借此为孙儿易名。”遂将其名改为“至远”，既含志存高远之期许，亦藏家国万里之襟怀。

至远自幼便展露过人天资，性聪慧而笃于学，于经史子集之中，尤精《尚书》与《左氏春秋》二书。彼时，西晋杜预为《左氏春秋》所作注解尚未广泛流传，至远潜心钻研，不囿于旧说，自撰《左氏春秋编记》，阐发己身对经义的独到见解。后得见杜预注本，两相比对，其阐释竟与杜注大体相合，时人皆叹其天赋卓绝、学力深厚。

弱冠之后，至远步入仕途，初调任蒲州参军，后累功补授乾封郡属官。上元年间（676—678年），唐高宗亲策天下贤才，以书笔之问考核群臣政见。至远于策论之中，陈说治乱之道，言辞剀切，见解精辟，一举登制策高第，被授为明堂主簿，旋即转任鸿胪主簿。任职鸿胪寺期间，他奉旨厘定戍狄登记文簿，体例严谨，考据详实，所载部族、户数、戍防诸事无一错漏。高宗览之甚为满意，擢升其为监察御史里行，命其执掌朝堂监察之职。

然至远性情刚直，不阿权贵，在监察任上秉公弹劾，触怒朝中奸佞，故而遭排挤外放，沉沦僚佐多年。数年后，其才名与德行终被朝堂记起，方得召回京师，历任司勋员外郎、吏部员外郎，再迁天官侍郎，主持吏部选官之事。

唐代吏部掌天下铨选，关乎官吏升降、朝堂吏治，向来是权贵请托、徇私枉法之渊薮。至远履职之后，秉持大公无私之心，恪守廉洁清正之德，对下属僚佐严加管束，订下严明规矩：凡查实收受贿赂、处事徇私者，即刻革职调换，绝不姑息。一时之间，吏部风气为之一清，僚属皆敛声屏气，不敢稍有逾矩。

一日，吏部核查处决流放人员名单，有主管官吏受人请托，欲为罪臣王忠脱罪，竟将其姓氏“王”改为生僻之“土”，妄图混淆视听，蒙混过关。至远审阅名单时，目光如炬，当即察觉破绽，正色道：“天下流放之人何止三万，从未有姓土者，此‘土忠’，必是王忠无疑！”那主管官吏见诡计被识破，惶恐不已，当即伏地叩头认罪。此事传开，朝野上下无不佩服至远之明察秋毫。

其后，至远因政绩卓著、品行端方，被选为内史，跻身中枢重臣之列。彼时权臣李昭德执掌朝政，权势煊赫，因举荐至远之事，遂派人示意至远登门答谢。不料至远闻言，慨然答道：“公若因国事而用我，此乃公事公办，我何须私下行谢？若因私恩而邀谢，则公私混淆，于理相悖。”此番话掷地有声，却也触怒了心胸狭隘的李昭德。昭德怀恨在心，不久便寻机罗织事由，将至远排挤出京，贬为壁州刺史。

至远远赴边州，虽身处僻壤，仍不改初心，勤理政务，抚恤百姓，欲为一方兴利除弊。奈何天不假年，他积劳成疾，竟病逝于壁州刺史任上，终年四十八岁。一代廉吏，未得施展全部抱负便溘然长逝，闻者无不扼腕叹息。

李至远一生，以才学立身，以清正传世，拒私谢而明公私之辨，斥奸佞而守朝堂之正，其风骨气节，堪称唐代士大夫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