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山东曾经有一个强大的古国叫做凿齿。它曾是上古强大的部族，后裔遍布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岛屿。它却只在历史上留下了简单几句话。

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淮南子》

古代的传统文人以为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凿齿是一种怪兽。

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 有人曰凿齿，羿杀之。 ——《山海经》

实际上呢？现代考古学发现凿齿曾是上古极为强大的势力，其后裔遍布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岛屿。

凿齿是他们传承的独特风俗，是成年男女们通过敲折、拔除或锯平来去除自己上颌对称的门齿或犬齿。直至20世纪30、40年代，部分台湾高山族仍有这种风俗。这一习俗最早可追溯至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拔牙头骨，印证了凿齿习俗的悠久历史。

凿齿后裔：波利尼西亚血统的“马王”卓戈·卡奥

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

并肩少昊挥刀， 携手嫦娥弄涛。

注：【本篇为《》第六篇】

史书的记载，容易让传统文人形成一种固有印象，似乎北方自古以来就活跃着强大的游牧民族。然而，现代考古学却揭示出一幅截然不同的上古图景：游牧文化的起源远远晚于农业文化，出现在黄河流域更是晚得出人意料。历史上，黑海草原的颜那亚人群首次系统发展出了支撑游牧生活方式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并在四千多年前横扫欧洲[1]，但直到三千五百年前，他们才最终进入蒙古高原[2]。

在周朝之前，最棘手的外患来自东方。周人称他们为“夷”。商朝中期，正值“九世之乱”的内忧之际，他们趁机大举入侵，不仅攻入商人王都，将商朝贵族们残忍肢解投入祭祀坑[3]，还迫使商王不得不放弃先祖修筑的金城汤池和大片繁荣富庶的土地。

他们曾统治夏人长达四十年，“因夏民以代夏政”（《左传·襄公四年》），让夏王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在商、夏、乃至传说中的五帝对他们屡次征讨之前，他们更是实力强劲，足以在那上古时代翻覆风云、搅动江海。

山河险固

我们的纬线继续向东，就到达了济水流域和山东半岛。不要觉得这里是夷人之地而轻视这里的文化，山东有中国北方地区年代最早的出土陶器和农业萌芽[4]，距今一万三千年以上。泰山及周围的山脉、济水和它的支流们、以及几个上古大湖，就像天然的城墙和护城河，共同守卫和哺育着这片土地的先民们。

图一：根据战国时代的地理绘制的拔牙古国核心地段地图（点击放大更清晰）。地质测年数据显示在拔牙古国的时代湖泊、沼泽、河流比这更丰富

在雄伟的泰沂山脉和浩淼的巨野泽之间，汶水和泗水冲积出一大片沃土。甘甜的汶水五脉支流冲刷出连缀的河谷走廊，星罗棋布的湖沼更是上天馈赠给先民们无尽的财富。早在七千年前，北辛文化时期，进入锄耕阶段[5]的农业已然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碳化粟粒和从播种到收割、加工的完备农业工具体系，正是先民们辛勤耕耘的见证。

这时候，先民们已经开始人工驯养猪，并以打制精湛、锋利尖锐的骨镞进行狩猎，用设计巧妙的鱼镖捕捉水中游鱼。他们更是掌握了编织、缝纫与制骨等多项技术。陶器底部残存的清晰席纹，向今天的人们展现出当时编织技艺的高超水准。而磨制精细的骨针与陶纺轮的出现，则表明他们已能利用野生纤维和动物毛绒纺线织衣，满足日常穿戴之需。

图二：左边是骨镞，右边是鱼镖

这种原始平等的生活平静地持续了上千年。生产效率在逐步提升，技术在精细化，手工业在专业化，社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复杂化，私有制和财富观念开始出现。在距今不到六千年[6]，革命性的质变开始了。

制陶技术出现了巨大飞跃[7]，慢轮修整技术开始广泛应用。这是一种可以让陶器造型变得更为规整、形态匀称的专业化技术，至今仍在西双版纳傣族中传承延续。在这一阶段，精美的彩陶开始逐渐出现，器型也日趋丰富多样。陶器烧成温度的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其硬度和耐用性。

图三：拔牙古国的红陶觚

曾经粗糙的磨制石器也变得通体磨光、形制规整、刃部锋利。工具类型不断增多，专业化程度明显提升，开垦荒地、深耕细作、木材加工建造房屋的能力大幅增强。生产效率实现革命性提升，为经济大发展和人口增长提供了根本动力。

聚落规模显著扩大，并开始出现中心聚落。房屋建筑技术持续进步，结构更加牢固稳定。农业进一步发展并趋于稳固，社会中出现财富积累与明显的贫富分化[8]。养猪业尤为兴盛，猪成为重要的财富象征。

我们计算出的那条纬线，恰好纵贯这个文明质变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遗址——野店。遥想当年，这一带的风俗想必会让现代人、乃至当时济水以西的各族群感到惊奇。他们会主动拔除自己的两颗健康门齿[9]，并在口中长期含着一个小石球。考古学上它的正式名称叫做大汶口文化，但或许我们不如叫它拔牙古国。

图四：拔除两颗侧门齿示意图

这里是这种拔牙文化起源年代最早、分布最密集的的地方[10]。考古数据显示，各遗址的拔牙率普遍高达70%以上[11]，且在两性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这一习俗不见于年幼孩童，推测其执行年龄在14岁左右，这和中国现代某些民族的拔牙年龄几乎完全相同。

从出土材料来看，先民们主要采用凿、敲、打等方式来去除牙齿。具体的操作手法，应该与民族志中记载的近代台湾赛夏人[12]或者贵州打牙仡佬[13]的方式类似：用细小坚硬的工具抵在需去除的牙齿上，然后用石块等物敲打，最终使牙齿脱落。

图五：拔牙古国的鼎盛。深蓝：原有地域；浅蓝：大约在蚕丝古国崩溃后的扩张地域

在距今不到五千年的某个时期，强势存在了近千年的蚕丝古国（参见本系列上两篇）突然走向崩溃。与此同时，拔牙古国的势力大举西进与南下，占据了长江北岸和黄河南岸的广袤沃土[14]。伴随着其势力的鼎盛，拔牙习俗也如浪潮般向外扩散。

其中一路，首先向南传入太湖之滨的马家浜文化居民[9]中，然后席卷浙南、福建、台湾和珠江流域[15]。在四千多年前，拔牙风俗已在东南沿海遍地开花[16]，北起浙江瑞安，南至香港，盛行于闽浙昙石山文化，广东河宕文化，台湾圆山文化、牛稠子文化、卑南文化[17]等诸多族群之中。

原始南岛民族便是在这股浪潮中形成[18]，并由此开启了向广阔大洋的史诗级扩张（见图五）。他们渡海抵达台湾，继而向南遍及菲律宾、马里亚纳与帕劳。接着他们的足迹踏过婆罗洲、马来亚与印尼诸岛，最终遍布于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夏威夷与复活节岛的浩瀚海域[19]。他们所秉持的拔牙文化，也随之在这片横跨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广阔岛屿世界生根发芽。

图六：南岛民族的扩张之简单易懂版 紫色：第一波浪潮；黄色：第二波浪潮

另一路则向西南，经江汉平原传入中国西南地区，后来成为流传于獠人、仡佬族[13]居民地区的一种普遍文化习俗。此外，还存在一条可能的海上传播路径，就是跨海东传至朝鲜半岛与日本诸岛。拔牙现象不仅频繁见于日本古代遗址[20]，也出现在朝鲜半岛的古俗记载之中。

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承自上古的一项重要礼仪。从上古民族环境考量，在强敌腹地的圣山举行如此盛大的仪式，其核心目的无疑是彰显赫赫武功。由此观之，当山东早已融入华夏版图后，后世帝王的封禅便不免虚有其表。唯有霍去病远征漠北封禅于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窦宪击溃北单于刻石于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这样的功业，才真正继承了上古封禅那份当之无愧的荣光。

回到最初的问题，天道之数技术是否发源于这个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地方，随后被强势的拔牙古国带往西方，历经流转，最终为崛起的周人所继承？

英雄传说

时光飞逝，文化和技术水平不停地进步，人口在迅速地增长。千余年之后，古老的拔牙习俗在它的发源地反而衰退消失，这里的变化已经翻天覆地。

图七：快轮制陶技术

陶器已经普遍采用快轮制陶技术。快轮制陶法借助高速旋转的陶轮，利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将轮盘中心的陶土通过手的拉伸、挤压等动作，快速拉坯成型，可制作出对称性极佳、造型精细、胎体轻薄均匀的复杂器型。这种大幅提升了制陶效率与成品精度，是古代制陶工艺成熟的重要标志。

其中，以黑陶为代表的磨光黑陶尤为出众。这里开始出产一种精致无比的薄如鸡蛋壳不到0.5毫米厚的高柄陶杯——蛋壳陶杯，造型繁复精美。毫不夸张地说，蛋壳陶是中国古代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代表陶器技术的最高水平[21]。其烧制工艺极为复杂，需封窑渗碳，精准控温，对匠人技艺要求极高，反映出当时陶工已走向专业化与分工生产。甚至至今现代人还无法完全破解先民的蛋壳陶制作工序。

图八：陶器的巅峰：蛋壳陶

手工业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22]。玉器加工规模显著，曾出土整坑玉料及半成品；骨器数量可观，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蚌器也十分丰富。更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金属冶炼的出现——出土了黄铜锥形器、铜制工具、铜条、铜渣等物，暗示冶铜技术已初步萌芽。纺织业同样进步明显，陶石纺轮数量大增、形制多样，不少陶器底部遗留纤细布纹，可见纺织物已相当精细。

此外，在丁公遗址陶器残片上发现了11个连缀刻写的符号[23]，笔画流畅，排列有序，已经脱离了刻划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刻字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记载着某种特定的内容[24]。因此，严文明先生说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田昌五和张学海等先生称之为“陶书”。景阳冈遗址也发现一刻文陶片，属一小型泥质磨光黑陶罐的肩部，残存部分呈三角形，从刻划形式看，是在陶器成型之后，烧制之前刻上的。从字的形体看，与甲骨文似有渊源关系。

图九：丁公陶书

进入这个时代，山东也像中原一样开始四处建立城池。城址普遍采用夯筑技术，城墙坚固，城内出现明确的功能分区，一般包括居住区、手工业区、祭祀区与墓葬区[25]。阳谷景阳冈与淄博桐林城址面积均达35万平方米，城子崖、尧王城、两城镇、丹土等亦超过20万平方米，显示出较高程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农业方面，以粟作为主，水稻也开始种植。农具类型丰富、制作精良，家畜饲养空前繁荣，猪占据主要地位，狗、牛、羊、鸡、马等也已齐全。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传奇英雄羿开始了他史诗般的东方征伐。在传说中，“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淮南子·本经训》）

古代的传统文人以为凿齿是一种怪兽。现代考古让我们清楚知道这其实就是拔牙古国的后人。而猰貐和连云港市的赣榆县县名不过就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译而已。其余几个也多有指向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的线索[26]。

图十：山东龙山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遥远东方的海滨，我们的纬线恰好穿过一座古老王国的都城——尧王城遗址[27]。这座曾延续了三百余年的城池，是否还能让四千年后的你，感受到它当年的气息？是羿建造了它，还是羿摧毁了它？

羿，可能是一个人，但按上古的惯例更可能是某个世代相传的王族首领的通称。到了夏代，他的后人挥师西进，统治夏民，并为自己冠以“后”（“后”在上古是“王”的意思）的尊号。这段“后羿代夏”的史实，被郑重载入《尚书·夏书》《左传》《史记·夏本纪》等典籍之中。

那么，是不是这个王国最早窥见了天道之数的奥秘，并被后羿教导给夏人，而后由后羿传授予夏人，再经殷人之手最终流传于周人？

大城故事
图十一：造律台类型的国际环境

山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也叫王油坊类型、或者青堌堆类型[28]，有时被直接冠以“造律台文化”、“王油坊文化”之称。这些多样的称谓，共同记录了考古学家们对它丰富内涵的持续探索与深厚兴趣。

这是一个躁动和充满力量的古王国。它盘踞在东方的门户，以独有的实用精神与坚韧意志立国。其陶器多为素面灰陶[29]，与山东龙山文化其他地方类型盛行的繁复精美的蛋壳黑陶迥然不同。它曾挥戈远征三苗王国[30]，也曾南下征服曾经辉煌灿烂的良渚文化的故土废墟[31]（见图十二）。然而，其命运最为波澜壮阔的一笔，是在王国生命的末期，它决然西进，将锋芒毕露的目光投向了中原大地[32]。

图十二：造律台类型的东南征伐

这幅西征宏图的肇始，是双洎河畔新砦遗址一座百万平方米雄城的拔地而起。以此为基业，它四面出击，将郑州、荥阳、颍汝上游、洛阳盆地及周边河谷尽数席卷囊中[33]。连绵的征伐，生生截断了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原有的发展脉络，扭转了其文明演进的轨迹，就此揭开了一页全新的发展篇章[34]。

这便是夏代考古上著名的“新砦期冲击”。考古学泰斗李伯谦先生将其论断为“即是文献所记‘后羿代夏’至‘少康中兴’事件的物质遗存”[32]。它作为关键过渡阶段，连同之前的王湾三期文化与此后崛起的二里头文化，共同拼合成了考古学上那个厚重而完整的夏代。

让我们回头去看看史籍中后羿的足迹。《左传·襄公四年》写着：“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

“鉏”是后羿最初的居地。在春秋时代，此地成为宋国大夫向魋的属邑。据《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太叔疾通过献珠给向魋而获封“城鉏”（“疾臣向魋，纳美珠焉，与之城鉏”）。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疆域，几乎完全位于龙山时代晚期造律台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这一地理重合清晰地表明，源自“鉏”的后羿，属于造律台类型一脉。

那么“穷石”在哪里呢？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其不朽诗篇《离骚》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的线索。诗中描绘后羿美丽的妻子宓妃，“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她晚上回到穷石休息，早起去洧水里洗濯她美丽的长发，这表明“穷石”必在洧水之畔。

而洧水的名字频频现于《诗经·郑风·溱洧》、《吕氏春秋·离谓》、《史记·苏秦列传》与《水经注》等诸多古籍，脉络清晰，它就是今天的双洎河。

图十三：龙山时代末期的中原城池（二里头只是作位置参考，当时尚未建城）

在那个时代的中原，位于洧水畔的城址，唯有新砦遗址。这座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二里头文化之前中原最大城池，南面以洧水为天然屏障，东、北、西三面则修筑了城墙与护城河，形成外壕、城壕、内壕三重防御体系，其中心区更建有大型浅穴式建筑[35]。这种地理唯一性、规模、形制，都与文献中的“穷石”高度吻合。

所有的线索在此交汇，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新砦古城，正是古史记载中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穷石”。后羿的弓鸣、宓妃的凌波、寒浞的弄权……那些脍炙人口的传说，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地上演。而他们的故事，至今仍在你手边的史册书页间，静静等待着你的翻阅与想象。

神话传说中的“羿”，最大可能对应的正是山东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的历代君王。这个古王国的末代“羿”，率领部众向西征伐，君临夏民之邦。历经寒浞弄权的颠覆与少康中兴的转折，这支外来力量最终与夏人深度融合，共同在伊洛河畔缔造了那个庞大的王朝都城——二里头遗址[36]。

诸神黄昏

断矛、残戈与箭簇，零落在血色斑驳的大地。凝滞的空气里，仿佛还回荡着彤弓弦颤未止的嗡鸣。当征伐在史诗中落幕，文明从巅峰跌落，山东龙山文化的诸多类型，也在约四千年前的烟尘中，逐一归于沉寂。

让我们把目光从中原再度转回到山东，看到的已是一番文明衰退的景象。陶器的品质明显变得更粗糙，从昔日的华丽精致堕入粗砺的现实，其风格变得比较接近造律台类型[29]。陶胎变得厚重，工艺趋于简陋，粗糙的夹砂陶成为主流。那曾代表顶尖工艺的蛋壳陶已消失无踪，磨光黑陶也大幅减少。器身上的附件基本消失，素面或简单磨光成为常态。陶器种类急剧缩减，生产技术更是从龙山时代娴熟的快轮拉坯，惊人地倒退到泥条盘筑。就连烧造火候也普遍不足，陶器中心常见未烧透夹心现象[37]，就像是文明之火在勉强喘息。

新崛起的岳石文化，在社会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昔日辉煌的龙山时代[38]。遗址数量如退潮般骤减了70%[39]，这场衰退横扫了整个海岱文化区的每个角落，无一幸免。这一切都昭示着，人口正在经历一场断崖式下跌，尤其在鲁东南地区，那昔日繁华之地，其人口的凋零程度更是触目惊心[40]。

图十四：夏末局势图

这就是古籍中与夏商相伴的“夷”人所对应的考古文化。《古本竹书纪年》描绘了一幅夏代中期“九夷来御”、“诸夷宾于王门”的和谐画卷。但在商族崛起的战火中，夷人选择了与商同盟，共同撼动了二里头的夏王朝统治[41]。早商时期商夷关系尚属良好，但到商中期，中央王权衰微，“比九世乱，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竟致夷人兵锋西进，一度攻破商之核心地域[3]。

商代晚期，随着商人持续东征，夷人活动范围自西向东逐步收缩，广袤海岱地区逐渐被商文化吞并融合。唯有在潍河以东的胶东半岛，还顽强坚守着最后的夷人文化。这里几乎不见商文化痕迹，形成了独特的“珍珠门文化”，这是这片不愿屈服的土地最后的倔强。这里的陶器多为手制[42]，散发着古朴原始的气息，器类单一，数量稀少。

这缕微弱的窑火，最终在周代华夏文化的弥漫中，渐渐悄然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