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主政新疆16年，用硬核手段杜绝境外不良思潮

1912年民国建立后，杨增新临危受命出任新疆都督，后改任省长，开启对新疆长达16年的主政生涯，彼时新疆内有军阀残余作乱、民族部落矛盾频发，外有列强环伺、境外不良思潮持续蔓延，内忧外患交织之下，杨增新将防范境外不良思潮渗透作为维护新疆稳定的核心要务，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有效遏制了思潮蔓延势头。

新疆自古以来便是我国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并存的边疆要地，自汉朝纳入中国版图，历代中央王朝均对其实施有效管辖，长期的民族交融形成了各民族共生共荣的稳定格局，其中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民族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语言均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一特征被境外势力盯上，成为其渗透的可乘之机。

清末民初兴起的两类境外不良思潮，均带有鲜明的扩张性与煽动性，其一为源自阿富汗的宗教极端思潮，主张联合全球同宗教信徒，建立统一的宗教主导政治实体，反抗非信徒统治；其二为源自沙俄统治下中亚地区的民族极端思潮，主张整合全球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统一的族群国家，二者虽主张各有侧重，却相互勾连呼应，成为列强干预中亚及中国新疆事务的工具。

1908年起，奥斯曼帝国为扩张势力范围，开始主动向中亚传播此类思潮，派遣传教士、学者远赴中亚各地，通过办学、传教等方式散布理念，新疆与中亚山水相连，人员往来频繁，思潮很快便传入境内，埋下隐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为削弱协约国在东方的势力，德国暗中资助奥斯曼帝国，加大对中亚及新疆的渗透力度，境外不良思潮在新疆的传播进入高峰期。彼时思潮渗透主要通过两条明确路径展开，且均有具体的传播节点与案例佐证，其一为民间往来渠道，新疆各地商人常年往返于喀什噶尔、塔城与中亚撒马尔罕、塔什干等地经商，部分穆斯林群众前往麦加朝觐，还有少数富裕家庭派遣子弟前往中亚、土耳其留学，这些人员在境外接触不良思潮后，将相关宣传品带回新疆，在亲友、同乡中私下传播。

其二为境外势力直接渗透路径，奥斯曼帝国与德国派遣专人伪装成传教士、教师、商人，潜入新疆境内，以合法身份为掩护开展煽动宣传活动。1914年秋，两名土耳其传教士经中亚潜入新疆喀什噶尔，以资助修建清真寺为名，在喀什噶尔、疏附、疏勒等地活动，向当地穆斯林宣扬“同教信徒统一建国”等错误理念，拉拢部分宗教人士；1915年，一名德国间谍伪装成皮毛商人，进入伊犁塔城，与当地少数投机分子勾结，散发境外不良思潮传单，试图挑唆当地突厥语系民族与汉族群众的矛盾。这些渗透活动往往与新疆境内少数投机分子、地方豪强相互勾结，借思潮煽动民众对立，破坏新疆稳定，对国家领土完整构成严重威胁。

杨增新主政新疆后，很快便察觉到境外不良思潮的巨大危害，1914年冬，他在给喀什噶尔道尹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新疆回缠各族，素守本分，安居乐业，然近年多有外人入境，妄传邪说，谓各族当自立门户，脱离中国管控，以中国回缠而受外人诱导，一旦滋生事端，新疆必乱，国家疆土必遭损害，其隐患何堪设想。”基于此清醒认知，杨增新将防范境外不良思潮渗透，与抵御列强入侵、平定内部动乱并列，作为维护新疆稳定的三大核心任务，开始构建全方位的防范管控体系。

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1912-1928年），针对境外不良思潮的渗透路径与传播特点，采取源头阻断、内部管控、思想引导相结合的防范策略，各项措施均有明确的实施时间、具体地点与执行过程，形成严密防控网络，有效遏制了思潮蔓延扩散，守护了新疆的稳定局面。

新疆与沙俄、中亚诸国接壤，边境线漫长，哈密星星峡、若羌米兰、蒲犁塔什库尔干、塔城巴克图、伊犁霍尔果斯、喀什噶尔红其拉甫等均为边境要道，也是境外不良分子潜入的主要通道。杨增新从1913年起，逐步强化边境管控，构建“关卡查验+分段驻守+全境监控”的防控体系，且随局势变化不断调整细化措施，时间线清晰，管控地点精准明确。

1913年初，杨增新下令在新疆所有边境要道增设检查点，其中星星峡、米兰、塔什库尔干、巴克图、霍尔果斯、红其拉甫等关键通商口岸，增派正规军驻守，兵力从原来的每班10人增至每班30人，同时抽调当地乡勇、民团协助巡查，实行“人货分查、逐人登记”制度，往来人员必须出示官府开具的路条，携带货物需详细报备清单，严禁携带境外宗教、民族类宣传品、传单入境。1914年中国与德国、土耳其断交后，杨增新立即下达严令，要求各地对德国、土耳其籍人员一律严格管控，凡发现两国人员入境，无论何种身份，立即扣押看管，限制其活动范围，第一时间上报省府再做处置，严禁其与当地各族民众接触往来。

1914年10月，两名土耳其传教士经红其拉甫口岸潜入喀什噶尔，刚入境便被驻守士兵查获，喀什噶尔道尹按照杨增新指令，将二人扣押在喀什噶尔府衙，严禁与外界联系，经审讯确认其入境目的为传播不良思潮后，于当年12月遣返回中亚；1915年3月，一名德国间谍伪装成皮毛商人，从巴克图口岸入境塔城，携带大量境外不良思潮传单，被关卡士兵当场查获，传单全部收缴销毁，间谍被扣押后，经省府批复，于次月押送出境。除关键口岸外，杨增新还下令在边境沿线实行“分段驻守”，将伊犁至塔城、喀什噶尔至蒲犁的边境线划分为多个区段，每区段安排一队士兵驻守，每日定期巡逻，严防境外人员从偏僻小道潜入境内。1916年夏，三名境外人员试图从伊犁边境偏僻山道入境，被巡逻士兵及时发现，当场查获携带的民族极端思潮宣传品，人员被依法遣返，有效震慑了境外渗透势力。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中亚地区陷入动乱，大量乱兵、流民涌入新疆边境，部分境外不良分子混杂其中，试图趁机潜入新疆传播思潮，杨增新立即进一步强化边境管控，下令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地紧急增兵，暂时关闭部分偏僻口岸，仅保留主要通商口岸通行，对所有入境人员进行逐人严查。1918年至1920年，新疆边境共查获试图潜入的境外不良分子及渗透人员30余人，收缴各类宣传品数百份，从源头有效阻断了境外不良思潮的渗透渠道。

新疆穆斯林群众众多，清真寺是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也是境外不良思潮容易渗透的关键节点，杨增新深知宗教在民众中的影响力，从1913年起，出台一系列宗教活动管理措施，规范宗教活动流程，明确宗教活动边界，严禁借宗教名义传播境外不良思潮。

1913年3月，杨增新颁布《新疆清真寺管理章程》，规定新疆境内所有清真寺均需到当地县衙登记备案，详细注明清真寺规模、阿訇姓名、信徒人数，严禁私自新建、扩建清真寺，确需修建或修缮者，需经县衙审批备案，严禁接受境外任何资金资助。

1914年，喀什噶尔疏附县有宗教人士试图接受土耳其传教士资助扩建清真寺，当地县衙察觉后第一时间上报，杨增新下令立即叫停扩建工程，没收境外资助资金，对相关宗教人士进行严肃训诫，明确划定“新疆清真寺，概不接受外洋各国资助，凡私自接受者，以通外论处”的红线。

针对阿訇等宗教骨干人员，杨增新实行严格的备案与考核制度，1913年秋，要求各地县衙对辖区内所有阿訇登记造册，详细记录个人信息，统一上报省府留存，阿訇任职需经县衙层层审核，确认其思想端正、遵守国法、秉持民族大义，严禁思想偏激、宣扬极端理念者担任阿訇；每年年末，各地县衙会对辖区内阿訇进行全面考核，重点核查其讲经内容，是否涉及境外不良思潮相关言论，若发现问题，立即撤销其阿訇身份，情节严重者依法处置。

1915年，叶尔羌（今莎车）某清真寺阿訇在讲经时，私下宣扬“同教信徒应脱离中国，加入统一宗教国家”的错误言论，被当地信徒举报，县衙查实后上报省府，杨增新下令撤销其阿訇身份，流放至北疆偏远地区，同时责令当地县衙加强对辖区内清真寺讲经内容的日常监管。

严禁私设宗教学堂、规范宗教教育，是杨增新防范境外不良思潮渗透的重要举措。1914年2月，杨增新下令，新疆境内所有宗教学堂均需到官府登记备案，统一规范教学内容，严禁使用境外传入的各类教材，教学内容需以传统宗教经典为主，不得涉及民族对立、宗教极端的相关内容；严禁私人私自开设宗教学堂，凡私设者，一律依法取缔。

1917年，喀什噶尔疏勒县有当地豪强私设宗教学堂，聘请中亚人士任教，暗中传授境外不良思潮，当地道尹日常巡查时发现异常，立即上报省府，杨增新下令当即取缔该宗教学堂，收缴全部境外传入教材，将任教的中亚人士遣返回国，对开设学校的豪强处以高额罚款，责令其限期整改，不得再犯。

同时，杨增新明确划定宗教活动边界，规定宗教活动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司法、教育事务，不得煽动民族对立、挑起族群矛盾。1916年，伊犁宁远县（今伊宁）部分宗教人士借宗教活动煽动当地民众，声称“突厥语各族应自立自治”，挑唆当地维吾尔族与汉族群众矛盾，宁远县衙及时制止事态扩大，上报杨增新后，杨增新下令将为首的宗教人士扣押审查，公开宣讲国法与民族和睦理念，强调“新疆各族，皆是中国百姓，不分回汉、不分族群，均需遵守国家法律，不得妄听境外邪说，滋生事端”，迅速平息了当地的骚动。

1915年，迪化（今乌鲁木齐）某书局私自印刷民族极端思潮小册子，被官府查获，书局当即被查封，经营者被处以杖责三十，全部印刷设备与成品被没收；1917年，喀什噶尔某印刷作坊接受境外人员委托，印刷宗教极端思潮传单，被当地道尹察觉，作坊被依法取缔，经营者被流放至南疆。

针对境外书籍、报刊、教材等传入新疆的问题，杨增新下令加强对入境货物的全面审查，严禁各类违禁读物入境，同时严禁境内民众私自传阅境外违禁出版物。1916年，塔城口岸在查验入境皮毛货物时，发现货物夹层中夹带大量民族极端思潮书籍，当场全部收缴烧毁；1918年，和田县衙在日常巡查时，发现当地商户私自传阅境外传入的不良思潮报刊，当场收缴报刊50余份，对涉事商户进行训诫教育，责令其不得再传播此类违禁读物。

1915年，杨增新下令统一新疆各地学堂教材，少数民族学堂需同时开设汉语课程与本民族语言课程，教材内容注重宣扬国家统一、民族和睦理念，反复灌输“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各族民众皆是中国人”的核心认知。

1916年，伊犁某少数民族学堂私自使用中亚传入的不良思潮教材，当地镇守使发现后立即上报，杨增新下令更换全部教材，辞退任教的境外人员，对学堂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1920年，喀什噶尔某学堂试图聘请土耳其教师任教，被当地道尹及时制止，杨增新随后明确规定“新疆境内学堂，教员需为中国籍，严禁聘用外洋人士任教，严防境外邪说借教育渠道传入”。

1913年，杨增新颁布《新疆官吏守则》，明确规定“官吏治理地方，需一视同仁，不得偏袒汉族，不得欺压回缠各族，凡因民族歧视引发事端者，一律严惩不贷”。1914年，哈密县知县偏袒汉族商户，无故欺压维吾尔族民众，引发当地民众强烈不满，杨增新得知后，立即罢免该知县职务，派人前往哈密安抚民众，公开处理涉案商户，迅速平息了民愤；1917年，塔城某官员歧视哈萨克族牧民，强行征收高额赋税，牧民聚众抗议，杨增新下令严查该官员，减免牧民赋税，派专人深入牧区调解矛盾，反复强调“各族皆是中国百姓，赋税一律平等，官员不得妄加欺压盘剥”。

1918年，塔城有少数投机分子借境外民族极端思潮，挑唆当地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与汉族民众的矛盾，恶意造谣“汉族要欺压突厥语各族”，引发部分民众骚动，当地镇守使及时上报，杨增新下令立即抓捕为首的投机分子，公开审讯定罪，揭穿其挑拨民族关系、破坏地方稳定的阴谋，同时派人深入各族民众中宣讲民族和睦理念，强调“新疆各族共处百年，休戚与共，外敌妄图挑拨离间、分裂国家，各族民众需同心协力，共御外侮”，很快平息了当地骚动。

1921年，喀什噶尔疏勒县有不良分子煽动当地维吾尔族民众，试图冲击汉族商户，当地道尹及时制止事态，杨增新下令严查为首分子，同时召集各族民众代表召开和解会议，调解民族关系，明确“各族商户平等经营，不得相互敌视，凡挑起民族冲突者，国法不容”。

杨增新还注重通过行政手段化解民族部落矛盾，避免境外不良势力有机可乘。新疆境内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以游牧为生，部落之间时常因草场、水源归属引发冲突，境外不良分子往往趁机介入，挑唆部落对立，加剧矛盾。

杨增新从1915年起，派遣得力官员深入牧区，实地调解部落矛盾，明确划定草场、水源界限，确定部落权属，同时鼓励各族部落通婚、通商，促进民族交融共生。

1916年，伊犁哈萨克族两个部落因草场纠纷爆发冲突，境外不良分子试图趁机煽动扩大矛盾，杨增新派专人前往牧区调解，公平划定草场界限，责令双方部落首领立下和解约定，不得再争斗，同时奖励主动和解的部落，成功化解矛盾。

1923年，柯尔克孜族某部落与维吾尔族民众因水源问题产生纠纷，当地县衙调解无果，杨增新下令拨款开挖新水渠，彻底解决水源问题，同时劝导各族民众和睦相处、互帮互助，避免了矛盾升级。

1913年，杨增新建立完善官员考核制度，将防范境外不良思潮、维护民族和睦纳入官员年度考核核心指标，每年年末对各地官员进行全面考核，若防范措施落实到位、地方局势稳定，予以嘉奖晋升；若管控不力、境内出现不良思潮传播，予以降职、罢免处分，情节严重者依法处置。1915年，蒲犁县佐因管控不力，纵容土耳其传教士在境内活动，被杨增新罢免职务，流放至北疆；1917年，叶尔羌知县因未及时查处私设宗教学堂传播不良思潮的行为，被降职调任偏远地区，同时责令其限期整改辖区内宗教管理问题。

针对边境地区官员，杨增新实行“专人专责”制度，明确伊犁镇守使、塔城镇守使、喀什噶尔道尹为当地防范境外不良思潮的第一责任人，需每月向省府上报边境管控情况、思潮渗透动态，若出现境外人员潜入、思潮传播等问题，第一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1918年，伊犁边境因部分士兵执勤懈怠，导致两名境外不良分子潜入境内，伊犁镇守使被杨增新严厉训斥，责令其加强士兵管理，严查失职人员，此后边境地区官员均不敢懈怠，严格落实各项管控措施。

同时，杨增新严禁官员与境外势力私下勾结，严禁接受境外人员馈赠贿赂，1914年专门颁布《新疆官员禁令》，明确规定“官员不得与外洋各国人员私下往来，不得接受境外馈赠、贿赂，凡通外徇私者，以叛国论处”。1916年，喀什噶尔某官员私下与土耳其传教士往来密切，接受其馈赠财物，被民众举报，杨增新下令查实后，将其革职查办，没收全部非法所得，以警示各级官员严守禁令、恪尽职守。

民国初年，全国政局动荡不安，新疆内忧外患交织，境外不良思潮成为威胁新疆稳定与国家领土完整的重大隐患，杨增新临危受命主政新疆，以维护地方稳定、捍卫国家领土为核心目标，构建了全方位的境外不良思潮防范体系。在16年主政期间有效遏制了境外不良思潮蔓延，让新疆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保持了相对稳定，成功捍卫了国家西北边疆的领土完整，同时进一步巩固了新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格局，强化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