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启示：历史从未善待过蝼蚁般的苍生，甚至都不值得费笔墨

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夜，开封城遭遇了灭顶之灾。

不是因为李自成攻进来了，而是因为守城的人，把黄河给扒了。

这就好比为了不让强盗进屋，房主直接把自家屋顶掀了，引洪水灌满了客厅。

这一夜，浑浊的黄河水像发了疯的野兽，瞬间吞没了这座千年古都。

据后来的保守估算，这场大水加上瘟疫和饥荒，弄死了整整37万人。

可你要是翻开正史，想找找这37万人的名字，或者是他们死前的哪怕一声惨叫，你只会看到五个字——“士民溺死者众”。

这五个字，冷得掉渣。

说实话，我在故纸堆里爬了三年，越看越觉的后背发凉。

我们引以为傲的二十四史，洋洋洒洒几千万字，其实就是一份精心筛选过的“幸存者名单”。

在这套逻辑里，除非你是能左右朝局的大人物，否则不管你死得多惨，在史书上也就是个逗号，甚至连个标点都混不上。

史书里的一个墨点，那是人间几十万条命。

咱们把时间轴拉长点看，这事儿更吓人。

西汉刚建立那会儿，全国大概1200万人；到了东汉中期，日子好过了，人口涨到了6000万；结果到了汉末三国，军阀们一顿互殴，人口直接暴跌回2200万。

我就纳闷了，中间消失的那3800万人去哪了？

史书不会告诉你张三是怎么饿得啃树皮的，也不会写李四一家是怎么在逃难路上被乱兵砍成肉泥的。

它只会给你来一句“岁大饥”或者“群雄并起”。

这几千万人的命，在史官笔下就是一条下跌的曲线，唯一的用处就是给下一位“真龙天子”的出场，提供一个必须要有的乱世背景板。

所谓的乱世英雄，脚底下踩的都是无名氏的骨灰。

这也不能全怪史官狠心。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其实早就把话挑明了。

老人家说写这书就是为了“专取关国家盛衰”。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这书是写给皇帝当教材看的，不是给老百姓当故事会看的。

对于坐在龙椅上的人来说，哪天哪个将军叛变了、哪个大臣贪污了，这事儿必须要记，因为这关系到他的椅子稳不稳。

至于那一年河南哪个村子死绝了户，那都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这就好比现在的CEO看财报，只关心利润涨跌，谁会关心底下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今天是喜是悲？

这种视角一旦定下来，历史记载就出现了一种特别荒诞的“双标”。

你看史书写宫廷政变，那叫一个精准。

几时几分动的手，穿什么衣服，说了什么话，连个虚词都不带差的。

但一写到老百姓遭灾，立马就变成了高度近视。

曹植写过一篇《说疫气》，那是真惨，说瘟疫来的时候“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都在哭丧，连路都断绝了。

可这到了正史《三国志》里，这种人间地狱就变成了两个字：“岁疫”。

干净，利落，一点血腥气都没有。

后人读书读到这，可能也就是感叹一句“哟，这年头运气不好”，然后就翻篇了。

谁能想到这两个字背后，是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支离破碎？

是无数人在绝望中咽下的最后一口气？

饿死不叫饿死，叫“荒”；被打死不叫被打死，叫“乱”。

更让人破防的，是那些被刻意修饰过的词儿。

元朝至正年间，黄河决口，老百姓饿得眼珠子都绿了。

一群快饿死的农民为了口吃的去抢粮仓，官方史书上怎么记的？

叫“贼聚”。

一个“贼”字，直接把这群受害者定性成了罪犯。

这就好比你快饿死了去要饭，结果被人指着鼻子骂你是扰乱治安。

这种笔法简直是古代版的“语言整容术”，把最溃烂、最疼痛的历史伤口，修剪得平平整整。

唐朝天宝年间也是，山东大旱，惨到什么程度？

“人相食”。

这三个字太刺眼了，于是到了《通鉴》里，经常就被浓缩成“灾，民饥”。

这种极简主义的写法，就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除了所有的痛苦细节。

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灾难具体惨不惨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被平定，政权还在不在手里。

对坐龙椅的人来说，只要椅子腿儿没锯断，底下垫的是砖头还是人头，其实没啥区别。

我们总说“以史为鉴”，可如果这面镜子本身就是经过打磨和抛光的，咱们又能照出个啥来？

陆九渊当年痛骂“杀人盈城，杀人盈野”。

那个“盈”字，是满出来的意思，是尸体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但在史书里讲“秦灭六国”的时候，你看不到这些尸体，只看得到版图怎么变大了，秦始皇怎么威风了。

这种叙事惯性把我们都给带偏了。

我们总觉得历史是那几个英雄人物推着走的，老百姓就是随波逐流的沙子。

其实呢？

正是这些沙子每一次被碾碎的声音，才构成了历史真正的底色。

哪怕是号称记录最详尽的《明史》，记载了277年里的两千多次水旱灾害，背后对应的是六千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但这些数字依旧是冰冷的。

因为史书上只会写朝廷“责令赈济”。

这四个字看着挺暖心，实际上呢？

所以啊，咱们现在再翻那些厚得像砖头一样的史书，别光盯着那些帝王将相的名字看。

试着读一读那些字里行间的空白。

去听一听那些被“民困”、“大疫”、“岁饥”这几个简单词汇盖住的呻吟声。

那个在洪水里挣扎的孩子，那个被兵火烧死的老农，那个倒在路边的母亲，他们虽然没在纸上留下名字，但他们才是历史真正的承受者。

直到1980年代，开封城下进行考古发掘，人们在淤泥深处发现了一户人家。

桌上的饭菜还摆着，主人的骸骨就在旁边，保持着端碗的姿势。

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