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感叹道：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选错路，而是忘看脚下

1942年春季，江津鹤山坪存在着一间租来的厢房。陈独秀带着咳嗽的症状，对着最后一任妻子潘兰珍面带笑容地说道：别人声称我走错了道路，我认为道路并没有选择错误，只是在行走的时候忘记了留意脚下的情况。窗外的油菜花呈现出极为耀眼的黄色，如同他创办《新青年》时所在的北大图书馆的琉璃瓦一般。这位年龄达到63岁的老人颤颤巍巍地指着雨后变得泥泞的田埂说道：你瞧那挑粪的农夫，行走的步伐比我们更加稳当。

我认为陈独秀所说的看脚下蕴含着农耕文明的智慧。1937年出狱之后他本可以前往香港进行避难，但是却前往了武汉重庆。有一次胡适寄送美金来接济他，他把钱退还了，并且表示胡适知道他的执拗。这种知识分子的倔强，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脱离实际的一种体现。1927年他坚持工人阶级主力论的时候，毛泽东在湖南的山里把农民协会搞得十分热闹。

记得我在翻阅档案的时候看到一个细节，陈独秀晚年修改《小学识字教本》手稿的时候，总是喜欢赤脚踩在泥土地上书写。房东家的小孩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眯着眼睛说地气能够通达人心。他的这种近乎巫术的习惯，和他早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当初他主持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时候，是把《共产党宣言》当作数学公式来进行套用的。最为讽刺的是，当他真正学会贴近生活实际的时候，他脚下就仅仅剩下江津那一片土地和水土了。

这么来看，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早已有了伏笔。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交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是陈独秀却对其进行批评，称过分强调农民会使得革命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他对于书本理论的这种执着，如同晚清时期的秀才谈论治理国家和安定天下一样。而在他去世前的半年时间里，当读到延安整风文件的时候，突然向濮德志感慨：毛润之总算是把‘看脚下’这三个字领会透彻了。

当然，忘记关注脚下的情况会带来惨痛的代价。长子陈延年被乱刀分尸并投入江中时，身上穿的仍然是带有补丁的灰布衫。次子陈乔年在即将牺牲之前大声呼喊革命者绝对不会下跪，脚镣将他的踝骨磨得露出了血迹。而他们的父亲此时正被共产国际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在租界里书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这种时空错位所呈现出的悲壮之感，比任何小说都更加残酷。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陈独秀的醒悟有着血泪沉淀。1940年他在给托派友人写信的时候突然说道，苏联二十年的教训让他明白，无产阶级民主要是没有选举自由，就好像穿鞋忘记穿袜子一样。这句话听起来平常，但是却是他用七年牢狱以及两个儿子牺牲换来的觉悟。如同他自己所自嘲的那样，他以前把列宁的语录当作尺子来衡量中国，量来量去量出个四不像。

当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处于贫病交加的状况时，反而展现出了士大夫的风骨。戴笠带着支票本前去请教对日策略，他歪在竹椅上冷笑着说，蒋介石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和蒋介石之间就只有国事可以谈论，没有私人交情可以言说。事后却跟潘兰珍小声嘀咕，那特务头子的皮鞋光亮得能够照见云彩，可惜却照不见地上的蚂蚁。

历史有着这样的幽默之处。当下在安庆陈独秀的墓前，总会有人放置两双布鞋。其中一双象征着他所走过的救国之路，另一双则隐喻着他尚未完善的实践论。这还真与他晚年的感慨相契合：我如同《水浒传》里的李逵一般，抡着板斧冲得过于迅猛，都没来得及顾及自己是否踩了庄稼地。

那我们再来说说，陈独秀最后的日子有着矛盾的圆满。他不领取国民党的津贴，却收下台静农所送的本地辣椒，还批判斯大林的独裁，并且坚持用俄文校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译文。他这样又那样的倔强，不也是另一种脚踏实地？如同他临终前坚持将《小学识字教本》里步字的注解改成两足交替叫做步，或许到最后治国的时候，他还在思索着如何走路。

现在当我们重新阅读《新青年》发刊词的时候，常常会被科学与民主所散发出来的光环所吸引，却很容易忽略第六卷中他所写的一段编后记：要是读者各位觉得理论过高，不妨先看看窗外挑水的工人是如何保持扁担平衡的。这种从云端到地面的视角上的转变，或许才是关注脚下情况的关键所在。因为路从来都不在书本里面，而是在农夫挑水的田埂之上，在工人擦拭汗水的厂房之内，在书生们最终肯低下头的尘土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