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张爱玲因堕胎药疼痛难忍，不慎将胎儿扔入马桶

1956年纽约那个冰冷的马桶，吞噬了张爱玲最后的温情，她亲手按下冲水键，用一声刺耳的轰鸣，彻底掐断了与世俗幸福唯一的连结。

“轰”的一声，伴随着那一阵让人心悸的水流声，一团已经成型了四个月的血肉，就这样被卷进了纽约冰冷的下水道里。

站在马桶边的那个女人，脸色惨白得像张纸，额头上全是虚汗。

她没有歇斯底里的痛哭，也没有影视剧里那种呼天抢地的懊悔，反而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长长地吐出了一口带着血腥味的浊气，嘴里喃喃自语道：“终于下来了。”

这一幕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的纽约。

这个刚刚亲手结束自己孩子生命的女人，正是那个在大上海叱咤风云、写出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的才女——张爱玲。

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年轻不懂事、或是遇人不淑被逼无奈的狗血故事，那你就太低估了张爱玲的狠劲。

很多人读张爱玲，脑子里全是她笔下流光溢彩的上海滩，是曹七巧的疯癫、白流苏的精明。

但很少有人愿意去触碰1956年这个时间节点。

这一年，张爱玲36岁。

按理说，这本该是一个女作家心智最成熟、创作力最旺盛的黄金时期，但现实却是，她正处于一种近乎“溺水”的生存状态中。

在这个逼仄的出租屋里，空气中弥漫着廉价药水的味道，甚至还有一丝令人作呕的血腥气。

此时的张爱玲，早就不是那个拿着稿费买口红、在公寓阳台看月亮的贵族小姐了。

她只是一个在这个充满了种族歧视和麦卡锡主义阴影下的美国社会里，苦苦挣扎的无名移民。

这时候的才华换不来面包，倒是那一身傲骨，硌得生活生疼。

让她做出堕胎这个惊人决定的直接导火索，是她的第二任丈夫，费迪南·赖雅。

咱们得好好唠唠这个赖雅。

很多人说张爱玲“恋父”，因为赖雅比她大了整整29岁。

但实际上，这哪是什么浪漫的忘年恋，这更像是一场两个落水者的互相捆绑。

赖雅是个过气的左翼作家，身体垮得一塌糊涂，中风、瘫痪的阴影时刻笼罩着他，经济上更是穷得叮当响。

张爱玲嫁给他时，或许是贪恋那一点点像父亲般的温存，或许是想在美国找个立足的依靠，但她万万没想到，这个依靠，最后变成了她最大的累赘。

当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张爱玲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恐惧。

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1956年的纽约，房租、水电、赖雅的医药费，哪一样不需要钱？

在这个当口，一个孩子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她那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将彻底崩盘，意味着她可能要从一个作家沦为一个整日围着尿布和病榻转的保姆。

对于视写作为生命的张爱玲来说，这比死还难受。

但如果你以为仅仅是因为穷，那就太小看张爱玲的复杂性了。

她之所以能在那晚，在那张被汗水浸透的床上，忍受着药物带来的剧痛，看着指甲几乎把床单抓烂，也不愿意生下这个孩子，根源还在于她原生家庭的阴影。

她那个留洋归来、美丽却冷漠的母亲黄逸梵，给了她生命，却没给过她多少温情。

张爱玲的一生都在逃离母亲的影子，却又在潜意识里模仿着母亲的决绝。

她深知自己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意愿去承担一个母亲的责任。

她怕自己会成为另一个黄逸梵，怕这个孩子会成为另一个不幸的自己。

这种心理上的抗拒，比经济上的窘迫更致命。

那个夜晚的细节，现在读来依然让人头皮发麻。

在美国，当时堕胎并不像现在这样有医疗保障，甚至在很多州是违法的。

张爱玲也是四处打听，才弄到了那种私下的、极具风险的堕胎药。

药物发作时，剧烈的宫缩痛感席卷全身，仿佛要把她的身体撕裂。

她一个人蜷缩在床上，赖雅或许在一旁手足无措，或许因为病痛自顾不暇。

那个孩子掉下来的瞬间，张爱玲感到的“解脱”，是一种极度残忍的真实。

她看着那个尚未成形的小生命，那个本该喊她妈妈的男孩，眼里有过泪水，有过愧疚，但更多的是一种为了生存必须断尾求生的冷酷。

将孩子冲进马桶的那个动作，是张爱玲人生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刻。

这不仅仅是处理一个生理上的排泄物，更是在埋葬她对传统家庭幸福的最后一点幻想。

从那一刻起，张爱玲彻底关闭了通往世俗幸福的大门。

她不需要孩子，不需要热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她后来对他人的冷漠、晚年的离群索居，都在这个夜晚埋下了伏笔。

咱们把目光拉宽一点，看看那个时代。

1956年，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公私合营的高潮刚刚过去；而在美国，垮掉的一代正在崛起，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朗诵《嚎叫》。

世界是喧嚣的，是充满变革的，但张爱玲的世界，却在那间出租屋里坍塌成了一个黑洞。

她像是一个旧时代的遗民，穿着不合时宜的旗袍，在这场新世界的洪流中，为了保全自己最后一点尊严和创作的自由，不得不亲手扼杀了自己的骨肉。

在生存面前，母爱有时候就是一种负担不起的奢侈品。

这一事件的后续影响是深远的。

堕胎之后，张爱玲的身体元气大伤，精神上也遭受了重创。

虽然她嘴上说解脱，但潜意识里的创伤是无法抹去的。

她拼命地翻译、写作，试图用工作来填补内心的空洞，还要照顾病重的赖雅直到他去世。

那个没能来到世上的孩子，成了她心头的一道疤，也成了她与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之间，隔着的一层永远无法消融的冰。

多年后，当我们再读《小团圆》，读到那些关于母女关系、关于男女情爱近乎解剖式的描写时，你会突然明白，那个1956年的夜晚，那个冲进下水道的生命，其实是张爱玲用自己的人生为代价，写下的最残酷的一笔注脚。

她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告诉世人：在生存和自我面前，所谓的母性光辉，有时候脆弱得不堪一击。

这就是张爱玲，狠辣、决绝，却又让人忍不住想要隔着时空，给那个颤抖着吞下药片的女人，一个无言的拥抱。

1995年，当人们在公寓里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好几天，身边什么人都没有，像极了那个空荡荡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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