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司质疑修理厂是“事故黄牛”，拒绝15.4万“包修”，修理厂主张“坏哪赔哪”，定损乱象有解吗？

一台事故车，修理厂主张“坏哪赔哪”，拒绝推定全损，维修费22万；保司质疑其“低修高赔”，否定第三方鉴定报告，要么全损，要么赔付8万维修……

巨大的落差演变成双方的激烈对抗，行业熟悉的拉锯战再次上演。

图片来自《1818黄金眼》

01、修理厂与保司谈崩了

据《1818黄金眼》报道，车主徐女士因单方全责事故，导致车辆严重受损。她将理赔与维修事宜全权委托给修理厂。

修理厂评估后，主张更换原厂件，维修报价高达22万元，超过了保单约定的20.38万元损失险保额。

为此，修理厂希望与保司协商一个“打包”维修的折扣价，最初提出15.4万元“包修”。

但保司认为，在这个价格下，修理厂“大概率要用副厂件或拆车件”，无法保证原厂维修质量。

修理厂则反驳：如果保司肯按原厂价赔付，他们自然用原厂件；现在是打包维修，成本所限，怎么可能用原厂件？

由于对维修标准和价格无法达成一致，双方共同委托了一家评估公司。评估结论是：按照市场流通配件维修，费用约为16.7万元。此时，车辆的出险前实际价值为15.6万元，事故后残值评估为8.46万元。

图片来自《1818黄金眼》

基于此，保司给出了两套方案：

一是按车辆实际价值15.6万元推定全损；

二是维修，按不超过实际重置价值的金额来进行维修，扣除残值后，实际赔付额将低于8万元。

两个方案与修理厂的维修预期相去甚远。修理厂坚决拒绝推定全损，坚持“损失哪个部位，就赔哪个部位”，最终索赔车辆损失、评估费等共计22.6万余元。

根据《A6工作室》的信息，面对诉讼，保司提出了抗辩。

其一，直指原告动机可疑，称修理厂在理赔过程中不配合正常定损流程，剥夺保司法定定损权利，疑似与“黄牛”合作，意图通过诉讼实现“低修高赔”；此前曾有“黄牛”私下联系要求定损18万元未果。

其二，全盘否定对方提供的鉴定报告，质疑其评估方法违反行业规定、鉴定人资质不符、鉴定材料被变动，且所列损失项目与价格严重虚高，认为其不能作为合法定案依据。

02、保司质疑修理厂是“事故黄牛”

在此案中，保司将矛头直接指向修理厂的身份，质疑其通过“买断事故”或“低修高赔”赚取差价，属“保险黄牛”行为。保司指出，该修理厂在其系统内竟代理了多达26笔理赔，涉及金额126万元。

修理厂对此予以否认，坚称自己只是合法受托，协助不熟悉流程的车主处理繁琐的理赔事宜。目前，法院尚未对此案中的“黄牛”指控做出最终裁决。

然而，“事故黄牛”现象在行业内确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在更极端的案例中，如浙江绍兴某汽修厂曾被曝出持有200余份车险理赔文书，涉案金额超1500万元。

其典型操作模式是：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介入，以“免费维修”、“代办理赔”及提供高额维修返点等优厚条件诱使车主转让索赔权；

随后想方设法阻挠保险公司正常定损；最后通过利益关联的评估机构做出高额评估报告，并以此为依据提起诉讼，赚取差价。

不过，在上述案件中，若抛开“黄牛”的质疑，该修理厂提出的核心诉求“坏哪修哪”，即依据实际损失项目进行赔偿，本身在法律和情理上具有合理性。

南京中院审理的一起类似案件中，一家汽修厂在获取车主理赔权后，委托公估公司评估维修费为5.7万元，维修后找保司索赔，但保司只愿意赔付3.23万元。

于是，修理厂将保司诉至法院，要求后者承担定损金额57000元、鉴定费2850元、拖车费2500元合计6.23万元。

而保司对此提出多项质疑，包括对实际维修费用进行鉴定；而汽修厂则以旧件遗失等为由拒绝。

即便如此，最后法院依旧判保司赔偿车辆修复费用47000元、拖车费2500元，共计4.95万元。

03、保司被吐槽是市场最大“黑手”

这起纠纷案，也让保司再次站上风口浪尖。

有观点尖锐指出，保司的辩解有问题，保司只有核损权，没有定损权。

但在现实中，保司定损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事情。虽然《保险法》中强调，修理前车主应当会同保司检验、协商确定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但车主并不具备专业维修知识，在车辆出现事故后能做的是通知保司，然后全权委托保司去核定。于是，保司开始将定损权收拢。

而保司掌控定损权之后，为降低赔付成本，制定了两个标准：要么修车价格低；要么给保司提供保费。于是，在事故理赔中，保司违规推修、强制定损和配件直供等乱象开始层出不穷。

然而，这又引发了新的矛盾：保司直供的配件以品牌件或再制造件为主，而车主损坏的却是原厂件，这违背了财产保险“损失填平”的基本原则。

而且，若保司认为理赔以实际花费的修理费为准，应在承保时写在保险合同中，并明确告知被保险人，修理标准是以原厂还是副厂，以减少理赔时的争议。

此外，合作与非合作渠道间的定损歧视，也令大量修理厂感到不公。

尤其是涉及到事故车去修理厂还是4S店维修、配件是修还是换，以及配件是原厂还是品牌件的环节，保司本着“降本”原则，凭借“定损大权”，制定自己的规则。

以前大灯为例，能点亮就行，不考虑其照度和配光特性是否符合达标；若后续出现安全隐患或年检问题，则责任转嫁维修厂，但是赔付的金额只有修复的金额，而不是更换新件的金额。

有同行愤慨道：“啥时候保险公司能合理定损，这类诉讼就会大大减少。在保费换送修模式下，保险市场最大的黑手其实是保司自己。”

这最终形成了一个怪圈：保司从车主手中收拢定损权以控制成本，修理厂则试图通过获取理赔权来博弈，双方拉锯战的结果，往往是牺牲了车主的利益。

04、事故车行业乱象有解？

当定损权成为博弈焦点，当维修选择沦为利益筹码，如何打破保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痼疾？

去年，某地中级法院探索性地印发了《车损鉴定规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改革思路。其核心原则是：对于未达到全损标准的车辆，必须待实际维修完成后，方可就赔偿争议提起诉讼。

此规定将维修方案的确认权交予车主，车主可按自身意愿确定维修范围和方式，保险公司在此阶段不参与。

但车主需在诉讼时提交维修发票、配件明细及旧件照片等完整证据。保险公司则有权在诉讼中对维修方案提出质疑，并通过质证及申请司法鉴定来维护权益。

这一探索的价值，在于将定损环节从“事前博弈”转向“事后审查”，通过司法介入解决理赔争端。

然而，这类做法能否彻底根治事故车行业乱象，仍有待时间观察。

截至目前，这起案件的最终判决尚未公布，其结论或将为行业同类争议的解决提供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