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播种者”打破偏见的艰难旅程——新书《播撒文字》讲述西班牙女性500年写作史

参考消息网12月23日报道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近日刊登题为《与无知抗争的西班牙女性：“她们必须自我羞辱才能写作”》的文章，作者是苏珊娜·F·马里蒙。全文摘编如下：

十多年间，安娜·桑托斯每天清晨都会漫步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庄严的走廊。这位国家图书馆前馆长发现一个伴随她多年的沉默：女性的缺席。

“我总是在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女性不存在吗？她们不思考吗？她们没有能力写作吗？”她回忆道。

这个既执着又令人不安的问题，促使她开启一段穿越500年书面文化的历史之旅，由此诞生了《播撒文字》一书。

这部散文集汇集了超过500年的女性历史，桑托斯称她们为“文字的播种者”：她们（寥寥无几）成功地打破那些将她们置于顺从、与知识隔绝，甚至与书籍为敌的规范。这些女性能够接受教育，学会阅读，渴望并最终成功进行写作。

“多亏了这些文字的播种者，新的叙事才逐渐形成，女性开始不再恐惧。”书中描述道。

在修道院开启创作

这段旅程始于黄金时代之前，那时，阅读和写作是极少数人才能享有的特权。然而，在16世纪的修道院里，女性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缝隙。

在那里，接触文字并非奢侈，而是日常必需。桑托斯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点：“修道院的世界是一个书面文化和识字文化的世界。如果她们不识字，就会有人教她们。”在那些寂静的修道小室里，女性的写作开始成形。但为了能够写作，她们需采用一种由教会和社会强加的谦卑说辞。

“为获得写作的许可，她们必须不断提及自己的无能；她们自我羞辱以便能够写作。”桑托斯解释道。在一个女性才智必须被证明为神圣服从的世界里，这是一种生存策略。

黄金时代，这个常被描述为西班牙文化伟大盛宴的时期，也同样有女性参与其中。尽管正统经典将她们排除在外，她们的创作常常就发生在那些作为知识分子避难所的修道院内部。

“修女们是知识的守护者，也是反叛者。她们依托自己的言语和信仰，寻找着自己的道路。”桑托斯说，“这些女性觉得，穿着修女服饰在修道院的围墙后面，比在社会上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更自由。”

不断与环境作斗争

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关于女性应处于何种地位的讨论开始呈现出现代形态。

人们谈论教育、道德、社会功能。著名的女性问题终于被提出，尽管几乎总是从男性视角出发。女性是否拥有与男性相同的能力？她们应该接受教育吗？她们应该写作吗？她们，即使没有明确的许可，也开始参与辩论。

到了19世纪，在远比其他欧洲国家发展缓慢的西班牙，出现了罗萨丽奥·德阿库尼亚的身影。“她是少有的勇敢女性。”她写作，发表意见。她的勇敢遭遇敌意：她的家曾被人投掷石块。她的命运揭示了女性写作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作一种威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现代性的到来对西班牙女性而言有着特殊意义。她们不仅要与偏见作斗争，还要与周边环境抗争。

一个有力的例子是埃米莉亚·帕尔多·巴桑。“当她的丈夫要求她停止写作，因为她的作品引起丑闻时，她决定离开她的丈夫。”桑托斯叙述道。这一举动如此决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实属罕见。这宣示了知识创作并非一种消遣，而是一个不可剥夺的自由空间。

另一方面，自由可能以更隐秘的方式存在：玛丽亚·莱哈拉加几十年来一直使用丈夫格雷戈里奥·马丁内斯·谢拉的名字进行写作。“甚至在她与他分居后也是如此。”桑托斯指出。这个悖论意味深长：为了拥有声音，她必须消失。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931-1939年），当女性选举权最终得到承认时，新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桑托斯回忆起作家克拉拉·坎波阿莫如何为这一权利辩护，同时又担心许多女性会按照告解神父的指示投票。这种道德依赖是几个世纪以来基于服从教育的结果。

“女性应该温良恭俭让。”桑托斯总结了这个影响了几代人的观念。在佛朗哥统治时期，这种模式变成国家政策。女性教育倒退到一个让人想起17世纪的程度。

面临“深度丧失”挑战

桑托斯指出，直到1975年，一种不同的社会意识才开始形成。即便如此，这些紧张关系并未消失。它们以其他形式存在：在与母职相关的内疚中，在难以接受孤独或在不背负情感责任的情况下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

审视当下，桑托斯看到一个不同的风险：深度的丧失。

在这个充斥着即时信息的世界里，反思性阅读正在弱化。人工智能的突现带来新的挑战。“如果我们能够设定伦理界限，那将是一种进步，”她指出，“但必须有能力不让它吞噬我们。”自由需要先有批判性思维、判断力和教育。

几个世纪以来，发生变化的并非女性写作的能力，而是写作的条件。桑托斯总结道：“文化必须从男性和女性两种视角来审视。几个世纪以来，只有一种视角。”而恢复另一种视角，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学正义的行为，更是一种睁开双眼理解历史的方式。（编译/韩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