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周总理亲自会面一名女纺织工，轻声说道：你留下来当副总理

1951年盛夏，咸阳城外的河滩尘土飞扬，十几岁的吴桂贤排在西北国棉一厂招工长队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她踮起脚尖量身高，又往兜里塞石头称体重，暗暗发誓：哪怕只是学徒，也要把这份饭碗抓住。那天，考官疑惑地问：“小姑娘，你够16了吗？”她挺直腰板答了声“够”。一句谎话，为贫寒九口之家扳开了一扇门。

正式上岗后，她被分到粗纱车间，夜班的汽笛声震得耳膜生疼。别人偷空打盹，她却抓紧抄笔记，轴承温度、牵伸倍率，一个数字也不放过。厂里规定提前十五分钟进车间，她索性把闹钟拨早半小时。工友调侃：“老吴，你这命根子长在机台上啦？”她笑笑，弯腰捡起落纱继续干。

1958年，劳模热潮席卷全国，吴桂贤第一次站上红布铺就的台阶，领到“先进工作者”奖章。她心里打鼓：字写得还不够漂亮，政治课本也没啃完。于是白天拧螺母，晚上钻夜校，硬是把《资本论》里最绕嘴的一段划线背了下来。

1963年，赵梦桃病逝的消息像锤子般砸下来。那位总爱拍着她肩膀说“眼要快，心要细”的姐姐走了，车间里一片呜咽。吴桂贤红着眼圈接过小组旗，嘴里念叨：“活要照旧干，班也照旧开。”从那天起，她把赵梦桃的红袖章挂在工具箱里，每晚收工都擦一擦。

1968年，陕西革委会组建，她被推上名单。会议室里喇叭声此起彼伏，她第一次感到离政治这么近。有人窃语：“纺织女工能坐得住那张椅子吗？”吴桂贤没理会，翻开材料，一页页工厂数字看得眼花，却愣是没掉队。

1974年7月，江青在京说：“领导层女同志少。”同月深夜，周恩来打电话让陕西连夜送档案。飞机凌晨降落西郊机场，文件袋还带着机舱冷气。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批示同意提拔。消息保密，连吴桂贤本人都毫不知情。

8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待工农兵代表。会议间隙，周恩来招手：“吴桂贤同志，坐这边。”她刚一落座，周恩来压低嗓音：“中央决定，你留下来当副总理。”一句话，如春雷乍响。她慌忙摆手：“我就是拉纱的，咋当副总理？”周恩来笑了笑：“总理也不是天生的。党信得过你。”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布。三十七岁的吴桂贤胸前佩戴红绶带，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是第一位工人出身的女副总理。大会休会时，她悄悄溜去卫生间对镜子张望，很小声地嘀咕：“别忘了自己是哪儿来的。”

进钓鱼台办公，她坚持不配警卫。文件堆满桌面，她埋头翻阅，指尖磨出硬茧。一次找材料耽误了时间，周恩来提醒：“繁杂事务得让秘书协助。”她这才答应配一名年轻的小伙子，却仍然自己整理卡片。卫生口业务陌生，她把药典、解剖图纸搬进卧室，比念纱机说明书还用力。

关于“李时珍”的笑谈在京城传开，有人调侃她见外宾闹乌龙。她在内部会上解释：“没读过医科，只能提前查资料，写不熟的名字贴桌边，真没闹笑话。”话音落下，旁边干部低头不语，气氛并不尴尬，倒像她在车间常说的那句“错了就改”。

虽然忙碌，她始终觉得离姐妹们太远。1977年，吴桂贤三次向中央写信，表示想回基层。中央本打算任命她为陕西省委副书记，她摇头：“我心里惦记的是机台。”同年秋，她调回西北国棉一厂，再次戴上工作牌。汽笛声还是熟悉的味道，女工们围过来，笑着喊“吴副总”。她摆手：“还是叫我老吴。”

1982年，她再度被评为陕西省劳模。奖章拿回家随手搁在抽屉，第二天依旧穿着泛旧的蓝布工作服上班。有人问她为什么不考虑留在省城，她回答：“车间需要我。”

1988年4月，深圳外贸集团副总经理李瑞荣带队考察西北国棉一厂。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冲吴桂贤竖大拇指：“特区缺技术和带头人，愿不愿意到深圳？”年近五旬，她犹豫。丈夫劝道：“去看看沿海长啥样。”她咬牙答应：“行，带百十来号工友一起闯。”

南下途中，火车横穿秦岭。夜色里灯光摇晃，她拿着笔记本盘点：挡车工、机修、化验员，一人不漏。抵达深圳，她和师傅们直接住进车间旁的集体宿舍，顶着三十多度高温调试设备。三个月后，印染线一次性达标率九成八，港商竖起大拇指。

随后几年，她奔波于罗湖、宝安、陕南之间，引进西北棉花，输出南方染整技术。一封封传真堆满桌面，如同当年满筐的棉纱。退休后，她坐上绿皮车往返两省，替企业牵线搭桥，偶尔给技校学生讲课。有人问她累不累，她笑着说：“车间班铃响一辈子，习惯了。”

从河滩排队的小姑娘，到坐进中南海的女副总理，再到南海边的创业带头人，吴桂贤始终把“工人”二字别在胸前。哪怕卸下所有职务，她仍习惯早起，抄一遍当天安排，字迹工整，像纱线一样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