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夜十点,天安门城楼上灯光刺眼。木质支架嘎吱作响,刚刚完工的巨幅毛泽东画像被吊起试挂,画面中领袖微笑,衣领半敞。聂荣臻抬头看了几秒,低声提醒身旁的工作人员:“场合不同,这扣子得扣。”一句话,把筹备现场的气氛拉到极紧绷的节奏。
不到十二小时前,这幅画像还躺在北平艺专的画室里。周令钊与陈若菊用最原始的“方格放大法”,把一张六寸合影拆成上百份,再拼成长六米、宽四点六米的油画。他们没想到,最后一道修改竟是区区一个风纪扣。画完时,刷子上仍带着油彩,城楼外已是晨光。京城老百姓聚在广场,自发清理杂草、平整土地,谁也顾不上大典前夜的寒意。
天安门第一次出现毛泽东画像,并非10月1日这天,而是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不到两周,三十万市民涌向广场庆祝。董希文带着学生连夜绘制油画,画像挂在城楼门厅中央,与八面红旗并肩。那一天,毛泽东本人还在西柏坡筹划渡江作战,但画像已经先行抵达北平,成为城市归属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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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的7月7日,抗战十二周年纪念大会再次把城楼装扮成红色海洋。二十面旗帜、七盏宫灯,中央并列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画像。陈淑光后来回忆:“赶工累得手发抖,却高兴得睡不着觉。”这一次,毛泽东终于亲临城楼。夜色中,他面对呼声高涨的群众,脱口而出“人民万岁”,场面震耳欲聋。
时间跳回9月下旬。开国大典筹委会决定城楼只挂毛泽东一人肖像,但选稿却一拖再拖。中南海为此专门拍摄了几组照片,毛泽东觉得僵硬,说像“证件照”。他翻到抽屉里一张与朱瑞的旧影,神态自然,便定下以此为母本。周令钊接过照片,立刻在天安门附近支起画架,二十四小时连续作业,期间只喝几口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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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像即将完稿时,周令钊在底部写下“人民的胜利”五字,意在点明主题。9月30日傍晚,周恩来检视城楼布置,抬头一看,皱了眉:“毛主席不会给自己题词,赶紧处理。”画像已拉至二层高度,无法卸下,只能就地修改。三部木梯捆成一体,周令钊系着麻绳,爬到画面下缘把五个字用同色衣料覆盖。城楼上风劲,油彩晾干速度远比画室慢,他索性用棉布轻擦加速挥发,衣袖被染成褐色。
聂荣臻随后出现,他注意到敞开的领口。对话很短—— 聂荣臻:“大典隆重,扣子要系。” 周令钊点头,正准备调色。 毛泽东听闻后笑言:“虽然我也不想,但今天还是系上吧。”
几笔补色,衣领合拢。凌晨两点,画像完全就位,工人撤下脚手板,城楼陷入短暂安静。10月1日午时,礼炮齐鸣,三十万军民昂首。油画在阳光里泛出微光,领袖神态既亲切又庄严。史料显示,那天的摄影机从十个角度同时拍摄,画面远近高低都无变形,这正是扣好风纪扣后整体比例重新调整的结果。
六十年代中期起,毛泽东画像常年悬挂城楼,版本换了六次:董希文的早期朴素、张振仕的粉彩渐变、陈衍宁的细腻写实……尺寸、色调、布料、耐候漆,每一次调整都跟随工业技术的进步。唯一不变的,是系好的风纪扣;那一处小小的暗红色阴影,成了后来画家必须严格参照的标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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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会取下来吗?”邓小平简短而清晰:“永远保留下去。”回答背后,是对党和国家缔造者的公共记忆,也是对1949年那场夜工的默默致敬。没有人再去数那幅画像历经了多少次风吹雨打、人为修补,只知道夜色中的那颗风纪扣,依旧牢牢扣在第一颗位置,从未松动。
画家们后来聚在一起回顾当年。有人说,如果当时没有聂荣臻的那句话,或许世人习惯看到一位敞怀的毛主席像。也有人打趣,如果没有“人民的胜利”那五个字,周令钊不会爬那趟险梯。但历史偏偏选择了现在这个版本,既严谨,又保留了一丝生活气。这一点,倒也贴合了毛泽东当年的那句轻松话音:“系上吧,今天需要正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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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开国大典已逾七十余年,城楼下人潮依旧。游客抬头时,很少想到那段改画、补扣、涂字的细节,却仍能感受到画像传递出的沉稳力量。画布后是一段段不眠之夜、一声声谨慎的叮嘱、一抹抹隐入底色的笔触,时间早已把它们固定在油彩深处。不经意的抬头,便与那道注视交汇,这就是它被保留下来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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