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毛主席请溥仪吃饭，席间开了个玩笑，在场所有人笑得合不拢嘴

1962年1月下旬，北京城被早来的寒潮包裹，颐年堂外的柏树枝头还挂着昨夜的冰晶；就在这一天，一场气氛轻松却分量极重的家宴悄悄拉开。宴会没有提前张扬，连受邀者都只得到一句“主席相召”，却无人敢怠慢——因为那几年能被毛主席留在身边吃顿便饭，本身就是一种信任。

桌上菜肴简朴：腊肉、豆豉、清蒸鱼，再加一盘新鲜青辣椒。对久经宫廷膳食的溥仪而言，这样的“家常”仿佛来自另一世界。但他明白，该换的早已换了：身份、时代，甚至味觉。彼时距他1959年被特赦刚好过去两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改造生活犹在耳边，他已学会在公共食堂排队，也学会用粮票数着日子。

毛主席提前到场，掸了掸棉袍衣袖，见几位故交——程潜、章士钊、王孝范、仇鳌——先后进门，笑声不紧不慢地飘出。“今天啊，还少了个座上宾。”主席边说边示意身旁的警卫去迎接晚到的人。众人正琢磨时门帘一掀，一位身形单薄、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走了进来，略显拘谨地四下致意。灯光下的他，和旧照里垂拱端坐的“宣统皇帝”判若两人。

“程老、仇公，你们可别忘了，当年可都是他的大清子民。”毛主席语调轻快地抛出这句俏皮话，现场先是一楞，随即哄然，尴尬的气氛被笑声一扫而空。溥仪连忙躬身：“往事如烟，今我只是一介公民，向各位请教。”不到两行客套，却透出他学了许久的平辈口吻。

饭菜上桌，辣椒的香味最先钻进鼻翼。主席给自己舀了小半碗米饭，又夹起一块翠绿的青椒送到溥仪碗里，语带关切：“北方人也该尝点辣，热乎。”溥仪硬着头皮放进口中，辣得额头冒汗，却仍竖起大拇指。章士钊在旁偷笑，被主席逮个正着。“章伯，别光看。你当年写文章骂他皇帝当不得，如今他改造得最好，你也该敬他一筷子。”众人忍俊不禁，笑声此起彼伏。

有意思的是，这场饭局并非单纯的“叙旧”。主席问起溥仪的近况，得知他尚未成家，略一沉思，笑着说：“别急，日子长着呢，挑个合适的，过安稳日子。”这番话不带半点居高临下，却像长辈嘱托晚辈。溥仪眼眶微红，仍用一贯的谨慎答谢。

席散之前，主席吩咐照相组：“来，给我和溥仪拍一张。”闪光灯亮起那刻，镜头定格了一幅稀有场景：一位刚刚建立共和国不久的伟人，与末代皇帝并肩而立。章士钊忍不住打趣：“此乃新旧中国的握手。”新的欢笑声又翻滚起来，连窗外的麻雀都似乎被惊得振翅。

外界很难想象，这种看似随意的关怀背后，有着多年细腻周到的安排。1950年8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让溥仪的叔父载涛任中央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那一年载涛六十开外，以为余生只能靠典当度日，突然拿到月薪二百元、车马补贴五十元，搅得他彻夜无眠，第二天便写信上书，连用数个“感激涕零”。

对待昔日“皇亲”，中南海并无优待过火，也绝不做表面文章。载涛因年迈不能久立，军委允许他“居家办公”，工资照发；溥杰夫妇人到中年才觅得工作，也得到政务院人事局的直接关照。这些看似微末的安排，在皇族后裔看来却重若千钧。载涛曾在信里写下：“若无此朝，家国已荡然矣。”

再回到那场宴会。饭毕，毛主席送客至门口，随口问溥仪：“还习惯这几年北京的冬天吗？”溥仪答以肯定，却也忍不住补一句：“就是风大。”主席哈哈大笑：“风大好，把旧尘吹净，新年就清爽。”随行干部暗暗记下：给溥仪多配些棉衣炉灰。小小细节，折射的却是改造政策的温度——既要打破旧制度的桎梏，又要给人改过自新的土壤。

之后的岁月，溥仪在政协会里整理档案、种花、写回忆录，月薪百元，逢年过节还有政府补贴。偶有媒体来访，他常把那张合影放在案头。有人问这是纪念皇帝的昔日尊荣吗？溥仪摇头：“这是提醒我，人民能容我，我更要心向人民。”言罢，他轻轻抚过相框，神情平静。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去世，终年六十一岁。治丧委员会里，有国务院、政协、解放军多部门代表列名。灵柩前，摆放着那张1962年的合影，算是对自己后半生归宿的一份注解。几天后，北京的天空再次飘雪，有报人写下短讯：“昨日雪片落紫禁，今朝哀乐送宣统。”

回看溥仪从皇宫到工厂、从阶下囚到政协委员的行程，一顿朴素的湘菜家宴只是注脚之一，它所折射的，其实是新中国处理“老问题”时的胸怀与策略：不预设敌人，也不放弃教育。席间那句玩笑，让旧贵胄和革命元勋同席而笑，恰恰说明历史的车轮已驶入新的轨道，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无论曾经身披龙袍还是戎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