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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老三在楚园抽大烟
盛老三原本一个大烟鬼,他家烟铺上放的金质小痰盂,一直是人们议论的笑料。想不到他被带到了楚园,而且把烟具也带进来了,这是楚园中惟一享有这种特权的人,想必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结果。
盛老三是盛宣怀的堂侄,名盛文颐,常州人,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都在北京当官,北洋军阀垮台之后才到南方来,一直是个拿日本人当老子的奴才,其后台是日本军部(梁鸿志的后台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原田大佐;邵式军的后台是楠本;李士群的后台是晴气少佐)。他掌握了"宏济善堂"和"裕华盐公司",既办盐又贩卖鸦片,所以有的是钱。汪伪政权成立时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还设法打击周佛海,想拉班子取而代之。后来看看汪伪政权站住脚了,又反过来拉拢周佛海。
盛老三的幕后军师叫陶希泉,是我的表叔,也是他们常州人,人称"小诸葛",原先在北洋时代与盛老三就是同事,极要好。盛老三投伪,把他也拉下水了,盛每月给他两根金条的报酬。我所在的复兴银行有一经理与陶希泉熟,有一天他对我说,陶想见见我。我想既是亲戚嘛,见见有何妨。结果陶就说明来意,目的想通过我,拉盛与周见面,说明盛老三从原来的打周转为拉周了。我为此去过盛在金神父路(瑞金二路)上的豪宅,临走时,盛叫我把两块乾隆年间的古墨送给周,以治他的流鼻血。后来周也亲自去过盛家。他们从此"化敌为友"了。盛老三的"幕府"里还有一完全中国化的日本人,中文名字叫李东,平素一身中国长袍马褂,一口京片子,整天出入盛家大门,如同一家人。
像盛老三这样的人,我们原以为理应像梁鸿志一样,是必死无疑的,想不到梁判死刑,而盛却判无期。在楚园时他躺在三楼的大房间里,整天吞云吐雾,若无其事,想必那时他早已心中有"谱"了。
朱博泉有亲不敢认
我住的房间朝南有一个宽大的阳台,饭后在那儿活动活动,可见楼下满园绿色。举目透过花园,依稀可见楚园尽头的围墙,以及墙外的高树和楼房。
平时中饭后他们都喜欢午睡一会儿,楼里非常安静。而我性喜好动,且无午睡习惯,就东走走,西转转。这天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晒太阳,看见对面墙头上站着几个人,好像有女人和孩子,因为中间隔着花园又看不清楚,起初没在意,后来发现她们老是不走,总往这边看,而且有人在用手擦眼泪,于是明白了,肯定是我们当中哪个人的家属来了。她们打听到我们被关在这儿,但是从大门进不来。一般的家属楼下的军统根本不让探视,除非有特殊的关系才行。也难为她们找到这里,大概是借了梯子才爬上墙头的。于是我转身回屋把他们3个都叫起来:"起来起来!快出去看看,谁家来人了!"他们都出去了又都回来了,都说不是。我又跑到东边的屋子叫:"起来!快起来!出去看看谁家来人了!"我那时年轻,爱管闲事,大家又推我当小组长,所以什么事都上心。东头屋里的人出去看了,又一个个地进来对我摇头:"不是的。"我又跑到西头的房间,再嚷嚷一番,结果也是如此。
他们回到各自的床上继续午睡,我再到阳台上看,看见一位妇女哭得更厉害了,心想不对,其中一定有问题。进屋来再看,都心地坦然睡自己的午觉,而独朱博泉神情不对,焦虑不安。我立时明白了几分,一把拉住他:"快去呀!人家来看你来了!"他慌作一团,连忙小声说:"不行不行,别声张别声张,让我想想怎么办。"
原来来者是朱博泉从未公开过的一位女友。而他老先生历来是以正人君子、好好先生、不贪酒色闻名的,所以人缘特别好,况且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洋学生,口碑就更好。他身兼了浙江实业银行、上海票据交换所、中国实业银行、大上海保险公司、房地产同业公会等几十项职务,而我竟无意中揭了他的隐私,坏了他的名声,他怎能不慌呢?朱老先生也可怜,尽管心中不忍,然而还是面子要紧,硬着头皮就是不出去见面。后来我才知道,朱老先生确有他的苦衷。可是那女人第二天又来了,而且长时间不走,朱博泉看不下去了,托我带封信出去。我自然是老办法,买通楼下的小特务,请其帮忙送个信。我接到纸条一看又一惊,这个地方就在我家隔壁弄堂,里面住着许多熟人,我怎么不知此人?我不得不佩服这位"真人不露相"的前辈了。反正大家都是熟人,后来我就常开他的玩笑,他也不能奈我何。朱博泉待人一向心地善良,乐意助人,从无怒色,所以人也长寿,活到一百多岁。前两年去世了,去世前的几天我们还通过电话。
"烂仔"唐海安只会哭
我们房间里我与朱博泉、吴蕴斋较熟,三个人常在一起聊天,家属有东西送进来了也互通有无,而与唐海安相对疏远些,因为过去走的不是一条路。
唐海安曾是发过大财的人。他因与宋子文同乡的关系,从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回来后,就受到宋的重用,先后担任过广州烟酒专税处长、全国印花总税处长、缉私总处处长、税警总团团长,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又担任财政部秘书、淮安关监督、镇江海关监督,后任上海海关监督。宋子文很赏识他,他又擅长与外国人打交道,所以在海关与财政部的公函往来中,他的签名要在海关税务司伯乐德之上,掌握了上海海关的关税大权,以至于"暗杀大王"王亚樵受人之托,要拿他的脑袋。他对宋子文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每周宋子文从南京回上海,他都要去北站迎接。1931年7月,王亚樵率人在北站向宋子文行刺,第二号目标就是他唐海安。结果枪手们走了神(也有人说是内部出了问题),没有击中宋和唐,却把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胪(海上交际名媛唐瑛的哥哥)击毙,让唐海安躲过了一劫。
抗战时他没有跟宋子文去重庆,却跟日本人、法国人搞在一起,当了回力球场(中华运动场)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亦是个发大财的生意,还兼任了扬子饭店的董事长,在香港也办有农场和其他商务。他还是广东银行的永久常务董事。按说如此一个大财主,理应有很多社会联系。他进楚园,想必与宋子文不无关系。但外面没有人来接济他,也不曾见有信送来,于是他常一个人闷头想心事,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后来到了提篮桥大体也如此,大概有钱时盛气凌人,把人都得罪光了。他有个外号叫"烂仔",是他们广东人叫出来的,可知在广东人中名声亦不好。解放前夕国民党疏散监狱时把他疏散出去了,听说后来在香港生活。
楚园春节倍思亲
在楚园印象较深的还有1946年过春节的情况。过春节了大家自然都想家,盼望当局能开恩,让家属来见一面。而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楚园这个地方原本就是保密的,是军统背着司法部门搞的。司法部门正为抓不着这帮汉奸而与戴笠大唱反调。如果六七十人的家属都蜂拥而来,那岂不像赶庙会一样了吗?还有何密可保?所以现在有的文章里讲,军统方面允许盛老三和梁鸿志的家属前来探亲,那是没有根据的。
虽说家属进来没有指望,但楚园"当局"还是给了点小小的"优惠",在年夜饭时加几样菜。另外还有一项更加刺激的"优惠";需要家里送菜的,可以写张纸条交给楼下的看守人员,由看守人员通知家属,把要带的菜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再由看守人员集中送进楚园。那天楼下的负责人上来宣布这项"优惠"时,有些人高兴得差点没叫出来。过年尽管见不到家里人,能吃上家里的菜也是好的。
最为兴奋的是吴蕴斋。吴蕴斋是金城银行上海行的经理,与周作民是同乡,祖上是镇江一带的大盐商,家里很有钱。其本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忠厚本分,于是成了周作民拉拢、依靠的对象,曾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抗战中在上海轮到出头露面的事情,周作民不出面,就推吴蕴斋出面,比如接办《新闻报》等事,所以抗战胜利后周作民没事,吴蕴斋进了"楚园"。所以他一肚子窝囊气。我曾问过他对周作民的看法,他对我直摇头,叹口气说:"唉!怎么说呢?!"
中国的名菜几乎都与盐商有关,淮扬菜就是扬州、镇江、淮城一带的盐商们"吃"出来的,而且代代相传,越吃越讲究,所以扬镇帮的银行家和钱庄老板们,几乎家家都有个"看家"的厨子。谁家的厨子名气响了,办家宴时,大家还借来借去的。所以那时候,最好的饭菜并不是在饭店里吃的,而是在银行家的家宴上。吴蕴斋家的厨子姓李,大胖子,大家唤之小李,烧一手淮城菜,比扬州菜还要精细,很有名气。所以吴蕴斋几个月关下来,一听说可以叫家里送菜来,顿时高兴得不得了。
我过去在他家吃过饭,深知其中佳味,所以怂恿他多带点来。他被我一"抬举",即刻"高姿态":"曜东,你想吃点什么?"我毫不客气地一口气点了三个大砂锅:"斩肉、酥鱼、十香菜!"斩肉即扬州狮子头,不过狮子头分斩肉和剁肉,大不一样。斩肉是指把肉切成小肉丁拌入馅,别具风味;酥鱼是镇江酥鱼,油炸河鲫鱼,再加料烹制,酥软可口,火候极为要紧;十香菜是用香菇丝、扁尖丝、冬笋丝、百叶丝等十种菜烹制的炒素。我还特意加了一句:"斩肉不要菜底,全要斩肉!"吴蕴斋一听乐了,说我门槛精,回头又"斩"我一刀:"把你家的吕宋黄(上等鱼翅)端一锅来!"我说那玩艺儿光"发"料就要"发"一个星期,怎么等得及?而且冷的也没法子吃。过几天菜来了,吴蕴斋家真的是三个满满当当的大砂锅。我家送的是腊味菜和酱鸭。朱博泉家也有上好的小菜。我们房间惟有唐海安家里没人送菜。当看守人员问他,要不要写条子叫家里送菜时,他装得很"牛气",说:"我不要!"实际上他一被抓进来,他那几个女人都跑了,谁也不管他了,根本没人给他送菜。
那顿年夜饭,我与吴蕴斋、朱博泉,又叫了隔壁房间的唐寿民(唐家也送进来不少菜,唐的夫人华氏是无锡华家之后,大家闺秀,很有学问,人也很能干),我们四个干银行的老朋友凑在一起,共同分享了各家的美味,把吴蕴斋的"斩肉"一下子就干掉了大半锅,开开心心地美餐了一顿。
吃完之后我们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狂吃大嚼的,楚园里一半以上的人,家里并没有送菜来,政治上的失败已是如此,家里人再冷落一下,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要菜也不送来,他们心里自然是雪上加霜。所以年夜饭后,楼里的气氛与往日大不一样,沉闷极了,很有些被遗弃的悲凉。我们几个在大啃大嚼的时候,有的人正伤心落泪呢。当然,我们几个吃的时候一时竟忘记了身处囹圄,有点忘乎所以,但吃完之后反而归心似箭,更加想家了,一个个心里很不是味道,只有梁鸿志似是没心没肺之人,仍旧一副名士派头,居然还有雅兴做诗。他的福气也不错,姨太太送来不少家乡菜。
闻兰亭闭目打坐成一统
闻兰亭是过去上海滩有名的"三老"之一(另有袁履登和林康侯),江苏武进人,幼时在绵纱店当学徒,民国后到上海经商,做棉纱生意,因协助虞洽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并当上了证券交易所的常务理事,遂名气大振。商界和企业界中下层的公司老板,有事喜欢找他帮忙,他由此收下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来拥有了多项头衔,如华商纱布交易所理事长、工商联合会理事长、纱业银行董事长、纱车同业公会理事长等等,在工商界尤其在绵纱业中很有影响。
他原本是个生意人,汪伪时期由于担任了商统会的监事长和棉统会主任,胜利后被目为汉奸。因他的徒弟中有个人名林基(真名叫余祥琴,兄弟三个,我与其大哥熟悉),原是上海滩的"野鸡律师",曾进汪伪76号,后来成为军统人员。林基念旧,照顾老师,所以闻兰亭也进了楚园。
其实闻兰亭中年后已皈依佛门,法号老莲居士,尽可能不问外界事情。日本人来了以后要拉拢一些名流装点门面,百般胁诱,他挡不住淫威,干了商统会,一脚踩入泥潭无以自拔。进了楚园后更是万念俱灰,整天两腿一盘,坐在床头打坐,跟谁也懒得说话。有时候楼下上来个小特务,叫他下去谈话,他也懒得搭理,还倔头倔脑地说:"我不去!"这时大家都很关心他,劝他还是下去吧,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胳膊拧不过大腿,还是息事宁人的好。不知怎么的,大家正在劝说,唐寿民不耐烦了:"不要劝了,不要劝了!让他去,看他撑到什么时候!"还背后对我说:"他那套是做给人家看的,不要相信他那假面具。"果然,军统特务对他一凶相,他也只好乖乖地下楼去了。回来后连连叹气,然后仍是闭目打坐,自成一统。
我不得不对唐寿民刮目相看,他看人另有一套,只是嘴巴太不饶人。林基后来在军统中失势(他原来地位就在程克祥之下,也无力保他的老师),所以闻兰亭后来判得很重,判8年徒刑,后经人疏通,改判3年6个月。1948年国民党末日将临,大赦政治犯时疏散监狱,许多人都疏散出去了,而他却在这时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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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曜东,安徽寿县人,生于1912年,生在北京一个官宦家庭(其曾叔祖是光绪帝师孙家鼐)。8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留美,学金融,肄业而归。曾任法商宝多洋行买办、重庆银公司经理;敌伪时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抗战胜利后他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扬帆的领导下做秘密工作。1955年潘扬冤案事发,被牵连入狱。1975年返回上海,任徐汇区政协侨联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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