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总理在大会上点将，毛主席任命，由他主政哈工大

1940年6月28日凌晨，延安枣园的屋檐被暴雨敲得啪啪作响，窑洞里却灯火通明。毛主席靠在木椅上抽着旱烟，目光落在那位个头不高、语速很快的青年——李昌。主席开门见山：“青年工作，刻不容缓。”这句被雨声衬出的简短话，日后改变了一所名校的走向。

话题从“三青团”切起。李昌提出，要用团的组织去对冲国民党在青年中的渗透。毛主席听完，放下烟杆：“方向对，但还得斟酌时机。”一句“别急，雨停再走”把紧绷的气氛化开，四人就地摸牌，边打麻将边琢磨方案。窑洞外泥水翻滚，屋里却诞生了建团雏形。

李昌并非凭空冒出。1935年12月9日，他在北平街头举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横幅。警笛与口号交织，他被推上学生运动前台。有人冷眼：学生娃娃能顶几颗子弹？毛主席在延安却断言：“一二·九唤醒了民族神经。”李昌这才进入高层视野。

抗战结束后，他随军北上，在华北敌后搞交通、联络，边走边积累对青年群体的判断。1949年4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团中央挂牌，他被调回北京，成为最年轻的书记处成员之一。理想与现实第一次正面碰撞：缺人、缺钱、缺教材，却得把千千万万青年组织起来。

1952年冬，蒋南翔去清华“救火”，半年就让校风大变。正是这成功案例，让中央意识到：要发展工业，先抓几所工科重镇。于是1953年9月17日，怀仁堂里灯光灼亮，高教部、人事部、团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悉数到场。毛主席开宗明义：“经济起飞，离不了工程师。”

讨论进行到选人环节，周总理笑眯眯地转身：“李昌同志，你怎样？”一句带着湖南口音的调侃让会场静了两秒，随后爆出掌声。李昌站起，低声答：“服从组织。”当晚，中组部便起草任命书，第二天毛主席亲笔批示：李昌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党组书记。

哈工大底子不薄，1928年定名之初便采用俄语教学，七成学生为外籍；文凭获苏联、东欧认可。新中国接手时，图纸、教材、实验设备大多仍是俄制，师生中俄语和德语口音此起彼伏。接任那天，李昌在校门口停了五秒：大雪封门，北风卷起“哈尔滨工业大学”六个鎏金大字，显得格外冷峻。

困难马上显现。师资流失、设备老旧、课程体系与国家计划脱节，每一样都像冻土地里的暗冰。李昌没坐办公室，他拎着小本子在机加车间、航模实验室来回跑。老教授直言：“校长，设备落到二战水平。”李昌答：“你列清单，要啥报我名。”一句带地方口音的“报我名”让师生直呼痛快。

他先从人入手，挑选一百三十名青年教师赴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进修；回国后再带队整合自动控制、焊接、精密仪器等新系科。1955年前后，哈工大已出现一批用俄文写论文、用中文上课的“双语”教授。不同年代、不同国籍的知识带来了化学反应，实验室灯光往往亮到凌晨。

抗美援朝期间，前线急缺火炮、雷达零件。李昌把三台铣床推到教学楼下，组织高年级学生直接接军工订单。有人担心毕业论文怎么办，他摆手：“把零件造好就是合格答卷。”不到半年，哈工大加工的十三类零部件运往前线，质量优于苏联原厂供货，中央给他寄来表扬电报。

1956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风起云涌，哈工大被列为八所重点工业大学之一。调令刚下，李昌先拍板扩建动力楼，再向黑龙江省要地皮。省里为难，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不给地，我们就在松花江上搭钢架子。”几天后，批文到位。

李昌不是工科出身，却懂团队协同。一次会议上，他对专家说：“我不懂结构力学，但我知道让懂的人说了算。”此后校内形成惯例：科研方案由技术骨干拍板，行政只管资源。短短五年，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深入师生骨髓。

1960年春，他奉调离哈工大，套着那件旧棉大衣回京。送行队伍排到校门外，老教授握手时只说一句：“你把我们推到前面，这事咱们记着。”列车汽笛掠过松花江，李昌的身影渐远，哈工大却满载新中国第一代国之重器设计师，驶向新的坐标。

把一位青年运动骨干调去管理苏式工科大学，表面跳跃，实则精准。中央要的不只是技术账，更是政治与组织能力的合成。李昌被“点将”那一刻，怀仁堂里或许没人想到，此举会让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共和国工程师的摇篮之一。历史没有煽情，却用结果给出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