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聂荣臻致电毛主席，建议免除徐向前的职务，主席是什么态度？

1949年10月，新中国刚刚宣布成立，北平城里的树叶已开始泛黄。总参谋部临时办公楼内，徐向前躺在藤椅上，频繁的咳嗽声回荡在狭窄的走廊。医生劝他静养，可人手紧缺，文件一摞摞送到床前。毛主席决定让他出任首任总参谋长，有人疑惑，主席只说了一句：“合适。”一句话，板上钉钉。

新政权需要一支头脑清醒的参谋团队来统筹全国防务，徐向前的资历与威望无可替代。问题在于，他自1937年西路军浴血河西走廊后便积劳成疾，肺部旧伤反复感染，长时间工作常常眼前发黑。1950年抗美援朝打响，他带病主持总参会议，伏案到深夜已成常态。守在门口的警卫偷偷掐过表，最长一次，他整整二十个小时没离开桌子。

1951年春，朝鲜战场形势紧张，总参正加班起草第二年的作战指导。一天傍晚，聂荣臻推开病房的门，看到徐向前脸色蜡白、右手握笔却在微微发抖。灯光晃动，纸上还残留一行未写完的批示。徐向前放下笔，低声说：“华北军区那摊子，我实在顾不过来了，麻烦总长也大，还是请中央把我的第一副司令员职务免了吧。”聂荣臻摇头：“老徐，你在那儿挂个名，大家也安心。”徐向前却执意：“事关战备，不可儿戏。”

几天后，聂荣臻回到办公室，动手起草给中央的电报。为了客观，他把徐向前过去的贡献和当前的病情一并写明，末尾提出：若徐向前同意，可由时任副司令员杨成武接任第一副司令。电文发出那晚，聂荣臻心情并不轻松。

延安窑洞的煤油灯早已换成中南海值班室的日光灯，毛主席接过电报，来回踱了几步，对秘书叶子龙说：“向前同志很实在，真想让他歇歇。不过人事调整非小事，让大家商量。”又补了一句，“给他捎句话，安心养病，机要文件我让人送去。”说完，主席提笔在电报底端批示：暂缓决定，需广泛征求意见。

此时的中央军委内部，对人事更迭保持谨慎。罗荣桓很快上书，指出：杨成武作战勇敢，政治坚定，但论资历、威望，与徐向前仍有差距；而华北地盘新降、敌情未稳，更需要老帅这面旗帜，“哪怕是一块牌子，也能镇得住场”。罗荣桓的信很快送到主席案头。

一场看似简单的职务调整，就这样牵动多方思量。有人回想起十多年前的往事：1935年7月川北懋功会师，红一与红四方面军初次握手。张国焘暗中策划“南下”，意欲分裂，关键时刻，还是徐向前站到党中央一边。他对陈昌浩说过短短一句话：“枪口不能对准自己的同志。”那年他仅三十三岁，却已在枪林弹雨中被誉为“打不垮的铁军统帅”。

1937年底，西路军悲壮收场，两万余将士，千人回延安。外界多有非议，可毛主席伸手相握：“好好活着，革命少不了你。”这份信任在之后岁月里愈发牢固。抗战时期，徐向前坐镇山东，日军第十二军数次扫荡未能将其消灭。1947年再出山，他率华北兵团依托游击武装，接连拿下临汾、晋中，瓦解阎锡山主力。史料显示，毛主席在这段时间仅向徐向前发过寥寥几封电报，几乎不作具体指挥，信赖程度可见一斑。

正是这份过往，让1951年的人事风波最终画上句点。中央座谈开了整整一下午，最后形成共识：徐向前继续兼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杨成武调任军区参谋长，日后再循序晋升。决议电文发往总参，聂荣臻在落款前加了几笔：“盼早日康复，共商大计。”

接到回电的徐向前没有多说，只让工作人员把自己扶到书桌前，签下“遵命”二字。他把折好的电报放进文件袋，说道：“主席放心，我在。”

三年后，1954年，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再赴军委作战部作专题报告。那次会议结束，毛主席专门留他共进午餐。席间几乎没谈公事，只闲话家常，气氛轻松。周围人记得清楚，主席敬他一杯茶：“向前同志，过度操劳可不行。”

1955年9月27日，人民大会堂授衔典礼。授衔名单揭晓，徐向前的名字排在元帅序列第五位，紧随林、贺、刘、贺、聂之前。一向寡言的他忍不住低声说了句：“我何德何能？”前排的聂荣臻扭头笑了笑：“咱们只是接着干，别的甭管。”

值得一提的是，徐向前至此依旧在总参挂名，真正的日常运转多由聂荣臻主持。两位老战友分工明确：一个出主意、用经验把关；一个抓落实、整条线跑得飞快。正是这种配合，保证了抗美援朝后期部队轮换的井然秩序，也为后来的一系列国防现代化建设奠定基础。

徐向前始终认为，将帅与其职位高低相比，更看重的是能为国家做多少事。“身体是欠账，但心里不欠。”他常用这句话劝后辈珍惜和平年代。1962年康复途中，他还整理西路军资料，自嘲“该还的债，总要还”。

聂荣臻的那封电报，如今回头看，倒像是一场及时的提醒：革命伙伴之间，不是一味褒奖，而是相互体谅、彼此成全。毛主席的批示、罗荣桓的谨慎、聂荣臻的体贴，加上徐向前的自知之明，共同织就了那段风云岁月里独特的指挥链，也让“好人”二字在历史档案中熠熠生辉。

1958年，徐向前在北京医院完成最后一次肺部大手术。手术台上，他曾一度心跳停顿，经过全力抢救才转危为安。护士回忆，醒来时他第一句话竟是：“总参电报批到哪儿了？”医生哭笑不得，却谁也没敢拦他。

这位元帅晚年极少提起功绩，只叮嘱子女：“国家比个人重要，健康比官位重要。”然而，人们忘不了那张电报：1951年，他主动请辞，只为不误大局；主席的回电，则把党内同志式的珍重写到极致。两封电文，一来一往，像两道无形的纽带，把几十年的风雨情谊紧紧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