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李老师，明天是望果节，村里有活动，你想去看看吗？”央金的声音清澈如山泉，眼神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
我点头答应，心里泛起涟漪。
在扎西岗支教的岁月里，这个善良勤快的藏族姑娘像一缕阳光，慢慢照进我的生命。
我们一起照顾孩子，在风雪中相依为命，我天真地以为，爱情可以跨越一切阻碍。
面对同事们关于她“觉姆”身份的欲言又止，我选择了忽略。
直到婚礼那天，喜庆的鼓乐声中，当那件鲜艳的婚服被缓缓褪下，里面露出的景象让我如遭雷击，才恍然明白，有些代价，远比想象中更加沉重……
火车在青藏铁路上吭哧吭哧地爬行，窗外的景致从戈壁逐渐过渡到草甸，最后是连绵的雪山。我叫李强，二十八岁，来自山东，是这批援藏教师里最年轻的一个。车厢里弥漫着酥油茶和糌粑混合的气味，邻座的老教师已经有点高原反应，靠着窗闭目养神。我却是兴奋的，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派遣函，仿佛攥着整个未来。
支教点在一个叫扎西岗的村子，海拔四千二。小学校是几年前援建的，两排平房，一个泥土夯实的操场。校长叫格桑，五十多岁，脸上有两团明显的高原红。他握着我的手，手掌粗糙有力：“李老师，欢迎欢迎！孩子们都盼着呢。”
我的宿舍就在教室后面，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铁皮炉子。格桑校长帮我生起火，屋子里渐渐有了暖意。“晚上冷，多盖点。”他叮嘱道，“明天先休息，适应一下。后天周一，带你去班里。”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踏实，头疼，胸闷，翻来覆去到凌晨才迷糊过去。第二天是被一阵清脆的铃声吵醒的。我披上外套推门出去，晨光熹微中，看见一个身影正在操场上摇着铜铃。是个姑娘，穿着藏袍，长发编成许多细辫子，在晨风里轻轻摆动。
她看见我，停下动作，微微颔首：“你是新来的李老师吧？我叫央金。”
她的汉语说得很标准，声音像山涧里的溪水。我有些局促地点头：“是，我是李强。你好，央金老师。”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我不是老师，我是这里的生活管理员，也帮忙教低年级的藏文课。格桑校长让我来看看你需要什么。”
后来我知道，央金二十二岁，是村里为数不多高中毕业的姑娘。她每天最早到学校，生火烧水，打扫教室，给老师们准备酥油茶。孩子们都喜欢她，下课就围着她转，叫她“央金阿佳”。
我的教学任务不轻，负责三年级和五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孩子们基础参差不齐，有的连汉语都说不利索。第一节课我就碰了钉子，在黑板上写板书，转身就看见后排两个小男孩在传纸条。我走过去，他们赶紧坐直，眼睛却瞟着窗外。
下课后我有点沮丧，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央金端着茶壶进来，给我倒了一碗热腾腾的酥油茶。“第一天上课都这样，”她轻声说，“孩子们怕生，熟悉了就好了。”她坐在我对面，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这是孩子们的名字和家庭情况，我抄了一份给你。多叫他们的名字，他们会觉得你记得他们。”
我接过本子，纸张已经有点发软，字迹却工整清秀。每个名字后面都备注了父母做什么，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甚至谁身体不好需要多关照。我抬头看她：“你费心了。”
“应该的。”她站起来，“对了，下午放学后，有几个孩子家里远，回不去，要在学校待到晚上家长来接。你要是没事，可以来给他们讲故事。他们可爱听故事了。”
那天下午，我真的去了。五六个孩子围坐在炉子边，央金正在用藏语讲着什么，手舞足蹈的。看见我，孩子们有点拘束。央金冲我招手：“李老师来啦，让李老师讲个故事好不好？”
我硬着头皮坐下来，想了想，开始讲西游记。从猴王出世讲到拜师学艺，孩子们听得入神，眼睛亮晶晶的。讲到筋斗云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时，一个叫多吉的小男孩惊呼：“比我们家的摩托车还快！”
大家都笑了。央金也笑，边笑边把烤好的土豆分给孩子们。炉火映着她的侧脸，温暖而生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渐渐适应了高原的生活，头疼减轻了，讲课也顺畅起来。和央金的接触越来越多。她知道我吃不惯糌粑，有时会悄悄塞给我一块风干肉；我备课到深夜，她会多留一壶热水放在我门口。我们聊天，聊内地的城市，聊西藏的传说，聊孩子们的前途。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问一两个问题，眼神清澈得像纳木错的湖水。
一个周五下午，放学后，孩子们都走了。我在办公室改作业，央金敲门进来。“李老师，明天是望果节，村里有活动，你想去看看吗？”
“望果节？”
“就是庆祝丰收的节日，可热闹了。有赛马，跳舞，还有藏戏。”她顿了顿，声音轻了些，“你如果去，我可以给你当向导。”
我心里一动，点点头：“好啊，麻烦你了。”
她眼睛亮了：“那明天上午，我在学校门口等你。”
望果节果然热闹。村里的空地上搭起了帐篷，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脸上洋溢着笑容。央金也换了一身崭新的藏袍，深蓝色的底，镶着彩色的花边，头发盘了起来，戴了一串红珊瑚和绿松石的头饰。我见到她时，愣了几秒。
“怎么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头看了看自己。
“没什么，”我赶紧说，“很漂亮。”
她脸红了，转身带路：“赛马就要开始了，我们去看吧。”
赛马场在村外的草甸上，骑手们都是十几岁的少年，黝黑的脸上写满骄傲。马匹没有鞍，少年们伏在马背上，像粘住了一样。一声令下，十几匹马如离弦之箭冲出去，蹄声如雷，尘土飞扬。观众们欢呼呐喊，央金也激动地踮起脚尖，指着最前面的一匹黑马：“那是多吉的哥哥！”
黑马率先冲过终点，人群爆发出更大的欢呼。少年勒住马，满脸汗水，笑容灿烂。央金跑过去，把一条哈达挂在他脖子上，用藏语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少年害羞地挠挠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央金带我看了藏戏，吃了风干肉和奶渣，喝了青稞酒。她耐心地给我解释每一个仪式的含义，像一位尽职的向导。阳光很好，洒在她脸上，我能看见她睫毛上细碎的光。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看着她专注讲解的侧脸，心里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傍晚，活动接近尾声，人们开始围成圈子跳锅庄。央金被几个姑娘拉进圈子里，她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询问。我站在人群外，朝她挥挥手。她笑了，随着音乐的节奏跳起来。她的舞姿并不奔放，却有一种独特的柔美，像雪山脚下静静流淌的河。
我正看得出神，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学校的藏族老师扎西。扎西四十多岁，教体育和美术，性格豪爽，平时对我也很照顾。
“李老师，一个人在这儿看呢？”扎西递给我一碗青稞酒。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火辣辣的感觉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扎西老师，你怎么没去跳？”
“老了，跳不动了。”扎西嘿嘿一笑，顺着我的目光看向舞蹈的人群，“央金跳得不错吧？”
“嗯，很好看。”
扎西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李老师，你是从大城市来的，对我们这里的风俗可能不太了解。”
我转过头看他：“怎么突然说这个？”
“没啥，就是随口一提。”扎西喝了口酒，语气变得有些含糊，“央金是个好姑娘，心地善良，干活也利索。就是……她身份有点特殊。”
“特殊？什么意思？”
扎西欲言又止，最后拍拍我的肩膀：“反正，你多了解了解没坏处。有些事，别光看表面。”他喝完碗里的酒，“我老婆叫我了，先走了啊。你少喝点，这酒后劲大。”
我看着扎西的背影融入人群，心里有些纳闷。身份特殊？是指她是高中毕业，在村里算文化人吗？我摇摇头，没太往心里去。
舞蹈结束了，央金微微喘着气走过来，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你跳得真好。”我由衷地说。
“好久没跳，都生疏了。”她用手背擦了擦汗，“天快黑了，我们回去吧。”
回学校的路上，夕阳把雪山染成金红色。我们并排走着，影子拉得很长。谁都没说话，只听见风吹过经幡的哗啦声。快到学校时，央金忽然开口：“李老师，你觉得西藏好吗？”
“好，”我毫不犹豫地说，“天空蓝，人朴实，孩子们可爱。”
“那……你会待很久吗？”她问得很轻，眼睛看着脚下的路。
我一时语塞。派遣函上写的是两年，但我自己也没想好两年后何去何从。“至少把这一届孩子带到毕业吧。”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问。
第二天是周日，我在宿舍里备课。敲门声响起，是格桑校长。他进来坐下，搓了搓手，似乎有些为难。“李老师，住得还习惯吧？”
“习惯，挺好的。”
“那就好，那就好。”格桑校长犹豫了一下，“李老师，有件事，我想还是该跟你说说。是关于央金的。”
又是央金。我心里一紧：“央金怎么了？”
“央金是个苦命的孩子。”格桑校长叹了口气，“她阿妈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她还有个弟弟在县里读初中。家里就靠她阿爸放牧，日子紧巴。央金高中毕业后，本来能去拉萨打工，工资高些。可她放心不下家里，也放心不下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回来了。”
我静静地听着。
“她回来以后，除了在学校帮忙，还……”格桑校长顿了顿，似乎在斟酌用词，“还时常去村后的尼姑庵帮忙打扫，听经。她从小就跟佛缘深。”
我有点明白了：“您是說，央金信佛很虔诚？”
“不止是虔诚。”格桑校长看着我，眼神复杂，“她十六岁那年，就在那庵里正式皈依了。用我们的话说，她是‘觉姆’。”
“觉姆？”我重复着这个陌生的词。
“就是尼姑。”格桑校长直接说了出来，“她是有师父，受过戒的。虽然因为家里需要她，她没有住在庵里，但她的身份，村里人都知道。”
我愣住了。尼姑？那个每天在校园里忙碌，给孩子们讲故事，在望果节上跳舞的姑娘，是尼姑？这和我认知里的出家人形象相差太远。
“她……还能这样生活？还能工作，和人交往？”我忍不住问。
“我们这里和内地不太一样。”格桑校长解释道，“有些觉姆并不完全与世隔绝，尤其是家里有困难的。她们持戒修行，但也可以照顾家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央金就是这样的情况。庵里的住持也体谅她，允许她这样。”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李老师，我跟你说这些，没别的意思。央金是个好姑娘，我们都疼她。就是……就是提醒你一下，有些事情，你要心里有数。别到时候……闹出什么误会，或者让她为难。”
格桑校长走了，我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脑子里乱哄哄的。觉姆？尼姑？我想起央金清澈的眼睛，想起她安静的笑容，想起她跳舞时飞扬的裙角。她哪里像我想象中青灯古佛的尼姑？但格桑校长没必要骗我。
晚上，我在操场边找到了正在收晾晒被褥的央金。她看见我，笑了笑：“李老师，还没休息？”
“央金，”我喊住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你信佛很深吧？”
她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被子叠好：“嗯。佛能让人心里安静。”
“我听说，你去尼姑庵帮忙。”我小心翼翼地问。
“是啊，有空就去。扫地，添灯油，有时候也听师父讲经。”她抱起叠好的被子，语气很平静，“那里很安静，能想清楚很多事情。”
我看着她的侧脸，昏黄的灯光下，她的神情平和而坦然。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就是央金，是那个善良、安静、眼里有光的姑娘。至于“觉姆”这个身份，大概就像扎西和格桑校长说的，是这里的一种风俗，一种特别的修行方式吧。她既然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把格桑校长的话抛在了脑后。我想，他们是多虑了。我和央金只是同事，是朋友，最多……最多是我对她有些好感。这并不妨碍什么。
可我错了。我错在没有去真正理解“觉姆”这两个字在西藏这片土地上的全部重量。我错在用内地的、世俗的眼光，去衡量一个我从未真正了解的传统和信仰。那时的我，满心都是对她的好奇和日渐滋长的情愫，选择性地忽略了她平静外表下可能隐藏的挣扎，也忽略了周围人欲言又止背后的深意。
从那以后，我反而更愿意接近央金了。知道了她“觉姆”的身份，我最初那点莫名的情愫里，掺杂了一些复杂的东西，有好奇，有怜惜，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想要了解她全部世界的冲动。
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她。她确实和别的姑娘有些不同。她很少参与妇女们聚在一起家长里短的闲聊，空闲时，更多是独自坐在操场边的石头上看书，或者望着远山发呆。她的衣服颜色总是素净的，深蓝、藏青、灰白，几乎没有鲜艳的花色。她的手腕上戴着一串深褐色的念珠，不经意间就会看到她手指轻轻拨动。
但我们之间的交谈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我给她讲我长大的海边城市，讲大学里的趣事，讲我来西藏前的各种幼稚幻想。她总是听得很认真，然后轻声细语地说起她的世界：冬天的牧场有多冷，夏天的格桑花开满山坡有多美，她弟弟在县里读书多么用功，还有庵里那位老住持讲的关于慈悲和轮回的故事。
一个下雨的午后，孩子们都提前被家长接走了。我备完课，看见央金坐在教室屋檐下，正在缝补一面破损的国旗。雨丝斜斜地飘进来，打湿了她的肩膀。我拿了把伞走过去，撑在她头顶。
她抬头，对我笑了笑：“谢谢。”
我在她旁边蹲下，看着她熟练地穿针引线。“手真巧。”
“习惯了。”她淡淡地说，“学校里什么东西坏了，能补就补一补。”
雨声淅淅沥沥，远处山峦笼罩在朦胧的雨雾中。我们都没说话，气氛却并不尴尬。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李老师，你以后会回海边去吗？”
“也许吧，”我说，“但还没想那么远。现在觉得这里就挺好。”
“这里冬天很长，很冷。”她停下针线，望着雨幕，“吃的也单调，交通也不方便。你们从大城市来的人，待久了都会想家的。”
“你想过去外面看看吗？”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我听见她很低的声音：“想过。小时候做梦都想去拉萨，想去布达拉宫看看。后来……后来就不怎么想了。”
“为什么？”
她转过头看我，眼神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深潭里的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涌动着暗流。“有些地方，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有些路，选了，就不能回头。”
我的心莫名地揪了一下。我想起格桑校长的话。这指的是她“觉姆”的身份吗？这个身份，对她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一种自愿的信仰归宿，还是一种无奈的责任枷锁？
我想问，却问不出口。我怕触及她不愿示人的部分。最后，我只是说：“央金，不管选了什么路，自己觉得值得就好。”
她看着我，眼睛微微泛红，然后迅速低下头，继续缝补国旗。“嗯。”她只应了这一个字。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她心里好像关着一只鸟，渴望天空，却又自己锁上了笼门。我不知道钥匙在哪里，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去找这把钥匙。”
我和央金的交往，在扎西他们看来，似乎有些“过界”了。一次晚饭时，扎西半开玩笑地说：“李老师，最近总看见你和央金阿佳说话，有说有笑的。”
我有些窘迫：“就是聊聊天，问问学生的情况。”
“学生情况问我嘛，”扎西嚼着风干肉，含糊不清地说，“我是本地人，更清楚。央金阿佳她……心思不在这头。”
另一位年长的汉族老师王老师，私下里也找过我。王老师在这里待了五年，算是老资历了。他把我叫到操场边上，递给我一根烟。我不会抽，但还是接了过来。
“李强啊，”王老师点燃自己的烟，深深吸了一口，“你来这儿时间不长，有些情况不了解。央金那姑娘，人没得说，十里八乡都夸。但是，”他加重了语气，“她是修行的人，和我们不一样。你对她好，我们都知道。可这种好，有时候会变成她的负担，你明白吗？”
我闷声道：“王老师，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她人好，聊得来。”
“聊得来？”王老师摇摇头，“小伙子，这里不是大学校园。这里的规矩，这里的信仰，比人情世故重得多。央金是‘觉姆’，这是她一辈子的身份。你对她有什么想法，趁早打住。对她，对你，都好。别到时候弄得没法收场，你待不下去，她也在村里难做人。”
王老师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我心里发凉。“有这么严重吗？她不是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吗？”
“生活是生活，身份是身份。”王老师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她可以出来工作，可以照顾家里，但有些根本的东西，变不了。你别犯糊涂。”
同事们几次三番的提醒，像一块块石头压在我心上。我开始刻意和央金保持距离。放学后不再去听她给孩子们讲故事，她来送热水，我也只是匆匆道谢就关门。在校园里碰见，我的笑容也变得僵硬。
央金显然察觉到了。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困惑和黯然，但什么也没问。我们之间那种自然融洽的气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疏离。
我心里很难受。我喜欢和她说话，喜欢看她笑，喜欢待在她身边那种安静踏实的感觉。难道就因为一个“觉姆”的身份，我们连朋友都不能做吗？我不甘心。
转机发生在十一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封了山路，学校的煤炭运不进来。炉子熄了，教室里冷得像冰窖。孩子们冻得直哆嗦，手指僵得写不了字。
央金主动说，她知道后山有个地方还能捡到一些干牛粪和枯树枝，可以暂时应应急。格桑校长看了看阴沉的天色，有些犹豫：“雪这么大，路不好走，太危险了。”
“我去吧，”我站了出来，“我年轻，体力好。央金告诉我在哪儿，我去捡。”
央金立刻摇头：“不行，你不熟悉路，雪把路标都盖住了，容易迷路。我去，我知道怎么走。”
最后决定我们两人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我们穿上最厚的衣服，带上绳子和背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山走。雪还在下，天地间白茫茫一片。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路确实难走。厚厚的积雪掩盖了沟坎，我几次差点摔倒，都是央金眼疾手快拉住我。她的手很凉，却很用力。走了快一个小时，才到她说的地方。那是一片背风的坡地，果然有一些裸露的岩石下堆积着干牛粪和枯枝。
我们赶紧动手捡拾。背篓很快装满了。准备返回时，风更大了，卷起地上的雪沫，能见度变得极低。
“跟紧我。”央金大声说，她的声音在风里有些破碎。
我们沿着来时的脚印往回走，但风雪很快就把脚印抹平了。走了很久，周围的景物依然陌生。我心里咯噔一下：迷路了。
央金也停下了脚步，四下张望，眉头紧锁。“好像走岔了。”她声音有些发颤。
天色渐渐暗下来，温度急剧下降。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观察四周，忽然看到远处隐约有一角经幡在风雪中飘动。
“那边！”我指着经幡的方向，“有经幡就说明附近有人走过，可能有路！”
央金顺着我指的方向看去，眼睛亮了一下：“对，那是去尼姑庵小路挂的经幡！我们往那边走，能绕回村子！”
希望重新燃起。我们朝着经幡的方向艰难行进。终于，在天空完全黑透之前，我们跌跌撞撞地回到了学校。格桑校长和扎西他们正急得团团转，看到我们回来，都松了口气。
我和央金浑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颤。格桑校长赶紧让我们去生好炉子的办公室取暖。我坐在炉边，烤着火，身体慢慢恢复知觉。一抬头，看见央金坐在对面，脸色苍白，头发上还结着冰碴，正抱着热水碗小口喝着。
她也看向我。炉火在她眼里跳跃。我们谁都没说话，却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还有一种共同经历危险后产生的、难以言喻的亲近感。
那一刻，所有刻意保持的距离，所有因为旁人提醒而产生的疑虑，都被这场大风雪吹得七零八落。我心里只剩下一个清晰无比的念头：我喜欢这个姑娘。不管她是什么身份，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喜欢她，想和她在一起。
大雪封山持续了三天。这三天里，学校停课，我们几个老师被困在学校，朝夕相处。我和央金之间，那层隔阂仿佛被那场共患难彻底融化了。我们又开始自然地交谈，一起扫雪，一起给被困在学校附近的孩子们热饭。她的笑容又多了起来，眼神里偶尔会闪过一丝羞涩的亮光。
扎西和王老师看我的眼神更加复杂，但他们没再说什么。或许是他们觉得说了也没用，又或许，连他们也觉得，在这与世隔绝的雪境里，有些东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超出了他们能规劝的范畴。
雪化路通之后，我和央金的关系进入了一种微妙的新阶段。我们并没有明确说什么，但彼此都心照不宣。我会在备课的笔记本里夹一朵干了的格桑花，第二天就会发现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小包晒干的雪莲花瓣，旁边用铅笔细细写了一行小字：“泡水喝，治头疼。”她会在我晚上批改作业时，默默在我桌角放一块温热的烤饼。
我们开始相约在周末，去村子附近散步。走得并不远，就在草甸上，或者小溪边。她给我指认各种草药，告诉我它们的藏语名字和用途。我给她讲我看过的书和电影。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深，从过去到未来，从理想到现实。我越来越被她吸引，被她那种沉静外表下偶尔流露的灵慧和坚韧所打动。
我知道她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一次，我们坐在溪边的石头上，看着夕阳把溪水染成金色。她忽然低声说：“李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这水里的石头。水流一直冲啊冲，好像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可我生来就在这里，根就在这里。”
我看着她被夕阳镀上金边的侧脸，轻声问：“那你想被带走吗？”
她转过头，眼睛里有泪光闪动：“我不知道。我怕离开这里，就找不到自己了。可我也怕一直在这里，永远看不到石头外面的世界。”
我鼓起勇气，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微微颤抖了一下，却没有抽开。这是我第一次握她的手。“央金，”我的声音有些干涩，“如果……如果我愿意陪你一起找呢？不管是留在这里，还是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滴在我们交握的手上。“你不懂……有些事，不是愿意就可以的。我的路，在我十六岁那年，就已经选好了。那是向佛菩萨发过誓的。”
“可你现在并没有住在庵里，你也在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工作啊！”我急切地说，“信仰是心里的，不一定非要……”
“不一样的！”她突然打断我，抽回了手，声音带着哭腔，“李强，你真的不懂。‘觉姆’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是穿不穿僧袍，住不住在庙里那么简单。它是印在骨头里的身份，是这辈子都卸不掉的责任。我阿妈需要我，弟弟需要我，村里人看着我，庵里的师父也看着我……我……我不能只想自己。”
她哭得肩膀耸动。我手足无措，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拧了一把。我第一次如此直接地感受到她身上那种沉重的枷锁，那不是来自外界的强迫，而是源于她内心信仰、家庭责任和世俗人情交织成的无形之网。
我笨拙地拍着她的背：“对不起，央金，对不起……我不逼你，我们不说了。”
那天之后，我们有好几天没单独见面。气氛又有些尴尬。但我对她的感情，非但没有减退，反而因为看到她内心的痛苦而更加深刻，更想保护她，把她从那种挣扎中拉出来。我天真地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包括那些在我看来有些“不近人情”的规矩。
我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用自己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去揣度和衡量她的世界。我以为，只要她心里愿意，只要我们能争取，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忽略了“誓言”在虔诚信仰者心中的绝对分量，忽略了世俗社会规则在封闭村落里的强大惯性。
转折发生在藏历新年前夕。学校放假了，大部分老师都回家或者去县里置办年货。我因为家远，留在学校。央金也没有回她在牧场的家，她说要趁假期把学校的桌椅都检修一遍。
校园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空荡荡的，很安静。那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看书，听见敲门声。开门，是央金。她站在门口，低着头，手里紧紧攥着一个什么东西。
“李强，”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又像是下了很大决心，“这个……给你。”
她递过来一个藏式的小布包，深蓝色的底，绣着白色的莲花。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缕用红绳系着的头发，还有一张折得很小的纸片。我展开纸片，上面是央金清秀的字迹：“头发做见证，心意永不改。若君不弃，愿违天命。”
我脑子嗡的一声，抬头看她。她脸色苍白，嘴唇被咬得没有血色，但眼神却异常坚定，直直地看着我。
“央金，你……”
“我想好了。”她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李强，我喜欢你。我想和你在一起。不管以后怎么样，不管要面对什么，我都不怕。我只怕……只怕错过你。”
巨大的喜悦和同样巨大的惶恐同时击中了我。我一把将她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她的身体很瘦，在我怀里微微发抖。“央金，央金……”我除了叫她的名字，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们就这样在一起了。像所有情窦初开的恋人一样，小心翼翼地守着这个秘密，却又忍不住在眼神交错间流露出甜蜜。寒假剩下的日子，成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在雪后的阳光下散步，她教我简单的藏语，我给她读我带来的诗集。我们很少再提那个敏感的身份话题，仿佛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
但我知道，问题并没有解决。开学后，我们的关系不可能一直隐瞒。而且，我想要的不仅仅是恋爱，我想和她有未来，想娶她。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沉默了很久，说：“给我点时间，我要想清楚，也要……也要处理一些事情。”
我知道她说的“处理事情”是什么。那意味着她要面对她的家庭，面对庵里的师父，面对整个村子的目光，甚至可能要面对违背誓言的内心谴责和信仰压力。这每一步，都重如千斤。
但她还是去做了。我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眼神里的忧虑越来越重，却在我面前强颜欢笑。我心里疼，却无能为力，只能更温柔地对她。
终于，在春天格桑花刚刚冒出花骨朵的时候，一天傍晚，她来找我，脸上带着一种如释重负却又疲惫不堪的神情。
“我和阿爸阿妈说了。”她靠在我宿舍的门框上，声音很轻，“哭了，闹了，阿妈气病了。但最后……他们还是说，随我。我是他们女儿，他们只希望我幸福。”
我的眼眶瞬间湿了：“那……庵里呢？”
她垂下眼睛：“师父很生气，说我被世俗迷了心窍，会遭报应的。我跪了很久……最后，师父说，如果我执意要选这条路，就让我把当初受戒时穿的信衣（僧袍）还回去，从此……从此与佛门缘尽。”她的声音哽咽了，“李强，我把最不该舍弃的东西都舍弃了。我以后……就只有你了。”
我紧紧抱住她，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对不起，央金，让你受委屈了。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我发誓。”
我们开始公开地出双入对。村里果然炸开了锅。各种议论、异样的眼光、背后的指指点点，像潮水一样涌来。扎西见到我，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只是重重拍了拍我的肩膀。格桑校长找我谈话，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李老师，你想清楚了？这条路，可不好走。以后闲言碎语少不了，你们俩要扛得住。”
“我想清楚了，校长。”我坚定地说，“我会对央金负责。”
王老师则直接了许多，他把我拉到一边，脸色严肃：“李强，你这是在害她，也是在害你自己！你以为还了僧袍就没事了？在这些人心里，她永远都是‘觉姆’！你们结婚，会被人戳脊梁骨的！你迟早要回内地的，到时候你让她怎么办？跟你走，背井离乡，被人说私奔？留下，她一个‘还俗’的觉姆，在村里怎么抬头做人？”
王老师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但我已经骑虎难下，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我和央金的感情能抵挡一切。我甚至开始规划未来，我想等这批孩子小学毕业，我的支教期也满了，就带央金回内地结婚，开始新的生活。远离这里的是非，一切都会好起来。
双方家庭见面谈婚论嫁的过程，比想象中艰难。央金的父母，尤其是她母亲，始终对我这个“汉人”充满疑虑和隐隐的抗拒，只是拗不过女儿以死相逼般的坚持，才勉强点头。我远在山东的父母，在电话里听到我要娶一个藏族姑娘，而且是曾经出家的“尼姑”，震惊之余更是强烈反对。母亲在电话里哭了：“强子，你这不是胡闹吗？文化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以后怎么过？再说，她那个身份，说出去……说出去不好听啊！”
我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一遍遍向父母解释央金的好，解释这里的风俗，发誓我们会幸福，才终于让父母松了口，答应婚礼按藏族的规矩办，他们就不远千里折腾过来了。
婚礼定在七月中旬，草原上最美的季节。央金家里开始忙碌起来，制备新衣，准备宴席。央金似乎渐渐开心起来，忙着试穿新做的嫁衣，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传统藏袍，颜色鲜艳，绣工精致。她穿给我看，脸上泛着红晕：“好看吗？”
“好看，像仙女一样。”我由衷地说。看着她开心的样子，我觉得所有的坚持和抗争都是值得的。我们的幸福就在眼前了。
但我没有注意到，她笑容背后偶尔闪过的恍惚和不安。我没有注意到，她的家人，尤其是她的母亲，在忙碌的喜庆之下，那掩饰不住的忧虑和悲伤。我更没有注意到，村里的老人看我们的眼神，那种复杂的、欲言又止的神情。
我把这一切都理解为对这场“离经叛道”婚姻的本能担忧，认为时间会改变一切。我完全沉浸在即将迎娶心爱姑娘的喜悦和期待中，对即将到来的风暴，毫无察觉。
婚礼前一天，按照规矩，我和央金不能见面。我住在扎西老师家里，他是我的伴郎。扎西忙前忙后，帮我准备哈达，核对流程，但话比平时少了许多。晚上，我们坐在他家的火塘边喝酥油茶，他终于开口，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沉重。
“李强，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稳住。”
我心里咯噔一下：“能发生什么事？都到这一步了。”
扎西看着跳跃的火苗，沉默了很久，才慢慢说：“央金是个好姑娘，她为你……付出了你能想象和不能想象的一切。有些规矩，有些力量，不是你们两个人爱情够深就能掀翻的。明天，会有很多老人来，有庵里的师父派人来，你……要有心理准备。”
“他们还要闹？”我有些急了，“央金已经还了僧袍，和庵里断了关系了！”
“关系可以断，名分可以不要，但在很多人心里，印记是抹不掉的。”扎西叹了口气，“算了，不说这些了。早点睡吧，明天是你大喜的日子，精神点。”
可我哪里睡得着。扎西的话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难道明天婚礼上还会有人为难我们？央金的父母不是同意了吗？村里人再议论，也不至于在婚礼上闹事吧？我辗转反侧，直到天蒙蒙亮才迷糊了一会儿。
婚礼当天是个大晴天。阳光毫无遮拦地洒下来，把草原、雪山和整个村子照得透亮。我穿上崭新的藏袍，是央金亲手帮我选的样式和料子。扎西帮我整理好衣领，拍拍我的肩膀：“走吧，新郎官。”
接亲的队伍很热闹，吹拉弹唱，引得全村人都出来看。但我也确实感觉到，一些年纪大的人，只是远远站着，脸上没什么笑容，眼神里甚至有些……怜悯？我心里不舒服，强行把那归结为他们守旧。
到了央金家，院门关着，里面传来姑娘们嬉笑拦门的声音。按照程序，我要对歌，塞红包，说好话，折腾了好一阵，院门才打开。央金穿着那身鲜艳的嫁衣，蒙着盖头，被女伴们簇拥着，站在院子中央。她的母亲，那位憔悴的藏族阿妈，眼睛红肿，紧紧握着央金的手，不肯松开。最后还是央金的父亲，一位沉默黝黑的牧人，轻轻拉开了妻子。
我看到央金在盖头下似乎微微颤抖。我想，她大概是紧张，或者舍不得家。
接下来的仪式一项项进行：献哈达，敬酒，聆听长辈的祝福和教诲。央金的父亲话很少，只是用力握了握我的手，说了句藏语。扎西小声翻译：“他说，好好待她。”
央金的母亲则一直流泪，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我以为是嫁女的不舍，心中歉疚，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连同她的份一起孝顺两位老人。
最让我意外的是，格桑校长请来了村后尼姑庵的一位老喇嘛。老喇嘛年纪很大了，眉毛胡子雪白，眼神却依旧清亮。他坐在上首，并没有像其他长辈那样说祝福的话，只是闭着眼睛，手里慢慢转着经筒，嘴里低声念着经文。他的到来，让原本热闹的场面安静了不少，气氛显得有些异样。
但我没多想，只觉得这是格桑校长为了表示对央金过去身份的尊重，特意请来做个见证，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和解”。
仪式进行到中午，该去婚礼现场了——那是村子中央最大的草甸，已经搭好了帐篷，摆好了长条桌和食物。按照流程，央金要在出门前，由女性长辈帮忙，换上一套新的、更正式的婚服。
我最初以为这只是婚礼中的换装环节，并未太过在意，毕竟藏族婚礼的服饰仪式向来繁复多样。
然而，当外层的婚服被轻轻褪下，里面竟赫然呈现出一件纯白色的僧袍，那布料丝滑而圣洁，在阳光的映照下泛着柔和的光晕。
我瞬间呆住了：为何婚服之下会藏着僧袍？这究竟是何缘由？
人群中开始传来低低的议论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聚焦在央金身上，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央金紧闭着双眼，泪水如断线的珠子般不停滚落，嘴唇被咬得泛白，甚至渗出了丝丝血痕。
老喇嘛再次开始吟诵经文，那声音低沉而庄严，在空旷的院子里久久回荡，仿佛是一种古老的召唤。
那两位阿妈继续帮央金解开白色僧袍的系带，动作缓慢而庄重，每一步都像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祭祀仪式。
我心中愈发慌乱，总感觉有一股强烈的预感在心头涌动，接下来恐怕会发生什么超乎想象的事情。
扎西在远处紧闭着双眼，嘴里不停地念着佛号，仿佛在为我默默祈祷。
央金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被旁边的人赶紧扶住肩膀，安慰着。
村里的长老们表情肃穆，仿佛在参加一场庄重的葬礼；年轻人们则瞪大了眼睛，充满好奇地盯着，一言不发。
僧袍的最后一道系带终于被解开了。
老阿妈轻轻捏住僧袍的衣领，准备缓缓往下褪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央金突然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看向我。
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歉疚、恐惧，还有那份深埋心底的爱意。
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李强，对不起……”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一种强烈的不祥预感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几乎要将我淹没。
白色僧袍缓缓从央金的肩头滑落。
就在僧袍完全褪下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央金身上的……
我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腿一软，踉跄着向后退了一步，冰冷的触感从脚底窜遍全身，手指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
怎么会……这不可能……为什么……无数的疑问和极致的震惊撕扯着我的意识，世界在我眼前彻底坍塌、颠倒、失去了所有颜色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