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大特务毛森回浙江省亲，一辈子罪行累累，晚年病死美国

1946年冬，南京下着冷雨。军统特务毛森躲在中山北路一栋公馆里，透过雾气看向街口时，喃喃自语：“局座说的情报，再拖就来不及了。”面对同僚的追问，他只是挥手：“办事要紧。”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忙于罗织线人的中年人，会在半个世纪后拄着拐杖回到浙江山村，低头不敢多言。

毛森1908年正月出生在浙江省余姚一户佃农家。童年缺吃少穿，他也在田埂上放过牛。命运的拐点出现在1923年。十五岁那年，因族叔慷慨拿出一点田租，他才得以进私塾。年纪虽大，总算识了字。几年后，他冒用同乡“毛善森”的名字和小学毕业证，钻进省立第一师范。那张伪造的纸，为他打开另一条生路。

1930年夏，他在宁波乡村小学站上讲台。黑板、粉笔、课桌，本可给他一条安稳路，可毛森却厌倦了清贫。次年，浙江省警官学校扩招，他递上一份假简历。校方要的是能干活的人，不是问来历的律师。两年后，他已成警校生中的优等生，射击成绩排前列。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老蒋急调十万大军回防上海，却担心部队涣散。戴笠受命监督，名单划到毛森。这次外勤让毛森第一次与真正的军统系统接触，他以《时事晚报》特派记者身份混入部队，暗中记录张殿基的动向。三个月里，十几封电报准确送达上海站。戴笠拍了拍他的肩：“小毛，今后跟着我们干。”

假名终究是玻璃做的。训练班报到时，毛人凤翻名单，见到“毛善森”不由皱眉：“我们家什么时候多了个族弟？”审讯室里，毛森坦白来龙去脉。“你有胆识，也有脑子。”毛人凤冷笑，“名字留下，命也留下，你跑不了了。”从此，“毛善森”去掉中间一个字，他正式改名毛森。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被派往沦陷区。上海、苏州、无锡——他靠“江南日报”记者身份四处活动，侦听日伪动向，策划爆破、盗取电台晶体管。不得不说，他在对日情报上确有手腕。1941年苏州监狱里，宪兵队严刑拷打，毛森装作市井小贩，始终咬定“只为找失散妻子”。对方找不到证据，关了半年，只得把他驱逐。狱外，数条被截获的日军电缆线早已送到重庆。

可抗战胜利后，他的枪口掉转，对准了新生力量。1946年至1948年，他主持上海“中正调查室”行动科，仅公开档案显示，就有一百五十多名爱国学生和地下党员死在他的审批表上。夜里，他常自嘲地说：“谁让咱们拿了谍报的饭碗？”同僚却心知肚明，这是赤裸裸的镇压。

1949年1月，解放军逼近长江。蒋介石命军统骨干分批撤离。毛森搭乘美军C-46飞机去了台北，时年四十一岁。岛上的“优待”只持续数年。情报系统被缩编，编制、经费大砍，他的上升空间戛然而止。1968年春，他携妻儿转赴美国加州，领一份并不起眼的图书情报顾问薪水。

时光像被抽掉声响。八十年代，他已是半退休状态，终日对着落地窗听海浪。身边好友劝他回乡走走，他嘟囔：“哪有脸？”可夜里又抱着那本线装家谱发呆。1989年，两岸关系出现转机；1992年夏，他终于拿到入境批文。

8月24日清晨，拐杖敲着灰砖小巷，八十四岁的毛森出现在余姚老宅。邻居不敢多言，只有一位白发老者低声说：“阿森，你真的回来了？”毛森点头：“回来了，看看祖坟。”他在村口停了许久，似怕再走一步就会有人喝令逮捕。结果谁也没有动他，只是几个大伯远远盯着，眼里没了当年的敬畏。

十几天里，他把老屋翻修，给祠堂添了点香火钱，也匆忙拜望几位同龄人。谈起往事，他只字不提军统二字，只说当年在战火里“干过一些不光彩的差事”。告别那天，一位老同学凑近说：“你我都老了，天算得比人细。”毛森眼角抽动，没有接话。

回到洛杉矶后，他身体每况愈下。1993年3月3日清晨，这位曾让无数地下党闻之色变的特务，病倒在医院狭窄的病房里。护士听见他喃喃浙江方言，只依稀辨出两个字：“后悔。”

关于毛森的子女，岛内外多有耳闻。长子毛坚工程硕士，终日在半导体厂区穿梭；次子毛革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课堂上却极少提父亲；三子毛河光拿到地球物理学博士，1980年由中科院邀请回国讲学，汇报中气象模型被同行称道。有人感慨，上代恩怨，后辈自有路走。

有意思的是，自1993年至2006年，毛森遗孀与子女在家乡设立“毛氏助学金”，资助困难学子三百多人。当地乡亲领钱时常小声议论：这是赎罪？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毛森的一生，起点寒门，转折于欺名顶替，显赫靠刀光血影，终局落在异乡孤坟。历史档案里，他的名字被标注为“特别通缉犯”，但在抗战战例旁又能见到“功绩良多”的批注。光与影交错，正如他自己说过的那句话：“人心一念，天地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