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办来了位特殊访客，竟是二十年前举报我爸的老乡干部

街道办三楼会议室的窗户半开着，五月的风带着槐花香溜进来。

主任在会上说信访办最近忙不过来，要临时抽调人手。

我低头看着笔记本上的格子，心想这种差事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新人。

没想到主任下一秒就点了我的名字：“于俊材，你年轻，学习能力强，去帮两周。”

散会后，走廊里碰到陈大姐，她拍拍我肩膀：“小于是俊材，锻炼锻炼也好。”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莫名有些发慌。

这种慌没来由，像鞋底沾了湿泥，走起来总觉得沉。

直到三天后的那个下午，信访接待室的门被推开。

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走进来，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

他递过来身份证时，手指有些抖，但眼神很定。

我接过证件，低头看去——郑义方，六十五岁，永丰乡。

血液好像瞬间冻住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这个名字我太熟悉了，在父亲那本泛黄的日记本里。

在母亲偶尔失神时漏出的只言片语中。

二十年前，就是这个郑义方的一封举报信，让我父亲于建国失去了工作。

从此我们家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坠落到谷底。

父亲三年后病逝，死前还念叨着“我没贪”。

现在，这个人就坐在我对面，隔着一张旧办公桌。

他知不知道我是谁？他为什么要来？

冯主任在隔壁房间打电话，声音隐隐约约传来。

接待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

窗外传来远处施工的轰鸣声，但那些声音好像隔了一层玻璃。

郑义方清了清嗓子，声音沙哑：“同志，我要反映个问题。”

我握笔的手心全是汗，努力让声音平稳：“您请说。”

他看着我，眼神深得像口老井：“是关于二十年前的一桩旧案。”

“我要为当年举报永丰乡农机站技术员于建国的事，讨个说法。”

我的笔尖戳破了记录纸。

01

街道办的午后总是慵懒的，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

我在扶贫资料堆里抬头，颈椎发出轻微的咔哒声。

来街道办工作快半年了，每天就是整理档案、写简报、接待咨询。

工作琐碎得像秋天的落叶，扫完一层又落一层。

但我珍惜这份稳定，毕竟大专学历能找到这样的工作不容易。

母亲在电话里总说：“好好干，别学你爸。”

父亲在我记忆里是个模糊的影子，瘦高，话少，身上有机油味。

他去世时我七岁，只记得灵堂里白花花一片，母亲哭晕过去两次。

后来我们家搬到了县城，母亲在超市做理货员，把我拉扯大。

她很少提父亲的事，我问急了，她就红着眼睛说：“你爸是清白的。”

可怎么清白的，她却说不清楚，只说“被人害了”。

“俊材，过来一下。”

陈大姐在门口招手，她是我们科室的负责人，五十出头，热心肠。

我放下手里的文件走过去，她压低声音：“冯主任那边缺人，点名要你去帮忙。”

“信访接待？”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从来没干过这个。”

“谁天生就会？”陈大姐拍拍我，“就是登记登记，听群众反映问题。”

她看了看四周，声音更低了：“冯主任那人脾气直，但心不坏，你机灵点。”

回到座位，我盯着电脑屏幕发了会儿呆。

信访两个字像两根刺，轻轻扎在心上。

我莫名想起父亲，想起那些关于举报信的风言风语。

下午三点，我抱着笔记本上了四楼。

信访办在走廊尽头，门牌上的漆已经斑驳了。

敲门进去，屋里烟雾缭绕，冯主任正对着电话说：“您别激动，慢慢说。”

他四十多岁，头发稀疏，眼睛因为长期熬夜布满血丝。

挂了电话，他上下打量我：“你就是于俊材？坐。”

我拘谨地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椅子腿有点晃。

“信访工作不好干，”冯主任点了支烟，“但最能锻炼人。”

他简单讲了讲工作流程：登记、分类、能答复的当场答复。

不能答复的记录下来，按程序转办，还要定期跟踪反馈。

“最重要的是态度，”他吐出一口烟，“群众带着气来，你不能跟着上火。”

我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明天开始，你先在旁边看着，学习怎么接待。”冯主任掐灭烟头，“对了，你父亲是不是……”

他的话没说完，桌上的电话又响了。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心里那根弦却绷紧了。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关于我父亲的事？

走廊里遇到陈大姐，她拎着热水壶上楼：“怎么样，冯主任没为难你吧？”

“没有，就是让我先学习。”我顿了顿，“大姐，冯主任认识我父亲吗？”

陈大姐愣了下，笑容有点不自然：“怎么突然问这个？”

“他刚才好像要提起，但电话响了。”

“老冯在街道干十几年了，可能听说过吧。”陈大姐转身去接水，“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多想。”

但我没法不多想。

下班时已经六点半，夕阳把街道染成橘红色。

我骑着电动车穿过老街，两旁梧桐树投下长长的影子。

到家时母亲正在做饭，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

“今天怎么回来晚了？”她从厨房探出头。

“被抽调到信访办帮忙，可能要两周。”

母亲手里的锅铲顿了一下：“信访办？怎么让你去那儿？”

“人手不够吧。”我脱下外套，“妈，你认识一个叫郑义方的人吗？”

哐当一声，锅铲掉在了地上。

母亲慌忙弯腰去捡，背对着我：“怎么突然问这个？”

“今天听人提起，好像以前是永丰乡的干部。”

母亲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吃饭吧。”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

临睡前，我打开那个旧皮箱，里面装着父亲的遗物。

几本专业书，一枚褪色的奖章，还有一本薄薄的日记本。

日记本只写了前面几页，字迹工整但透着疲惫。

最后一段写着：“郑干事今天又来了，说上面在查账。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日期是二十年前的三月十五日。

那个郑干事，就是郑义方吗？

窗外的月光很冷，我合上日记本，心里乱糟糟的。

02

信访接待室比我想象的小，不到二十平米。

靠墙摆着两排旧沙发，坐垫已经凹陷下去。

墙上贴着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打印纸有些泛黄。

冯主任让我坐在靠门的位子，那是助理员的位置。

“今天你先看我怎么做，”他倒了杯浓茶，“多看少说，不懂的记下来。”

我点点头，翻开崭新的记录本，在第一页写上日期。

上午九点刚过，第一位来访者就推门进来了。

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凌乱，眼睛红肿。

“我要告物业！”她一坐下就开始哭诉，“屋顶漏水半年了，没人管！”

冯主任耐心听着，时不时问几个细节问题。

我在旁边记录：房屋位置、漏水时间、已向哪些部门反映过。

“您别急，这个问题我们记下了。”冯主任声音平稳，“三天内给您答复。”

女人半信半疑地走了，冯主任转头看我：“这种属于邻里纠纷，转给物业办。”

“那如果物业办不管呢？”我问。

“那就再协调，一次不行两次，总有办法。”

整个上午来了六拨人，有反映拆迁补偿的，有投诉噪音污染的。

还有个老爷爷拿着泛黄的土地证，说祖宅被占了几十年。

冯主任处理得很熟练，该安抚的安抚，该解释的解释。

中午在食堂吃饭，陈大姐坐到我旁边：“怎么样，还能适应吗？”

“就是觉得……群众反映的问题都挺难的。”我实话实说。

“基层工作就是这样，”陈大姐叹气，“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她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小冯这人其实不错，就是脾气冲了点。”

“他以前也在乡镇干过吗？”

“干过十几年呢，后来才调到街道。”陈大姐顿了顿，“对了，你父亲的事……”

她欲言又止，最后只是拍拍我肩膀：“好好工作，别想太多。”

下午的接待更考验人，来了个醉酒的中年男人。

他拍着桌子大喊：“凭什么不给我办低保？我残疾证都有！”

冯主任让我去倒杯水，他慢慢把对方扶到沙发上。

“老哥，您慢慢说，把证件给我看看。”

醉酒男人骂咧咧地掏出一堆皱巴巴的纸。

冯主任仔细翻看，眉头渐渐皱起来：“您这残疾证是三级，按政策确实不够。”

“什么够不够？我都不能干活了！”男人又要拍桌子。

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但冯主任还是很耐心。

他拿出政策文件，一条一条解释，最后说可以帮忙申请临时救助。

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但语气已经软了很多。

“看到没，”冯主任喝了口茶，“有时候群众不是要闹，是要个说法。”

我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下：耐心、政策熟、给出路。

下班前，冯主任突然问：“你父亲是不是叫于建国？”

我心里一紧：“是的，您认识？”

“听说过。”冯主任看着窗外，“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参加工作。”

他欲言又止，最后摆摆手：“回去吧，明天你试着独立接待。”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冯主任那句话。

他知道什么？为什么说到一半又不说了？

晚饭时母亲看起来心神不宁，菜里放了两次盐。

“妈，冯主任好像认识爸。”我试探着说。

母亲的手抖了一下：“他说什么了？”

“就说听说过，没多说。”

母亲沉默地吃饭，过了很久才说：“俊材，要是听到什么……别往心里去。”

“妈，爸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终于问出口，“那个郑义方，是不是他举报的？”

母亲放下碗筷，眼睛红了：“你爸没拿公家一分钱，他是被冤枉的。”

“那郑义方为什么举报？”

“不知道，”母亲摇头，“你爸死前只说，郑干事也是不得已。”

不得已？举报别人还能说是不得已？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脑子里全是乱七八糟的念头。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打开父亲的皮箱。

除了日记本，箱底还有几张泛黄的纸条。

其中一张写着：“郑义方干事：账目已核对三遍，无误。于建国。”

字迹很工整，像是正式的工作便条。

另一张是收据复印件，写着“农机配件一批，三千七百元”。

签字栏有两个名字：于建国，郑义方。

这两个人曾经是同事，甚至可能是合作伙伴。

那后来为什么会反目？为什么要举报？

窗外的天色渐渐泛白，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而我还困在二十年前的谜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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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一次独立接待，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办公室。

把桌椅擦了一遍，烧好开水，又把政策文件摆在手边。

冯主任九点才来，看到我愣了一下：“来这么早？”

“想提前准备准备。”我实话实说。

他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笔记本：“这是我以前记的，常见问题处理办法。”

我接过来翻了翻，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案例。

“谢谢主任。”

“别谢我，”他点上烟，“等会儿别给我捅娄子就行。”

九点半，第一位来访者准时敲门。

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杖，走路颤巍巍的。

我赶紧起身扶她坐下：“阿姨您慢点，有什么事慢慢说。”

老太太从布袋里掏出一沓材料，手抖得厉害。

“我要告我儿子，”她老泪纵横，“他占了拆迁款，不养老啊……”

我一边记录一边安抚，按照冯主任笔记本上的提示，问清了细节。

原来老太太的老房拆迁，补偿款八十万全被儿子领走了。

儿子答应给她养老，结果钱一到手就翻脸不认人。

“阿姨，这个事属于家庭纠纷，”我尽量让声音温和，“我们建议您走司法程序。”

“司法？我哪懂那些啊！”老太太哭得更厉害了。

冯主任在隔壁听见动静，走过来看了看材料。

他蹲在老太太面前：“阿姨，街道有法律援助，免费帮您打官司。”

老太太将信将疑：“真的？不要钱？”

“真的，我亲自带您去司法所。”冯主任扶起老太太，朝我使了个眼色。

我连忙记下联系方式，约好下午两点在司法所见。

送走老太太，冯主任拍拍我：“处理得还行，就是太书生气了。”

“那该怎么办？”我虚心请教。

“群众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听你背政策。”他指了指心口，“这儿要热，脑子要清。”

上午后来又来了几拨人，我都按程序处理了。

虽然有些手忙脚乱，但总算没出大错。

中午休息时，陈大姐送来一盒饺子：“你妈让我捎给你的。”

“我妈？”我愣了一下，“她来街道办了？”

“早上来的，说给你送饭，看你忙就没打扰。”陈大姐坐下，“俊材，你妈不容易。”

我知道，她这些年一个人撑起这个家。

“大姐，您知道我父亲当年的事吗？”我终于问出口。

陈大姐叹了口气：“知道一些，但也不全。”

她告诉我，二十年前永丰乡农机站出过一桩经济案。

一批价值数万元的农机配件不翼而飞，账目对不上。

“当时你父亲是技术员，管着仓库。”陈大姐压低声音，“郑义方是乡里的纪检干事。”

“后来呢？”

“后来郑义方举报你父亲监守自盗，你父亲被开除了公职。”

陈大姐顿了顿：“但这事有点怪，你父亲一直喊冤，郑义方后来也辞了职。”

辞职？举报者为什么辞职？

下午的接待更忙碌，我一直忙到四点多才有空喝水。

刚端起杯子，敲门声又响了。

“请进。”我放下杯子，翻开新的记录页。

门推开，一个老人慢慢走进来。

他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

背有点驼，但走路的姿势还很稳当。

最让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虽然眼角有深深的皱纹，但眼神很亮。

像那种经历过很多事，但还没被磨灭光的人。

“同志，我想反映个问题。”他的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乡音。

“您请坐。”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请问您贵姓？要反映什么问题？”

老人坐下，从怀里掏出身份证，双手递过来。

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背上有很多老年斑。

我接过身份证，低头看去——

姓名：郑义方。

年龄：六十五岁。

住址：永丰乡永丰村三组。

时间好像突然静止了，耳朵里嗡嗡作响。

我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好像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早就知道我是谁。

“郑……郑老先生，”我努力让声音平稳，“您要反映什么问题？”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环顾了一下接待室。

目光在墙上的工作制度停留了几秒，又回到我脸上。

“是关于二十年前的一桩旧案。”他缓缓开口，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记录笔差点滑落。

“我在永丰乡工作过，那时我是纪检干事。”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斟酌用词。

“我举报过一个人，农机站的技术员，叫于建国。”

我的呼吸停住了，只能紧紧握着笔。

“现在我想为这件事，讨个说法。”

他说完了，静静地看着我，等我记录。

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笔尖在纸上颤抖。

墙上的钟滴答滴答走着，每一声都敲在我心上。

窗外的施工声，走廊里的脚步声，都变得很遥远。

这个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人，隔着一张旧办公桌。

隔着一桩二十年前的旧案，隔着父亲的死。

“同志？”他轻声提醒，“您不记录吗？”

我猛地回过神，在纸上写下日期，手还在抖。

“请您详细说一下，是什么旧案？”

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喉咙发紧，像被什么扼住了。

郑义方点点头，开始讲述。

但他的讲述很奇怪，没有细节，只有框架。

只说当年农机站丢了配件，他作为纪检干事履行职责。

“现在我觉得，当年的处理可能有问题。”

他看着我，眼神很深：“所以我想申请复核。”

复核？二十年前的旧案，现在申请复核？

“郑老先生，这事过去太久了，可能……”

“我知道程序，”他打断我，“但我有新的证据。”

新的证据？什么证据？

我想追问，但冯主任推门进来了。

“小于，下班了，明天再……”他看到郑义方，愣了一下，“这位是？”

郑义方站起身，朝冯主任点点头：“我这就走，明天再来。”

他拿起身份证，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

有关切，有歉意，还有很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然后他慢慢走出接待室，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冯主任关上门：“这人谁啊？反映什么问题？”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最后只是说：“一个老同志，反映历史遗留问题。”

“哦，那种事最难办。”冯主任没在意，“收拾收拾下班吧。”

我机械地收拾东西，脑子里一片空白。

走到门口时，冯主任突然说：“对了，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没事，可能有点累。”我勉强笑笑。

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闯了一个红灯。

差点被车撞到，司机探出头骂了一句。

但我什么也听不见，耳朵里只有那句话：“我举报过一个人，叫于建国。”

回到家，母亲正在看电视，新闻里在播什么她也没看进去。

“妈，”我站在门口，“郑义方今天来了。”

母亲手里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

04

那晚母亲哭了一夜，我坐在客厅陪她到天亮。

她断断续续说了很多，都是记忆的碎片。

父亲被带走调查的那天，下着很大的雨。

他在家门口回头说：“玉霞，照顾好俊材，我很快回来。”

结果一去就是三个月，回来时瘦得脱了形。

“你爸说，他没拿公家一分钱，账目清清楚楚。”

母亲抹着眼泪：“可郑义方咬死了他，说证据确凿。”

“什么证据？”

“说是仓库的出库单有涂改，你爸签字的。”

母亲站起来，从衣柜最底下翻出一个旧铁盒。

里面是父亲的一些证件，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

其中一张是父亲站在农机站门口，穿着工装，笑得很灿烂。

背后的大门上挂着“先进工作站”的牌子。

另一张是集体照，十几个人排成两排。

父亲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他旁边是个年轻人。

我凑近仔细看，那个年轻人……有点像郑义方。

虽然年轻很多，但眉眼间的轮廓很像。

“这是他们站的合影？”我问。

母亲点点头：“你爸说，这个小郑干事人不错，做事认真。”

做事认真，所以认真到把同事送进监狱？

“妈，郑义方今天说，他想申请复核。”

母亲愣住了：“复核？什么意思？”

“他说觉得当年的处理可能有问题，有新的证据。”

母亲的手又开始抖：“他良心发现了？现在良心发现有什么用！”

我把母亲扶到沙发上，给她倒了杯热水。

“我想查查当年的事。”我说。

“查什么？都过去二十年了！”母亲激动起来，“你别掺和，好好工作！”

“可那是我爸，”我也提高了声音，“我不能让他背着骂名。”

我们第一次为这事争吵，最后都沉默了。

天亮时母亲去厨房煮粥，眼睛还是肿的。

我请了一天假，说身体不舒服。

其实是想去查查资料，看能不能找到当年的线索。

街道档案室在二楼最里面，管理员是个退休返聘的老教师。

“我想查点旧资料，关于永丰乡的。”我递上工作证。

老教师推推老花镜：“永丰乡？那边十年前就合并了。”

“我想查二十年前的一些事，可能涉及农机站。”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疑惑，但还是带我进了档案室。

灰尘在阳光里飞舞，一排排铁皮柜子沉默地站着。

永丰乡的档案不多，大多是土地、户籍方面的。

我翻了一个上午，终于找到一盒“乡镇机构沿革”的资料。

里面有几份泛黄的组织名单，还有机构设置的批复文件。

在1998年的人员名单里，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于建国，农机站技术员，备注栏写着“已离职”。

郑义方，纪检办公室干事，备注栏是“已辞职”。

两个人都离开了，一个被迫，一个自愿。

再往后翻，1999年的工作总结里，有一行小字：“本年度严肃查处农机站资产流失问题，处理相关人员一人。”

没有名字，只有“相关人员”这样模糊的表述。

我继续翻找，想找到具体的调查报告，但一无所获。

“老师，这些档案不完整吗？”我问。

老教师正在整理报纸，头也不抬：“乡镇档案能留这么多就不错了。”

“那当年的调查材料会在哪儿？”

“那要看是什么级别的调查。”他想了想，“如果只是乡里自查，材料可能没了。”

我道了谢，失望地离开档案室。

走在走廊里，突然想起父亲日记本里提到过一个人。

“老站长今天退休了，送他时他说，建国啊，你受委屈了。”

老站长姓刘，叫刘永福，应该还健在吧？

中午回家，母亲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但我们都吃不下。

“妈，你还记得农机站的老站长吗？刘永福。”

母亲想了想：“记得，你爸常说刘站长对他好。”

“他现在在哪儿？”

“好像搬去市里了，跟他儿子住。”母亲突然警觉，“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找他聊聊。”

“俊材！”母亲放下碗，“你别折腾了行不行？算妈求你。”

我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心里一阵酸楚。

但那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已经在心里生根发芽。

下午我去了网吧，在网上搜索永丰乡农机站的信息。

结果很少，只有几条新闻提到永丰乡合并的消息。

我又搜“于建国”，出来的都是重名的人。

最后搜“郑义方”，跳出来一条去年的旧闻：“永丰村老党员郑义方义务修路，带领村民致富。”

配图是个老人蹲在路边修排水沟，虽然只是个侧脸。

但我认出来了，就是昨天那个郑义方。

文章里写，他退休后回到村里，一直为村里做事。

修路、引水、调解纠纷，很受村民尊敬。

这样的人，当年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

我关了网页，坐在网吧里发呆。

手机响了，是冯主任：“小于，身体好点没？明天能来吗？”

“能来，主任。”

“那就好，明天郑老先生还要来，你接待一下。”

我的心一紧：“他还来？”

“嗯，说材料没带全，明天补上。”冯主任顿了顿，“你认识他？”

“不……不认识。”我撒谎了。

“那就好，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最麻烦，你按程序办就行。”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屏幕慢慢变暗。

明天，郑义方还会来。

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是该恨他？还是该听他说完？

回家路上，我特意绕到老街的文具店，买了一支新钢笔。

又买了最厚的那种笔记本，准备好好记录。

不管结果如何，我要把这件事弄清楚。

为了父亲，也为了我自己。

晚上我又打开父亲的皮箱，这次看得更仔细。

在箱子的夹层里，我发现了一张折叠得很小的纸。

展开看，是一份手写的清单，标题是“农机配件盘点表”。

日期是1998年10月23日，盘点人签名：于建国。

核对人签名那里是空白的，但旁边有个铅笔写的“郑”字。

在清单最下面，有一行小字，也是铅笔写的：“郑干事说先这样报，以后再调整。”

字迹很轻，像怕被人看见。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心里涌起一个可怕的念头。

难道当年的事，真的另有隐情？

窗外的月亮很圆，但照不进这个谜团。

明天，明天一切都会更清楚吗？

我不知道。

05

第二天我提前到了信访办，把桌椅又擦了一遍。

冯主任来的时候，看到我愣了一下：“这么早？身体好了？”

“好了。”我挤出笑容。

“那就好，”他泡了杯茶，“今天郑老先生约了九点半，你准备一下。”

我点点头，翻开新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日期。

又检查了录音笔，确认电池是满的。

虽然按规定接待要录音，但我之前从没用过。

九点二十五分，敲门声准时响起。

我的心跳也跟着敲门声加快了节奏。

“请进。”我的声音有点干涩。

门推开，郑义方还是那身中山装，但今天拎了个旧布袋。

他朝我点点头，在对面坐下，把布袋放在腿上。

“郑老先生您好。”我尽量让语气专业，“今天补全材料是吗？”

“是的，”他从布袋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我写的书面材料。”

信封很旧，边角都磨白了。

我接过信封，没有立刻打开：“按照规定，我需要先听您口头陈述。”

郑义方点点头，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

“二十年前，永丰乡农机站丢失了一批配件，价值三万七千元。”

他的声音很平稳，像在讲述别人的事。

“当时我是纪检干事，接到举报后进行调查。”

“调查发现，仓库的出库单有涂改痕迹，签字人是于建国。”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我的笔在纸上记录，手很稳，但手心全是汗。

“根据规定，我向乡党委提交了调查报告，建议对于建国立案。”

“后来于建国被开除公职，这件事就结了。”

他讲完了，简简单单，没有细节，没有情绪。

就像在念一份二十年前的公文。

“就这些？”我问。

“就这些。”他说。

“那您今天申请复核的理由是什么？您说有新证据。”

郑义方打开布袋，又拿出一个更小的信封。

这个信封是白色的，上面什么也没写。

“这是我后来发现的一些材料，”他把信封推过来，“但我不确定该不该交。”

我没有接：“按照规定，证据材料应该一并提交。”

“我知道规定，”他苦笑，“但这些东西……可能会改变一些事。”

“改变什么事？”

他没有回答，只是看着那个白色信封。

墙上的钟走了整整一分钟，我们都没说话。

最后他说：“同志，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您问。”

“您认识于建国吗？”

这个问题像一根针，扎破了所有的伪装。

我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认识，他是我父亲。”

郑义方的表情没有变化，好像早就知道答案。

他轻轻叹了口气：“我猜到了，你长得像他，特别是眼睛。”

“您知道我是他儿子，还来找我？”我的声音有点抖。

“正因为你是他儿子，我才来找你。”郑义方的声音很轻，“有些事，该让你知道了。”

他打开白色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复印纸。

纸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

但还能看清楚，是一份出库单的复印件。

配件名称、数量、单价、总价，都列得很清楚。

领用人签字栏：于建国。

审批人签字栏：郑义方。

但在审批人签字旁边，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此批配件调拨至红旗乡，凭调拨单出库。”

这行字的笔迹，和于建国的签字笔迹不同。

更潦草，更随意。

“这是什么？”我问。

“这是真正的出库单，”郑义方说，“当年我交给乡党委的，是另一份。”

另一份？什么意思？

“我当年交的那份，审批栏只有我的签字，没有那行小字。”

郑义方的手在颤抖：“那行字被人撕掉了，我后来才找到原件。”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谁撕的？为什么要撕？”

“我不知道，”他摇头，“但撕掉这行字，责任就全在你父亲身上。”

我盯着那张复印件，突然明白了什么。

如果配件是调拨到红旗乡，那就是正常的工作调动。

不是丢失，更不是监守自盗。

“你当年为什么不拿出原件？”我的声音提高了。

“因为……”郑义方闭上眼睛，“因为有人告诉我，如果拿出原件，你父亲会更惨。”

“谁告诉你的？”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其他材料都推过来。

有几份会议记录复印件，有谈话笔录，还有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是打印的，只有一句话：“按我说的做，否则于建国一家不保。”

“这是谁写的？”我的手在抖。

“不知道，塞在我办公室门缝里的。”郑义方睁开眼睛，眼里全是血丝，“我当年三十岁，刚当上纪检干事，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他的声音哽咽了：“我害怕了，真的害怕了。”

“所以你明明知道我爸是被冤枉的，还是举报了他？”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郑义方哭了，这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像个孩子一样哭了。

眼泪顺着他脸上的皱纹流下来，滴在旧中山装上。

“我对不起你父亲，”他泣不成声，“这二十年，我没有一天睡得好。”

“你父亲去世时，我偷偷去殡仪馆，在门外磕了三个头。”

“我想过死，但觉得不能这么便宜自己，我得赎罪。”

他抬起满是泪水的脸：“所以这些年，我在村里修路、引水、帮贫困户。”

“可这些都没用，我知道，这些都不能弥补我的罪。”

接待室里只有他的哭声，和钟表的滴答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恨他？可怜他？还是该理解他？

最后我只是问：“那个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谁？”

郑义方擦干眼泪，从布袋最底下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三个人的合影：年轻的于建国，年轻的郑义方。

还有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中山装，笑容满面。

“这是谁？”我问。

“当时的副乡长，王德海。”郑义方指着照片，“农机站的事，归他分管。”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任何证据，”郑义方打断我，“这只是我的怀疑。”

他把所有材料装回信封，推到我面前。

“这些给你，怎么处理，你决定。”

“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可能，还你父亲一个清白。”

说完，他站起身，朝我深深鞠了一躬。

然后转身离开，背影佝偻得像一张弓。

我坐在椅子上，很久都没动。

面前的信封像一块烙铁，烫得我不敢碰。

但我知道，我必须碰。

为了父亲，为了母亲，也为了眼前这个老人的忏悔。

我拿起信封，装进公文包。

然后继续接待下一位来访者，像什么都没发生。

但我知道，一切都不同了。

下班时冯主任说：“郑老先生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还在了解情况。”我说。

“这种历史问题最难办，尽力就行。”他拍拍我，“对了，下周你就回原岗位了。”

我点点头，心里却在想：回不去了。

有些事一旦开始，就再也回不去了。

06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城西的城中村。

陈大姐告诉我，老站长刘永福就住在这里。

他儿子在城里打工，租了一间平房，把老父亲接来住。

我在迷宫一样的小巷里转了半小时，才找到门牌号。

敲门时心里很忐忑，不知道老人愿不愿意见我。

门开了，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但精神还好。

“刘爷爷您好，我是于建国的儿子。”我直接说明了身份。

老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建国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他把我让进屋，屋子很小，只有十平米左右。

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旧衣柜，就是全部家当。

“坐，坐，”他忙着倒水，“你爸……哎，可惜了。”

“刘爷爷，我今天来，是想问问当年的事。”

老人放下水杯，坐回床边，眼神变得遥远。

“你爸是个好人，技术好，责任心强。”

“那批配件，是他亲手清点，亲手封存的。”

我拿出郑义方给我的复印件：“您看看这个。”

老人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很久，手开始发抖。

“是这张，就是这张！”他激动起来，“当年我看到的就是这张！”

“您确定？”

“确定！”老人指着那行小字，“这字是王副乡长写的，我认得他的笔迹！”

王德海，又是这个名字。

“刘爷爷，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人叹了口气，开始讲述。

1998年秋天，红旗乡的农机站发生火灾，急需配件。

县里协调从永丰乡调拨一批，手续是王德海办的。

“你爸把货发走了，王德海说调拨单后补，结果一直没补。”

后来县里来检查资产，发现这批配件在账上，实物却没了。

“王德海慌了，让你爸想办法做平账目，你爸不肯。”

于是就有了出库单被涂改的事，有了郑义方的调查。

“郑干事开始很认真，查到了调拨的事，”老人回忆，“但后来突然改了态度。”

“为什么？”

老人摇头：“不知道，但我听说，王德海找过他。”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老人把知道的全说了。

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俊材，你爸是冤枉的，你要为他讨公道啊。”

我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

回家的路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其实是我需要一个人静静，理清思路。

我在街边小店点了碗面，边吃边看那些材料。

郑义方给的匿名信，笔迹鉴定显示是左手写的。

会议记录显示，当年讨论处理意见时，王德海态度最强硬。

要求“严肃处理，以儆效尤”。

而郑义方当时的发言记录只有一句：“建议进一步核实。”

但这条建议被忽略了，会议决定直接上报处理。

我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一个可怕的画面渐渐清晰。

王德海为了掩盖自己的工作失误，嫁祸给父亲。

郑义方发现了真相，但受到威胁，被迫隐瞒。

父亲成了替罪羊，失去了工作和名誉。

后来王德海调走了，据说现在在南方做生意，过得很好。

郑义方辞职回了村里，用余生赎罪。

只有父亲，永远停在了四十二岁，带着污名离开。

面凉了，我也没心情吃了。

付钱时老板娘问：“小伙子，脸色这么差，生病了？”

“没事，有点累。”我勉强笑笑。

回到街道办，已经晚上八点多。

整栋楼都黑了，只有门卫室的灯还亮着。

我打开信访办的灯，坐在那张旧椅子上。

对面就是郑义方坐过的位置，现在空着。

我在想，当年父亲坐在纪检办公室时，对面是不是也是这样？

郑义方穿着整洁的中山装，一脸严肃地问话。

父亲辩解，拿出证据，但没人听。

最后他绝望了，认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我拿起电话，想打给郑义方，问问更多细节。

但翻遍记录本，才发现他根本没留联系方式。

他只说“明天再来”，但明天是周六，信访办不上班。

我决定去永丰村找他，有些事必须当面问清楚。

周六早上，我跟母亲说去同事家玩，然后坐上了去乡下的班车。

永丰村离县城三十公里，路不好走，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

到村里已经十点多，我问路边晒太阳的老人：“郑义方家在哪儿？”

老人指着村东头：“老郑家啊，红砖房那家，门口有棵枣树。”

我顺着方向找去，果然看到一棵老枣树，树下拴着一条黄狗。

房子很旧，但院子收拾得很干净。

郑义方正蹲在院子里修锄头，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看到是我，他愣住了，锄头掉在地上。

“于……小于同志？”他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郑老先生，我想跟您谈谈。”

他点点头，把我让进屋，忙着倒茶洗杯子。

屋子里的陈设很简单，但墙上有不少奖状。

“优秀党员”、“致富带头人”、“道德模范”……

“这些都是虚的，”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赎不了罪。”

我们坐下，谁都不知道怎么开口。

最后还是我问：“王德海当年怎么威胁您的？”

郑义方的手抖了一下：“他说……如果我说出真相，就让我在纪检系统待不下去。”

“还说会找人‘照顾’你父亲一家，让你父亲在牢里不好过。”

“我那时年轻，又刚结婚，真的怕了。”

他的声音很低，带着深深的自责。

“后来你父亲被开除，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开始私下调查。”

“但王德海已经调走了，很多证据也没了。”

“我想过翻案，可那时你父亲已经……已经去世了。”

他哭了，这次没有声音，只有眼泪不停地流。

“你父亲下葬那天，我去了，躲在山坡上看着。”

“你母亲哭晕过去，你那么小，抱着母亲的腿。”

“那一刻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完了，良心这辈子都不会安了。”

我看着他，心里的恨意一点点消散。

不是原谅，是理解了那种被权力压迫的无奈。

“如果现在翻案，您愿意作证吗？”我问。

郑义方擦干眼泪，眼神变得坚定：“愿意，我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

我们谈了很久，中午他留我吃饭，炒了两个青菜。

吃饭时他说：“你父亲爱吃苦瓜，每次站里聚餐，他都要点。”

“我不吃苦瓜。”我说。

“我知道，”他苦笑，“你像你妈，她也不吃。”

原来他连这个都知道，这些年他到底暗中关注了我们多久？

离开时，他把一个更厚的信封交给我。

“这是我这些年来收集的所有材料，包括当年几个知情人的证言。”

“但他们愿不愿公开作证，我不知道。”

我接过信封，沉甸甸的。

“郑老先生，谢谢您。”

“别谢我，”他摇头，“这是我该做的。”

回城的班车上，我看着窗外的田野，心里很乱。

但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要为父亲翻案。

无论多难，无论要多久。

07

周一上班，我直接去找了冯主任。

他正在看文件，抬头看到我：“小于？不是让你回原岗位吗？”

“主任，我想请几天假，处理点私事。”

冯主任放下文件，打量我：“私事？什么事？”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说实话：“关于我父亲的事。”

他的表情严肃起来：“你父亲？于建国？”

“是的，我找到了一些新证据，证明他是被冤枉的。”

冯主任站起来关上门，压低声音：“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把郑义方给的材料复印件递过去，“您看看这个。”

他接过材料，仔细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紧。

最后他放下材料，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

“这些材料……确实有问题。”他吐出一口烟，“但二十年前的旧案，翻起来很难。”

“再难我也要试。”

冯主任沉默了很久，烟灰掉在桌上都没注意。

“我认识你父亲，”他突然说，“虽然不熟，但见过几次。”

我愣住了：“您认识？”

“嗯，那时我在隔壁乡工作，开农机现场会时见过。”

他把烟掐灭：“你父亲技术好，人实在，那次帮我们修机器修到半夜。”

“所以当年听说他被开除，我挺意外的。”

冯主任站起身，走到窗前：“小于，这事我可以帮你，但你要想清楚。”

“翻旧案会得罪很多人，甚至影响你的工作。”

“我想清楚了，”我说，“工作没了可以再找，父亲的名誉必须挽回。”

冯主任转过身，看着我，眼里有赞许，也有担忧。

“那好，你先按程序走，写个情况说明。”

“我帮你递上去，但上面批不批，什么时候批，我说了不算。”

我点点头：“谢谢主任。”

“别谢我，”他摆摆手，“这是你该做的，也是我该做的。”

回到信访办，我开始写情况说明。

把所有材料整理成册，附上证据清单，写清诉求：请求对1998年永丰乡农机站事件进行复查，恢复于建国名誉。

写完后已经下午三点，我去找冯主任签字。

他仔细看了一遍，签上名字，盖上信访办的章。

“我会直接送到区纪委，”他说，“但这需要时间，你要有耐心。”

“我知道。”

“还有，”他提醒，“这事先别声张，尤其别让你母亲太担心。”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下班回家，母亲做了很多菜，像过节一样。

“妈，今天什么日子？”我问。

“没什么日子，就是想给你做点好吃的。”母亲给我夹了块鱼，“俊材，妈想通了。”

“想通什么？”

“你想查你爸的事，就去查吧。”母亲眼睛红了，“妈支持你。”

我鼻子一酸：“妈……”

“你爸这辈子太苦了，如果能还他清白，妈死了也甘心。”

“别这么说，”我握住母亲的手，“我们都要好好的。”

那晚我们聊了很多，聊父亲生前的趣事，聊他的梦想。

母亲说父亲一直想写一本农机维修手册，让更多农民学会修机器。

“他写了十几页，后来……后来就没再写了。”

“稿子还在吗？”

母亲从箱底找出来，是一个旧笔记本，里面是工整的钢笔字。

有图，有说明，还有维修口诀。

我翻看着，好像看到了父亲伏案写作的样子。

“我会把它出版，”我说，“以父亲的名义。”

母亲哭了，这次是欣慰的眼泪。

第二天，郑义方又来了信访办。

这次他带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几本旧笔记本。

“这是我当年的工作笔记，”他说，“里面记了很多细节。”

我翻开一本，字迹工整，条理清晰。

在1998年10月那几页，详细记录了调查过程。

包括和王德海的谈话，和于建国的谈话，还有现场勘查记录。

但最后几页被撕掉了，留下参差不齐的纸边。

“这些是我撕的，”郑义方说，“当时王德海逼我交笔记，我撕掉了关键几页。”

“你保留了原件？”

“没有，”他摇头，“原件被他拿走了，这是我事后凭记忆补记的。”

虽然不完整，但已经能看出问题。

调查初期，郑义方明显倾向于“工作失误”的结论。

但后来突然转向“涉嫌侵占”，转折点就是和王德海的谈话。

“他当时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如果不按他的意思办，我这个纪检干事就别想干了。”

郑义方苦笑：“还说会让我全家在永丰乡待不下去。”

“你信了？”

“信了，因为他姐夫是县里的领导。”

权力，又是权力。

普通人面对权力时，往往别无选择。

“郑老先生，如果复查需要您公开作证，您愿意吗？”

“愿意，”他毫不犹豫，“我这把年纪了，没什么好怕的。”

“那您家人……”

“我老伴五年前走了，儿子在省城工作，支持我。”

他看着我，眼神清澈：“小于，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我不想带着愧疚进棺材。”

我点点头，把材料收好。

送他离开时，他走到门口又回头：“你父亲……是个好人。”

“他临走前，我去医院看过他，他认出了我。”

我愣住了：“我爸见过您？”

“嗯，他当时已经说不出话了，但看到我，他笑了。”

郑义方的眼泪又流下来：“他握住我的手，写了几个字。”

“什么字？”

“不怪你。”

三个字，像三把锤子，砸在我心上。

父亲到死都在原谅，原谅这个毁了他一生的人。

而这个人，用余生来赎罪，却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也许这就是人性，复杂，矛盾，但总有一丝光亮。

回到办公室，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

叶子开始泛黄了，秋天要来了。

二十年前的秋天，父亲的人生被改写。

二十年后的秋天，也许能迎来转机。

冯主任推门进来：“材料送上去了，等消息吧。”

“别谢太早，”他苦笑，“这种旧案，没个一年半载不会有结果。”

一年半载，我能等。

父亲等了三年，等到死。

我等得起。

08

等待的日子像钝刀子割肉，每一天都很漫长。

我照常上班，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日常事务。

但心里总悬着那件事，时不时看手机，生怕错过重要电话。

郑义方每周三都会来，不带材料，就是坐坐。

有时聊几句家常，有时只是默默坐一会儿。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都不提等待的煎熬。

十月的一个周三，他带来了一包红枣。

“院子里枣树熟的，甜，给你和你妈尝尝。”

我接过红枣，心里很暖。

“郑老，您说复查有希望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尽人事，听天命吧。”

“如果失败了呢？”

“那就继续申诉，”他很平静，“我还能活几年，就申诉几年。”

这份执着让我感动，也让我心酸。

如果不是当年的错误，他本该有个更好的晚年。

而不是像现在，背着沉重的枷锁，到处奔走。

十一月初，终于等来了消息。

但不是纪委的，是街道纪工委的。

他们约我谈话，说收到了我的材料，需要了解情况。

谈话在纪工委办公室进行，对面坐着两位同志。

一位四十多岁，姓李，一位三十出头，姓张。

“于俊材同志，你提交的材料我们看了，”李同志开门见山，“但时间太久，很多证据不足。”

“可是那些出库单、会议记录……”

“我们知道，”张同志接过话，“但这些是复印件，法律效力有限。”

“原件呢？”

“郑义方同志说，原件当年被王德海拿走了。”

我沉默了，这是最大的难点。

没有原件，单凭复印件和证人证言，很难推翻原结论。

“我们联系了永丰乡现在的领导，”李同志说，“他们找到了当年的部分档案。”

“有收获吗？”

“找到了一份处理决定，还有你父亲的检讨书。”

检讨书？父亲写过检讨？

“我们能看看吗？”

张同志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复印件。

确实是父亲的字迹，但内容很奇怪。

通篇都在说“工作失误”、“管理不严”，但没有承认“侵占”。

最后的签名很用力，纸都被戳破了。

“这份检讨，父亲是被迫写的。”我说。

“我们知道，”李同志点头，“但程序上，这就是当年的结论依据。”

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他们很客气，但也很明确：证据不足，复查难度大，建议我们降低期望。

离开纪工委，我站在走廊里，很久没动。

窗外的天空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冯主任走过来：“谈完了？”

“嗯。”

“不顺利？”

“证据不足。”

他拍拍我肩膀：“别灰心，这才第一步。”

“可他们说很难……”

“难不代表不可能，”冯主任压低声音，“我打听到，王德海最近回来了。”

“回来了？”

“嗯，他父亲病重，回县医院了。”

我心里一动：“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冯主任转身离开，“就是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明白了，这是个机会。

如果能找到王德海，当面问清楚，也许能有突破。

但怎么找？找到了又怎么问？

回到家，我跟母亲说了这件事。

母亲很激动：“王德海？他还敢回来！”

“妈，您别激动。”

“我能不激动吗？”母亲哭了，“就是他害死你爸的！”

我安抚母亲，心里却在盘算。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了县医院。

在住院部前台打听，果然有个叫王德海的病人。

他父亲住在心内科，806病房。

我在走廊尽头等着，下午三点多，看到一个中年男人从电梯出来。

虽然老了，但我认出来了，就是照片上那个人。

他拎着果篮，走进806病房。

我在外面等了半小时，他出来了，去楼梯间抽烟。

我跟过去，站在他面前。

“王德海？”我问。

他愣了一下，打量我：“你是？”

“于建国的儿子。”

他的脸瞬间白了，手里的烟掉在地上。

“你……你找我干什么？”

“我想问问当年的事。”我尽量让语气平静。

“当年什么事？我不知道。”他想走。

我拦住他：“农机站，三万七的配件，郑义方，这些您都忘了吗？”

他的额头冒出冷汗：“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

“因为有人背着黑锅二十年，有人良心不安二十年。”

王德海靠在墙上，呼吸急促：“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只想要真相。”

“真相？”他冷笑，“真相就是你爸工作失误，造成了损失！”

“那调拨单呢？那行被撕掉的小字呢？”

他的脸色更难看了：“什么调拨单？我不知道！”

“郑义方保留了复印件，上面有您的笔迹。”

王德海沉默了，过了很久才说：“你们想翻案？”

“想还我父亲清白。”

“清白？”他笑了，笑得很苦涩，“这世上有几个人是清白的？”

“至少我父亲是。”

他盯着我，眼神复杂：“年轻人，你知道翻案会牵扯多少人吗？”

“我不怕。”

“你不怕，你妈呢？你工作呢？”

这是威胁，赤裸裸的威胁。

但我没退缩：“王德海，你父亲也住在这家医院。”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看着他，“就是觉得，人都有老的时候，都有需要安宁的时候。”

他的眼神动摇了，手在发抖。

“我给你钱，”他突然说，“十万，够不够？二十万？”

“我不要钱，只要真相。”

“真相……”他喃喃自语，“真相就是，当年县里要抓典型，必须有人负责。”

“所以你选了我父亲？”

“他是技术员，管仓库，最合适。”王德海闭上眼睛，“我也没办法，上面压下来的。”

“上面是谁？”

“我不能说，”他摇头，“说了我全家都完了。”

谈话陷入僵局，但我知道，他已经松口了。

“如果纪委找你，你会说实话吗？”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说：“让我想想。”

我离开了医院，没有逼他。

有些事需要时间，需要契机。

回到街道办，郑义方在等我。

“你去见王德海了？”他问。

“您怎么知道？”

“我听说他回来了，”郑义方说，“猜你会去。”

我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他叹了口气。

“他会说实话的，”郑义方很肯定，“因为他父亲病了。”

“这有什么关系？”

“人在亲人病重时，会反思一生。”他看着窗外，“我老伴走的时候，我把所有亏心事都坦白了。”

果然，三天后，纪委通知我，王德海主动去说明了情况。

虽然没说出“上面”是谁，但承认了当年隐瞒调拨单的事实。

这是重大突破，复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一条缝。

09

冬天来了，街道两旁的梧桐树掉光了叶子。

复查程序正式启动，区纪委成立了专门调查组。

我被叫去谈了三次话，郑义方谈了五次。

王德海谈了一次，就住进了医院，说是心脏病发作。

调查组去了永丰乡，找到了当年的几个老同志。

还去了红旗乡，查到了那批配件的接收记录。

虽然很多档案丢失了，但拼凑起来的证据链，越来越清晰。

十二月中旬，调查组有了初步结论：当年对于建国的处理，事实依据不足，程序存在瑕疵。

建议撤销原处理决定，恢复名誉。

但还需要上会研究，走正式程序。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信访办整理年终总结。

冯主任推门进来，脸上带着笑：“小于，有好消息。”

他告诉我，纪委的朋友透露，上会通过的可能性很大。

“快过年了，也许能赶在年前批下来。”

我第一时间给母亲打了电话，她在那头哭了很久。

“你爸……你爸终于能瞑目了。”

我又给郑义方打电话，他沉默了很久，才说：“好，好啊。”

声音哽咽，说不下去。

周三他照常来，但这次带了瓶酒。

“陪我喝一杯？”他问。

我摇摇头：“上班时间不能喝酒。”

“那就以茶代酒。”他倒了两杯茶，举起一杯，“敬你父亲。”

我也举起杯子：“敬真相。”

我们碰杯，茶很苦，但心里很甜。

“郑老，等正式文件下来，您有什么打算？”

“回村里，继续修路，”他说，“把最后一段村道修完。”

“然后呢？”

“然后……”他想了想，“好好过几天安生日子。”

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深深浅浅的皱纹。

忽然觉得，他和父亲很像，都是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

犯过错，受过苦，但心底还有良知。

“郑老，我父亲真的不怪您。”

“我知道，”他眼睛红了，“可我不能原谅自己。”

“那就带着这份愧疚，好好活着。”

他点点头，把杯里的茶一饮而尽。

一月，文件正式下来了。

红头文件，盖着纪委的章，措辞严谨：“经复查，原对于建国同志的处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予以撤销。”

“恢复于建国同志名誉，按政策落实相关待遇。”

拿着文件，我的手在抖。

二十年，七千三百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母亲把文件复印了十份，一份裱起来挂在墙上。

一份烧给父亲，在他的坟前。

那天我们去了公墓，郑义方也去了。

他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一句话也没说。

但我们都明白，那三个头的重量。

下山时，母亲突然说：“老郑，以后常来家里坐坐。”

郑义方愣住了，然后用力点头：“好，好。”

过年时，他真的来了，带了一堆年货。

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我们三个人，像一家人一样吃饭。

电视里播着春晚，窗外偶尔有鞭炮声。

“要是你爸在就好了。”母亲说。

“他在看着呢，”郑义方说，“在天上看着呢。”

年后，街道办调整岗位，我被调到司法所。

冯主任说：“你适合干这个，有耐心，有正义感。”

我接受了，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工作。

郑义方还在村里修路，春天来了，路也修完了。

他打电话告诉我：“最后一段通了，全村都通了。”

声音里满是欣慰。

四月，父亲的那本维修手册出版了。

出版社说，虽然技术过时了，但精神不过时。

我在扉页上写：“谨以此书，献给所有被误解但依然坚守的人。”

新书发布会上，来了很多人。

有父亲的老同事，有永丰村的村民，还有街道办的同事。

郑义方也来了，他穿了身新衣服，精神很好。

他上台发言，说了当年的事，说了这些年的愧疚。

最后他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不会缺席。”

台下掌声雷动。

发布会结束，我们一起走出会场。

春天的阳光很暖，路边的玉兰花开了。

“郑老，谢谢您。”我说。

“该说谢谢的是我，”他握住我的手，“你让我解脱了。”

“我们都解脱了。”

是的，都解脱了。

父亲解脱了污名，母亲解脱了怨恨。

郑义方解脱了愧疚，我解脱了心结。

虽然伤痕还在，但至少，我们可以向前看了。

走在春风里，我觉得父亲就在身边。

他穿着那身旧工装，笑着，像照片里那样灿烂。

“爸，您安心吧。”我在心里说。

风吹过，玉兰花轻轻摇曳，像在点头。

10

五月，信访办又来了新人，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冯主任让我去带带他，就像当年他带我一样。

接待室里，我看着那个年轻人紧张的样子，笑了。

“别紧张，慢慢来。”我说。

他点点头，翻开记录本，手有点抖。

第一个来访者是个中年妇女，反映拆迁问题。

年轻人认真记录，时不时问几句，虽然生疏，但很认真。

送走来访者，他问我：“于老师，这样处理对吗？”

“对，”我点头，“态度好，记录全，就成功了一半。”

他笑了，笑容很干净，像刚出校门时的我。

中午吃饭时，冯主任坐过来：“怎么样，这小伙子？”

“不错，有责任心。”

“那就好，”冯主任吃了口菜，“对了，郑老先生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在村里搞了个农机维修班，免费教农民。”

“哦？好事啊。”

“用我爸那本书当教材，他说，这是你父亲的心愿。”

冯主任点点头，没说话。

吃完饭，我接到郑义方的电话。

“俊材，维修班开班了，来了三十多个村民。”

他的声音里满是喜悦：“大家学得很认真，都说有用。”

“郑老，您辛苦了。”

“不辛苦，高兴着呢。”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街道。

阳光明媚，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的在奔波，有的在等待，有的在和解。

就像我和郑义方，就像父亲和这个世界。

下午接待了一个老人，反映养老金问题。

我耐心解释政策，帮他算了算能领多少钱。

老人千恩万谢地走了，说：“同志，你是个好人。”

这句话很普通，但让我心里一暖。

也许这就是工作的意义：帮助别人，也救赎自己。

下班前，那个大学生问我：“于老师，您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

我想了想：“因为我想做个有用的人。”

“有用的人？”

“嗯，能帮到别人，哪怕一点点。”

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去花店买了一束白菊。

明天是父亲的忌日，我想去看看他。

晚上母亲做了很多菜，郑义方也来了。

我们三个人吃饭，聊天，像一家人。

“老郑，你以后就住县城吧，”母亲说，“村里跑来跑去多累。”

“住不惯，”郑义方笑，“村里自在。”

“那常来。”

“常来。”

吃完饭，郑义方拿出一个旧铁盒。

“这是你父亲当年留下的，我一直保存着。”

我打开铁盒，里面是一些零碎的东西。

一枚褪色的奖章，几张老照片，还有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给儿子”。

是父亲的字迹。

我的手在抖，慢慢打开信。

信很短，只有一页纸：“俊材，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爸已经不在了。

爸这辈子，没给你留下什么，只有几句话：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认真。

爸的事，别怪郑干事，他也是身不由己。

好好照顾你妈，好好活着。

爸爱你。”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

但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在我心上。

我哭了，母亲哭了，郑义方也哭了。

三个人的眼泪，为同一个人流。

“你爸……你爸早就原谅我了。”郑义方泣不成声。

“他从来就没恨过您。”我说。

那晚我们聊到很晚，聊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聊他的梦想，他的坚持，他的善良。

最后郑义方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爸。”

“但最感激的人，也是他。”

“因为他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良。”

第二天，我们去公墓。

把花放在父亲墓前，把信读给他听。

风轻轻吹过，松柏摇曳，像在回应。

“爸，您安息吧。”我说。

母亲抚摸着墓碑：“建国，儿子为你讨回公道了。”

郑义方鞠了三个躬，久久没有起身。

下山时，阳光正好，满山青翠。

生活还在继续，伤痛会慢慢愈合。

也许不会完全消失，但至少，我们可以带着它前行。

回到街道办，那个大学生正在接待来访者。

他抬头看到我，笑了笑。

我也笑了笑，走进办公室，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窗外，梧桐树长出了新叶。

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