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陈丕显在中南海谈写回忆录，对秘书梁茂淦：这是叶帅的嘱托

1990年9月5日傍晚，中南海增福堂窗内灯火亮着，白炽灯在雨后潮湿的空气里投下一道静默的光。北京城刚刚散去暑气，陈丕显坐在书桌前，厚厚一摞卷宗摆开，外封皮上写着“新四军时期材料”几个褪色的黑字。年逾古稀的他拧开钢笔，目光却落在茶几上的电话。几分钟前，他亲自拨到福州，催促梁茂淦当天抵京。

老干部集中整理个人史料的热潮自八十年代后期逐渐升温。中央一直强调“口述要赶早”，因为一旦记忆散失，许多细节便无法挽回。陈丕显心里清楚，再拖下去，叶剑英和彭真当年“把历史写出来”的叮嘱就成了一纸空言，他自己也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梁茂淦抵达增福堂已是夜里十点。第一次踏进小院，他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就被引到书房。陈丕显拉过椅子，用带着闽南口音的普通话简洁地抛出一句：“任务给你，叶帅嘱托。”短短九个字，语速不快，却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梁茂淦脑海里闪回到1989年12月在福州温泉宾馆的那场“交锋”。当时为了古田会议六十周年，他连夜赶稿，被陈丕显当众批评“敷衍”。顶撞之后，两人并肩散步，讨论框架，初次交心。那段插曲像一把刻刀，先割破隔阂，再雕出信任。陈丕显返京前，特意留下梁的家庭地址，说了声“保持联系”。九个月后，这串数字成了正式调令的附件。

用完夜宵，陈丕显递来厚若砖头的文件夹，最上面压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提示梁茂淦先读决议划红线的部分，再翻后面那堆亲笔札记：“这里面有真事，也有误记，你得分清。”话音落下，两人就此开始长达两年多的协作。

次日清晨，陈丕显将梁带到协和医院病房，看望卧床的夫人谢志成。谢志成轻声笑道：“你们首长怕忘事，急得很，你得帮他。”简单几句，像钉子，把“写完”二字牢牢钉进梁的责任表。医院走廊消毒水的味道混杂雨后潮气，压得梁茂淦一句客套都说不出口，只能点头。

资料搜集并非纸上谈兵。为了核对红军时期线路，梁茂淦跑到江西永新，寻找陈丕显早年留下的队伍名册；为搞清新中国初期政法战线的政策来龙去脉，他住进中央档案馆，干脆把床铺支在阅览室。档案袋散发的油墨味熏得人眼酸，可遇到关键文件那瞬间，所有困倦都会让位给兴奋。陈丕显也没闲着，经常推着年久失修的老自行车赶到档案馆，加签调阅单，一页一页过目录。有时候夜已深，他忽然拍门：“刚想到一个细节，不能忘。”梁只有拿起笔，把零星记忆锁进纸上。

口述与史料经常打架。一次，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北移的具体日期，陈丕显坚称是二月中旬，档案却写成一月底。两人争执不下，最终跑去南京军事档案馆翻出原始电报，这才确认电报发出为一月底，部队实际行动在二月中旬。事实不偏不倚地把两个时间节点连在一起，矛盾迎刃而解，稿件也多了个严谨注脚。

半年后，三十万字初稿摆到陈丕显案头。老人戴上老花镜，逐页圈点，用红蓝两色铅笔标记：哪段情节缺人名，哪条政策需加注释，哪句口述感情色彩过重要淡化。短短十余天，稿纸边缘长满密密麻麻的批语。梁茂淦看着那复杂符号，心里却安定——有批注才说明作者真正在意。

1992年10月，定稿打印完毕，装订成册。送书那天，中南海秋阳正好，院子里枯叶沙沙。陈丕显翻到最后一页，停了两秒，合上书，说话仍旧简短：“可以出版。”这四个字代表两年汗水尘埃落定，也意味着叶帅当年的一句“阿丕，你写”终于有了着落。

回忆录之外，两人亦在日常相处中延展另一种关系。梁茂淦发现，陈丕显虽出身红军，书房里却塞满经济学、法学、科技史等版本，分类严谨到连同一作者不同出版社都分列。老人眼睛发炎时，秘书们轮流朗读。读到陶铸、陈毅等名字，陈丕显常抬手抹眼，声音压低到几乎听不见：“字要留住，人已不在。”

紧张工作偶尔穿插小插曲。陈丕显年轻时嗜烟，手术后被医生勒令戒断，却还是在夜深人静时摸索着要一支。梁茂淦怕他身体受不了，屡次阻拦。结果老人笑眯眯地先夺烟再辩解：“几天一根，犯不上大惊小怪。”轻松一句，又透出那股带兵打仗时的顽皮劲。

写书期间，很多人问梁茂淦有没有稿费。他笑着摇头：“没有，但值得。”因为在他看来，纸页和字句之外，这段协作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党史补遗，是课堂学不到的材料。他在百岁老革命的记忆深处掘出细节，也在无数夜里体会文字如何为历史留痕。

回忆录完稿后，很快进入中央文献出版规划，以深色硬壳装帧公开发行。如今在国家图书馆党史书库，编号排在“陈丕显”条目下，封面略显旧色，书脊却依然挺直。翻开扉页，落款清楚写着：陈丕显口述 梁茂淦执笔。简简单单十二个字，把一段跨越时空的对话固定在永恒纸面，后人静静阅读时，仍能听见那个年代稳重而急迫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