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春,临潼关外的风刮得极紧,院子里枯枝乱响。67岁的曾志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衣,在干休所的灯下摊开稿纸。她一笔一画写道:“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如今想穿一身军装,却连领章都凑不齐。”字迹透出倔强,也透出多年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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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坎坷并非从晚年才开始。二十年代末,她在江西参加红色游击时就打过“没有军装的仗”。之后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上的土布衣一次次磨破,再缝再走。那股“缺什么也不缺斗志”的劲头,支撑她跨过雪山草地,也让她活到了抗战胜利、建国典礼。可到七十年代,她却要为一套军装开口。
话得从1968年说起。那年国庆前后,陶铸忽然觉得头晕、恶心,接着胃部胀痛。医生最早只当作胃病,可几个月后,黄疸、剧痛、乏力一齐上门。确诊那天,病历上的“胰腺癌”三个字像锤子一样砸下来。周总理火速批示,上海一医、北京三〇一的专家连夜会诊,手术台前是全国最好的阵容。可胰腺癌从不按常理出牌,切掉了三分之二的胃、切掉胆囊、部分胰腺也没能拦住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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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第四天,肠胀气把缝合口撑裂,医生每天从伤口抽出四千毫升腹液,肺炎、肋膜炎随后报到。陶铸高烧到意识混沌,却只用眼神安慰守在床边的曾志。深夜里,病房灯光惨白,他轻声说:“别让人听见,我疼,不碍事。”一句对话,说完就断成了粗重的呼吸。1969年11月30日,汽车工业部刚送来的一份文件还放在病房桌上,人已沉入黑暗。
丈夫逝去四十三天后,中央下令干部分散。曾志被安排去广州农村插队。她背着唯一的皮箱,住进潮湿的土坯房,跟岭南妇女肩挑稻谷、手执锄头。她说过一句大实话:“干一天活儿,汗水能把衣服糊在背上。”然而在田里抡锄,她心里倦得不在劳动,而在孤独——老伴不在,组织关系也像被搁在抽屉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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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二月,一封写给周总理、邓颖超的信才把她从田埂上“拉”回北方。批示很快就到,可西安车站并没有欢迎队伍。她被搁在宾馆一天没人过问。到了干休所,总算吃住有了保障,但整日无事,反倒更压抑。她想找点事情干,没门;想进机关跑跑腿,也没人敢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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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有了那封写给毛主席的信。“听说女同志有人回到部队,发军装,我也想要。”别人觉得这要求小得可笑,可对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红军来说,一身军装意味着身份、意味着归属。信送北京不到两周,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把她叫到办公室,语气认真:“主席批示,你若愿留西安,省委安排工作;若想回北京,也成。”曾志几乎没犹豫:“我要回北京。”
同年年底,她回到熟悉的中组部大院。那段日子,她整理档案、阅卷、做记录,处理平反材料直干到深夜。1977年,人事任命下达——中组部副部长。文件很简短,没有仪式,没有鲜花。她看了一眼批件,只说一句:“该干的活总算落到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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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曾志在北京病房静静离世,终年87岁。她留下的现金六万元悉数捐给希望工程,骨灰撒在井冈山,回到她十九岁举起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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