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曾志给毛主席写信：我是最早的红军，现在却没有一套军装

1973年初春，临潼关外的风刮得极紧，院子里枯枝乱响。67岁的曾志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衣，在干休所的灯下摊开稿纸。她一笔一画写道：“我是最早的红军战士，如今想穿一身军装，却连领章都凑不齐。”字迹透出倔强，也透出多年坎坷。

这种坎坷并非从晚年才开始。二十年代末，她在江西参加红色游击时就打过“没有军装的仗”。之后二万五千里长征，身上的土布衣一次次磨破，再缝再走。那股“缺什么也不缺斗志”的劲头，支撑她跨过雪山草地，也让她活到了抗战胜利、建国典礼。可到七十年代，她却要为一套军装开口。

话得从1968年说起。那年国庆前后，陶铸忽然觉得头晕、恶心，接着胃部胀痛。医生最早只当作胃病，可几个月后，黄疸、剧痛、乏力一齐上门。确诊那天，病历上的“胰腺癌”三个字像锤子一样砸下来。周总理火速批示，上海一医、北京三〇一的专家连夜会诊，手术台前是全国最好的阵容。可胰腺癌从不按常理出牌，切掉了三分之二的胃、切掉胆囊、部分胰腺也没能拦住扩散。

手术第四天，肠胀气把缝合口撑裂，医生每天从伤口抽出四千毫升腹液，肺炎、肋膜炎随后报到。陶铸高烧到意识混沌，却只用眼神安慰守在床边的曾志。深夜里，病房灯光惨白，他轻声说：“别让人听见，我疼，不碍事。”一句对话，说完就断成了粗重的呼吸。1969年11月30日，汽车工业部刚送来的一份文件还放在病房桌上，人已沉入黑暗。

丈夫逝去四十三天后，中央下令干部分散。曾志被安排去广州农村插队。她背着唯一的皮箱，住进潮湿的土坯房，跟岭南妇女肩挑稻谷、手执锄头。她说过一句大实话：“干一天活儿，汗水能把衣服糊在背上。”然而在田里抡锄，她心里倦得不在劳动，而在孤独——老伴不在，组织关系也像被搁在抽屉角落。

1972年二月，一封写给周总理、邓颖超的信才把她从田埂上“拉”回北方。批示很快就到，可西安车站并没有欢迎队伍。她被搁在宾馆一天没人过问。到了干休所，总算吃住有了保障，但整日无事，反倒更压抑。她想找点事情干，没门；想进机关跑跑腿，也没人敢拍板。

于是就有了那封写给毛主席的信。“听说女同志有人回到部队，发军装，我也想要。”别人觉得这要求小得可笑，可对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老红军来说，一身军装意味着身份、意味着归属。信送北京不到两周，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把她叫到办公室，语气认真：“主席批示，你若愿留西安，省委安排工作；若想回北京，也成。”曾志几乎没犹豫：“我要回北京。”

同年年底，她回到熟悉的中组部大院。那段日子，她整理档案、阅卷、做记录，处理平反材料直干到深夜。1977年，人事任命下达——中组部副部长。文件很简短，没有仪式，没有鲜花。她看了一眼批件，只说一句：“该干的活总算落到我身上。”

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曾志在北京病房静静离世，终年87岁。她留下的现金六万元悉数捐给希望工程，骨灰撒在井冈山，回到她十九岁举起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