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知李达来北平后，立马邀他长谈：这20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1949年5月的一个傍晚，香山双清别墅灯光未暗，毛主席站在石阶口张望，他知道一个久违的名字正在驶来——李达。三天前，这位老朋友刚到北平，车站人潮未散，电讯已飞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李达同志速来香山”。

车到门前，李达下车，抬头就看见毛主席笑着伸手：“鹤鸣兄，可算盼到你。”李达略显憔悴，仍爽朗回应：“润之，我这把老骨头，终于归队了。”两人并肩进屋，茶未入口，毛主席话锋已落到那句追问：“这二十年，你怎么熬的？”

时间被一下拉回。1909年，19岁的李达踏进京师优等师范学堂，怀揣“教育可救国”的念头。课堂之外，他常去琉璃厂书肆，翻新出版的《民报》，也听到街头关于辛亥革命的窃窃私语。局势动荡，理想并未熄火，只是更多疑问在脑中打转。

辛亥之后，孙中山大办实业的口号传遍大江南北。李达追风而行，两次赴日留学，主攻理科，寄望“实业兴邦”。可他很快发现，没有独立主权，工厂只是空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东京，他连夜翻译资料，第一次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0年春，他辞别横滨码头，回到上海。风和日丽的上午，他敲响《新青年》编辑部的门，与陈独秀对坐长谈，一拍即合，决定筹建共产党。八人小屋，烟雾缭绕，《共产党》月刊在李达手里诞生，他亲自撰稿、排版、跑印厂，连邮寄都自己扛麻袋。

1921年7月23日夜，石库门老房灯火未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悄然开幕。李达第一次见到湖南人毛泽东，口音相近，思路相投，两人当晚挤在一张竹榻上讨论湖南农运，一聊到天亮。毛主席后来笑称：“理论界有个鲁迅，那便是你。”

1922年，毛主席邀李达回长沙，主持湖南自修大学。清水塘边的院子里，书声与蛙声杂糅，二人常在灯下圈改教材。短暂平静后形势陡变，1923年李达离党，转入湖南大学教席，自嘲“退至书生阵地”。外界风云愈急，他行迹受监视，也曾数次险被捕。

大革命失败，1927年广州再聚，李达在中央农讲所授课。此后十余年，他辗转北平、上海、重庆，教书著述，《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社会学大纲》接连问世。1936年，他托人把新书捎到陕北，毛主席复信一句：“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抗战后期，延安多次来电邀请，终因交通与时局耽搁。1948年秋，西柏坡寄来的亲笔信却一句玩笑味浓：“本公司创始人之一，生意兴隆，盼速归队。”李达读罢提笔复“马上报到”，随即整理行装，一路北上。

话题又回到香山书房。李达沉默片刻，向毛主席交代二十年间的颠沛：“有时躲进书斋写稿，有时在课堂与学生对答，也有几回差点被抓。可有一点没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毛主席点头，只轻声一句：“苦了你，但值。”

凌晨一点，山风透窗。毛主席递过棉被：“你先睡，我夜里惯了办公。”李达推辞几句，终倚在那张简陋木床合眼。案上油灯未灭，毛主席提笔修改文件，偶尔抬头，看一眼熟睡的老友，眉间似有释然。

同年12月，中南海小范围座谈。李达郑重提出恢复党籍。毛主席环视众人：“过去离党是错误，如今愿意回来，是好事。少奇作介绍人，我和李维汉作历史见证，手续简办。”众人应声，“好！”李达握拳，眼眶微红，却未多言。

1956年春，毛主席巡视武汉。临行前嘱咐身边秘书：“以后我到武汉，白天除了上厕所，李达随时可进门。”秘书会意。次日，东湖宾馆里两位旧友对坐，依旧“润之”“鹤鸣兄”相称。李达半开玩笑：“当年没跟你上井冈山，愧疚犹在。”毛主席摆手：“各守战线，皆为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化水平参差，毛主席常致函李达，叮嘱多写通俗唯物论文章，帮助基层干部提升分析问题的能力。李达放下学术大部头，改写短册子、报刊小文，每篇力求简单明白。他笑说：“润之要我写‘小灶’，我就不开‘大锅’。”

多年交往，称兄道弟，却分明各守分寸：毛主席赏识李达的哲学功底，李达钦佩毛主席的战略眼光。两条线并肩，理论与实践互补，塑造出革命岁月里独特的同乡情谊。

李达晚年仍在武汉大学讲课，时常提起那夜香山长谈。对他而言，二十年的动荡与孤独，在一声“鹤鸣兄”里都得到了归置；对毛主席来说，一位早期伙伴重回队伍，也让那段开天辟地的往事多了一笔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