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张木奇给李银桥打电话，忽然传来毛主席声音：你是谁呀？

内部电话系统在建国初期并不复杂。西长安街两侧各机关间用的是四芯铜线，每位首长有单独分机，每部电话都配一名内线值守。叶子龙办公室的分机旁，本该坐着李银桥值班，可那天临时有文件需要递送，李银桥才匆匆离开。张木奇接过耳机，脑子里还在琢磨昨晚给毛主席换灯泡的事。铃声骤起，他下意识以为是毛主席找秘书，抬手拨号想通知李银桥，却把插孔错接到首长专线上。

“喂，我是毛泽东。” “你是谁呀？” 短短七个字，像电流一样穿过话筒，顺着张木奇的臂膀击中了他的神经。他双腿发软，一句“报告”还堵在嗓子眼。电铃灯光不停闪烁，他几乎要把话筒掉到桌面。片刻后，听筒里传来叶子龙平稳的声音，张木奇这才慢慢把机柄放回，手心湿透军装。

如果只看这通电话，很难体会张木奇为何如此紧张。要知道，他当上内卫之前，只是冀中平原一个放牛的孩子。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他连续三次到县大队门口请求参军，被嫌“个头太矮”挡了回来。最后靠着支前队长写的证明，他才挤进队伍。半年后，中央警卫团从各地调人进京，连队里只有三个名额，他硬是在指导员面前“哭闹”了一夜，才被塞进行军序列。那一次，他知道机会意味着什么。

进京后，新兵要先在香山受训。凌晨跑步绕翠湖，深夜站岗守松林，白天还得学习《内务守则》。最难的是脚步训练——领队一句“老头儿正在休息”，全队就得脱靴子、走草地、控制呼吸。直到闻到松脂味，张木奇才明白“老头儿”就是毛主席。第一次见面在玉泉山泉眼旁，毛主席伸手握住他的光头：“小鬼，你好呀。”一句湖南口音的问候，让十七岁的小通讯员愣在原地，晚饭都忘了吃。

调进内卫班后，张木奇每天能近距离观察毛主席。首长工作节奏极快，半夜批文，拂晓散步，抽空读书，一切都要有人配合。内卫必须悄无声息又随叫随到，因此“接错线”既是技术错误，也是纪律事故。张木奇自知问题不大却睡不着，反复背《保密条例》到天亮。次日，李银桥拍拍他肩膀，半开玩笑：“木头的木，大可奇，记着电线跟枪栓一样，不能打空枪。”一句戏谑点到为止，却让张木奇把接线板当作战场上的扳机，再没出过纰漏。

保密重到何种程度？1953年，张木奇随首长南下杭州，正逢父亲北上探亲。老人家在北京住了十来天，门前守着副排长，连儿子的影子都没见到。老人急了，问：“是不是闯祸了？”副排长只能陪笑：“一点事没有，就是忙。”陪吃饺子、逛景山，仍消除不了父亲的疑虑。直到探亲假批下来，张木奇半夜抵家，父亲先是一顿板栗揍，随后才长叹：“当兵的事，我是真一点也问不出来。”张木奇站在窗下，衣襟被汗水贴住，仍一个字没解释。他知道，这就是规矩。

说回内部电话。1958年1月17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来求见毛主席。根据警卫制度，非内卫班14名册人员需先在会客室等候，再由秘书报告。那天秘书不在，张木奇按响电铃，却无人接应。第三下铃声还未落，木门突然开启，毛主席亲自迈步出来。周小舟鞠躬递文件，毛主席回身吩咐：“警卫，送送客人。”张木奇随行到门口，看两人背影消失拐角，才察觉自己扣在大衣里的汗正顺着脊背流。

几十年过去，内部电话早已被程控交换机取代，警卫程序也层层更新。可那通1951年的意外来电仍被老兵津津乐道。它像一张瞬时曝光的底片，凝固了建国初期的紧张、稚气与责任。张木奇后来在总政评职称，自嘲“文化低，多半怪当年不肯去上学”，却依旧把那枚老式接线板带在身边，上面用划火柴的铁皮刻着几个字——“警卫无小事”。也许，这便是他给后辈留下的全部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