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邓小平得知王近山生活困难，向中央提一要求，中央批示：同意

1974年12月，北京西郊国防科委的小楼里灯光通明，邓小平在这里连夜听取军区工作汇报。散会后，他拉住刚从沈阳赶来的李德生，随口问了一句：“近山现在怎样？”一句平淡的寒暄，却让几位在场的老军人心头一紧。李德生略一迟疑，如实汇报王近山此刻仍是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待遇只有行政九级，家里拮据得很。邓小平沉吟片刻，只说：“我知道了。”简单四个字，却像钉子一样钉在他的心里。

邓小平和王近山的关系，外人常用“爱将”来概括，但二人之间真正的纽带，其实是战火中多次生死与共。刘邓大军在陇海线上被十四个整编师包抄那次，邓小平一句“背包扔几个”，让王近山瞬间悟到“诱敌深入”之策。正是那场大杨湖鏖战，将整编第三师拖进泥潭。后来谈及此役，邓小平说得直白：“要不是近山死咬着不撒手，我们恐怕真得再回太行山。”一句大白话，却道尽彼此信任。

也因此，当他听到“王近山生活困难”这类字眼，心里格外不是滋味。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王近山的指挥部常常离敌人前沿不到一公里，军号一响就往最热闹的地方钻，战士叫他“王疯子”。可轮到和平年代，颈后的汗却换成柴米油盐的窘迫，这份落差让了解内情的人都不好意思开口。

第二天，邓小平没有把这件事交给秘书，而是自己到资料室翻阅王近山的履历和待遇表。薄薄几页纸，盖着数个公章，最扎眼的是“行政九级”四个小字。军内知情者都懂，一个副军级还在九级并非制度问题，背后更多是1958年那场离婚风波留下的尾巴。当年王近山执意“明人不做暗事”，假若他肯收回报告，惩处根本不会落在头上，可他偏不低头。邓小平把表放回档案袋，轻声一句：“这事得了结。”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75年春。那时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分管全国科技、教育、国防工作，调度极繁。4月的一天，南京军区作战部给北京来了加急电报，报告王近山突发胃出血入院，同时提到“生活补贴不足，家属购药困难”。电报一路送到中南海，邓小平批阅时，用蓝铅笔写下两行字：“王近山有大功。恢行政六级待遇。军委、总政立即办理。”笔迹干脆，没有任何修饰。

文件送往中央办公厅，几位工作人员对日期、层级、抬头逐项核对后，很快呈报。中央批复只用了一个字：“同意。”自此，王近山的待遇由九级升至六级，每月工资300元，比原先多出近一倍。外人看来，这仿佛一次普通的待遇纠正，却暗含两个信号：一是肯定王近山在战争年代的功绩，二是为此前处理方式留足体面。

南京军区在收到复电后，专门派人将批件影印数份，一份交上级存档，一份交王近山，一份贴在军区机关布告栏。那天傍晚，王近山还在病房吊盐水，警卫员递过文件，他愣了几秒，低声说：“替我谢老首长……”短短七个字，说得断断续续。旁人劝他休息，他却摆摆手：“我这条腿长短不一，能站多久就多久。”

不得不说，六级待遇并没有给王近山带来什么奢侈生活。医院里常见他穿着旧军装，袖口磨出白边，爱抽的香烟也还是那种廉价牌子。不同的是，看病用药终于不用向机关打借条。一个护士回忆，有次按规定收住院费，王近山笑着递上钱，顺口问：“能让战士少负担一点，就值当。”话音并不高，却把护士说得红了眼眶。

同年五月，邓小平陪伴金日成访问南京，途中想去医院探望王近山。行程太紧凑，最终没能成行，他便托副司令员肖永银带去一支钢笔——黑色金夹，毫不起眼。笔盒里夹着字条：“近山同志保重，早日康复。”落款没有职务，只有“邓小平”三个字。王近山握着笔，半天没说话。隔壁病友私下感叹：“将才识英主，大概就是这份情分。”

1978年春，王近山病情突然恶化，胸腔积液加重。叶剑英和邓小平轮番打电话到南京军区，再三嘱托如需转院立即空运。医疗组最终决定就地抢救，仍未能留住他。5月10日，王近山离世，享年63岁。噩耗传到北京，邓小平批示：“后事按大军区领导规格，悼词职务改为顾问。”这一改动，让许多老战友心里踏实：该给的荣誉，终于补上。

两年后，骨灰迁往八宝山。军区礼兵在雨中站得笔直，没有口号，没有锣鼓，只有礼炮声。工作人员悄悄说，这是首次为已逝副参谋长级别的同志启用八宝山大礼堂。原因不再赘述，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对一个战将的迟到敬意，也是对那段血与火历史的认可。

自此往后，提起王近山，邓小平常用一句极短评语：“能打硬仗，守得住气节。”在军中，这八个字足够重量。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也许只是一段往事，但对于曾在枪林弹雨中厮杀的那代人，这意味着立得住的脊梁和说得出的担当。

王近山的薪级早已成为档案材料中的一行数字，可当年那张“同意”批件，至今仍在南京军区史料室玻璃柜里保存。字迹并不潇洒，却端正清晰。它提醒后来者：战斗年代的功劳不能遗忘，和平时期的公正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