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 | 封疆大吏黄兴国：封官许愿，任人唯亲，大搞迷信活动，极为贪婪

引子：一纸“双开”通报为何连用四个“极”？

2017年1月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黄兴国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全文不足千字，却罕见地出现四个“极”——“性质极为恶劣”“情节极为严重”“政治危害极大”“影响极坏”。熟悉党纪发布体例的人都清楚，这是给“极极少数”留存的“顶格”表述。

四个“极”背后，是一名副省级市委书记如何把公权力异化为“私人领地”，又是如何把“两个维护”异化为“两面人”活教材的完整过程。本文依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中央巡视办、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公开材料，还原黄兴国案时间轴、利益链与思想链，为“反腐败斗争永远吹冲锋号”提供最新注脚。

一、从“知青队长”到“封疆大吏”：权力异化的三段跳

黄兴国1954年出生在浙江象山一个普通渔家，17岁插队，19岁入党，21岁就当上“知青点”党支部书记。

1983年，29岁的他出任象山县副县长，成为当时浙江最年轻的县处级干部之一；1997年跻身台州市委书记，首次主政地级市；2003年调任天津，先后任常务副市长、市长，2014年12月扶正为天津市委书记。

从县到市再到直辖市，黄兴国用33年完成“三级跳”。然而，回望其仕途中三个清晰“拐点”，恰恰也是权力观扭曲的“三级跳”：

1. 象山“卖海”——第一次把资源当“筹码”。

1990年代初，黄主持拍卖沿海滩涂使用权，被其后来交代：“第一次感到‘签字就能生钱’。”（天津市纪委《黄兴国忏悔书》）

2. 台州“卖官”——第一次把官帽当“商品”。

1998年，台州市路桥区原区长梁某为“调动”送上10万元现金，黄“半推半就收下了”。这是后来司法判决认定的第一笔受贿事实。（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2刑初52号）

3. 天津“卖城”——第一次把城市规划当“自留地”。

2007年起，黄插手海河开发、地铁上盖、于家堡金融区等多宗土地，通过“调容积率、改用地性质”变现，成为其受贿“高峰期”。

官方认定，2003年至2016年，黄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3627万余元，其中近七成集中在天津时期。

二、鲜为人知的四幕“暗线交易”

（一）“纸面存款”：受贿3627万为何只花掉180万？

判决显示，黄兴国受贿款中最大一笔来自天津某地产商郑某——单笔1500万元。令人瞠目的是，这笔钱并未购置豪宅、名表，而是以“纸质存单”形式在其胞弟黄某家中衣柜里“躺”了7年，连塑料封都没拆。

黄归案后交代：“钱多到不敢花，也不敢存银行，怕暴露。就想退休后再说。”

——当贪欲突破纪法底线，金钱不再是“享受”，而成了“定时炸弹”。（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第三集）

（二）“风水常委”：市委常委会前为何要先看罗盘？

2015年9月，天津市委常委会研究于家堡高铁站周边地块出让。会前，黄却独自驱车到工地，手持罗盘“定向”，随后把原定北高南低的建筑限高改为“南高北低”。

这一改动让某港资地产项目多获利2.3亿元。事后，该公司通过“黄氏表哥”送来港币2000万元。

“看罗盘”看似荒诞，本质是以“民俗”包装的利益输送，把城市天际线变成个人“提款机”。（中央巡视办《巡视“回头看”反馈意见》）

（三）“封官许愿”：一次饭局定下6名区委书记？

2016年3月，黄在私人会所宴请市管“后备干部”名单上的9人。

席间，他当众拍板：“河东、河北、红桥，还差书记，你们几个准备一下。”

两个月后，天津市委调整区级班子，6名在场干部果然“心想事成”。

“跑官要官”从暗处走到酒桌，用人导向被明码标价，政治生态遭受“劣币驱逐良币”的重创。（《人民日报》2017年1月5日评论员文章）

（四）“影子股东”：妻儿持“干股”只负责签字？

黄妻张某、长子黄某，在天津注册3家“科技咨询公司”，既无员工也无办公场所，却先后拿到4家国企“咨询服务费”人民币840万元。

司法审计显示，所谓合同标的均为“轨道交通可行性评估”，但4家国企从未收到任何评估报告。

“白手套”公司成为赃款“漂白机”，也撕开了家风败坏的口子：父在前台“批地”，子在后台“收钱”，妻在中间“转账”。（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书）

三、案发自毁：一次“常规巡视”如何戳破“两面人”画皮？

黄兴国落马并非“突发”，而是“多轨并行”的必然。

1. 2016年6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对天津开展“回头看”，发现“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官商勾结”三大问题。

2. 同月，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在轨道专项资金审计中，发现3家“空壳公司”与黄家有交叉转账。

3. 7月，中央纪委接到群众实名举报，反映黄在某寺庙“烧头香”、请“御守”给商界人士。

4. 8月，中央领导对巡视报告作出批示：“对黄兴国同志的问题线索，可查深一层。”

5. 9月10日，中央纪委对黄立案审查；2017年1月移送司法。

——从巡视发现问题到立案，仅用92天，再次印证“巡视利剑”不是抽象口号，而是制度利器。

四、庭审现场：3627万赃款为何“零上诉”？

2017年12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黄兴国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庭审中，黄对起诉书指控的13起事实全部认罪，辩护律师仅就“部分金额性质”提出异议，黄当庭打断：“不要再争了，都是我同意的。”

判决生效后，他未上诉，赃款在宣判前已全部退缴。

“零上诉”背后，是反腐败政策感召与法律威慑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监察法草案（当时已公开征求意见）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另一方面，黄在忏悔书中写道：“组织给我留了一条命，也给家里人留了一点脸，我唯有全盘接受。”（天津市高院《职务犯罪审判白皮书》）

五、案后余波：天津如何“清淤”？

黄兴国被查处后，天津市委开展“圈子文化”专项整治，对市管干部“二次体检”，共问责处理286人，其中厅级干部27人。

2018年，天津将全市559名“裸官”全部调整到位，对125名“突击提拔”干部“回头看”，取消任命或降级使用33人。

与此同时，天津在全国率先建立“规划委员会+公开公示”制度，任何一块经营性用地出让，必须经专家、媒体、公众代表三方联席票决，市委书记“末位发言”，从制度上锁死“一支笔”自由裁量空间。

——反腐败不是“一查了之”，而是“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把个案教训转化为治理效能。

六、权力失控的三条思想链

1. “升官—发财—再升官”的循环链

黄在忏悔书中回忆，1990年代一次饭局上，某位“老领导”拍着他肩膀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一句话如“种子”埋入心田。此后，他把每一次提拔都当成“变现”机会，用“政绩工程”换“经济回报”，再用“经济回报”铺“更高台阶”，形成恶性循环。

2. “家长制—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的依附链

黄把天津“北方大港”优势异化为“码头文化”，在干部中分“船帮”“泊位”，以“谁听我的”划圈，以“谁送多少”排序。

政治依附取代组织原则，必然导致“一把手”变成“一霸手”。

3. “两面人—侥幸心理—迷信心理”的麻痹链

公开场合，黄张口“四个意识”、闭口“两个维护”；私下却每年正月初五到某寺庙“烧头香”，把“貔貅”“转运轮”摆满办公室。

迷信是内心空虚的外化，更是纪法底线崩塌后的“精神吗啡”。

当“两面人”习惯用“风水”对抗“巡视”，用“许愿”掩盖“贪腐”，离落马也就不远了。

七、结语：以案为鉴，永远吹冲锋号

黄兴国案已尘埃落定，但警示远未结束。

3627万元赃款、12年刑期、四个“极”字，不只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终点，更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零容忍”的醒目标本。

“反腐败斗争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谁把公权力当私器，谁就会被党和人民彻底抛弃。”

“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民造福，任何‘封官许愿’的算盘，最终都会变成给自己量刑的算盘。”

当制度笼子越扎越密，当巡视利剑高悬头顶，当“三不腐”一体推进，任何“两面人”都将无处遁形。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