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还留着料峭春寒。车窗外,柳枝微绿,郑位三坐在缓缓驶向中南海的吉普车里,手里攥着一张中央办公厅的临时通行证。他到首都,是遵照中央“安心休养”的指示;事实上,医嘱写得明白——胃出血随时可能复发,可他仍坚持不让人扶,一步一步走得很硬朗。
几天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资级别方案时,提到这位“无职无衔”的老人。“主席,郑位三同志怎么定?”周恩来略带犹豫。毛泽东沉吟片刻:“三级。”一句话定音,等于副总理待遇。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钟,随即无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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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结果,警卫员悄悄问郑位三:“首长,高兴吗?”他摆摆手:“我不担任工作,待遇太高就会生锈,拿出来救急的人多得很。”自那以后,郑位三每月都留下一点生活费,其余送去烈士遗属和困难乡亲,账目清清楚楚。
把视线拉回三十年前,1925年夏,恽代英从武汉来到黄安。当地青年会的土砖会议室里,郑位三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四个字,他眼睛一亮,当场递交入党申请书,22岁。两年后,血雨腥风骤然降临。蒋介石“四一二”后,黄安数千共产党人被捕杀,县委只剩郑位三一人坚持。他夜里穿草鞋、白日躲谷仓,仍四处联络被打散的同志,酝酿武装起义。
1929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那天他正吐血卧床,医生喝令“绝对不能动”,他却撑着床沿要往外走。战友把门反锁,他才放弃。遗憾没能举枪,但随后三年,他带着残余队伍在大别山深处摸爬滚打,硬是把几百人扩成五千人,史称鄂豫皖红军游击师。
1932年初,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留守部队不足万人。国民党“清剿”队伍蜂拥而至,白色恐怖压得山村不敢点灯。有人劝他向上级请求调离,他摇头:“敌人在这,我也在这。”打到最紧的时候,游击队围着火堆煮树皮。他胃病剧烈发作,只好喝一口草根汤压下去。消息传到父母耳中,老人心疼,却仍动员乡亲送粮。很快,父亲病逝,母亲误食毒野菜身亡,妻子被捕后惨遭杀害。消息传来,他合上双眼,默默流泪十几秒,又低声说一句:“继续整队。”
长征时期,他没有跟随四方面军远去,而是转到陕南重新拉队伍。两年里,一支百余人的散兵游勇变成两千多人的红七十四师。他给战士讲“便衣”打法:白天锄田,夜晚出击,擒敌于无形。后来中央总结游击经验时,专门引用此法。刘华清上将回忆,大别山老太太讲到“便衣队长”,个个竖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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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番号,郑位三任第二师政委,搭档张云逸。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1946年,中原突围在即,周恩来电示让他提前飞重庆医治,他回电八个字:“突围未决,岂敢先行。”李先念劝他:“老郑,部队需要旗帜,更需要你活着。”他笑笑:“打得赢,旗帜就亮。”最终,他带病随军突围,战事一结束便病倒在山东临沂的窑洞里。
1949年后,中央给他安排在武汉休养。一次,江青去武汉,毛泽东特意交代:“看看老郑。”江青送去补药,他却提出一串要求:大别山几位老区干部需要护照去苏联治病,能否帮忙加快?补药反倒原封不动转送给伤残民兵。
1951年冬天病情加重,中央再三催他到北京。他推辞说路远,刘少奇直接写信:“来北京,中央有医护条件。”这才成行,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按授衔标准,他甚至够大将,但政策规定“现役军人”才能评衔,他早已脱离编制,自然作罢。他本人倒乐得清静:“军功写在史册,肩章贴不贴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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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郑位三病逝于北京八一医院,享年72岁。恰逢特殊年份,个别人提议在普通机关食堂里草草办追悼会。消息传到邓小平耳中,邓小平放下文件:“不行,革命公墓。”语气坚决。追悼会上,他亲自致辞,用“鄂豫皖的脊梁”四个字作结。
1992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对郑位三的评价,文件措辞简短,却句句肯定:为人民无私奉献,为革命鞠躬尽瘁。他一生未曾把“待遇”二字挂嘴边,却在离去多年后,依旧被后辈提起——这或许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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