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因身体原因没有授衔，建国后享什么待遇

1955年4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还留着料峭春寒。车窗外，柳枝微绿，郑位三坐在缓缓驶向中南海的吉普车里，手里攥着一张中央办公厅的临时通行证。他到首都，是遵照中央“安心休养”的指示；事实上，医嘱写得明白——胃出血随时可能复发，可他仍坚持不让人扶，一步一步走得很硬朗。

几天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资级别方案时，提到这位“无职无衔”的老人。“主席，郑位三同志怎么定？”周恩来略带犹豫。毛泽东沉吟片刻：“三级。”一句话定音，等于副总理待遇。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钟，随即无人异议。

听到结果，警卫员悄悄问郑位三：“首长，高兴吗？”他摆摆手：“我不担任工作，待遇太高就会生锈，拿出来救急的人多得很。”自那以后，郑位三每月都留下一点生活费，其余送去烈士遗属和困难乡亲，账目清清楚楚。

把视线拉回三十年前，1925年夏，恽代英从武汉来到黄安。当地青年会的土砖会议室里，郑位三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四个字，他眼睛一亮，当场递交入党申请书，22岁。两年后，血雨腥风骤然降临。蒋介石“四一二”后，黄安数千共产党人被捕杀，县委只剩郑位三一人坚持。他夜里穿草鞋、白日躲谷仓，仍四处联络被打散的同志，酝酿武装起义。

1929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那天他正吐血卧床，医生喝令“绝对不能动”，他却撑着床沿要往外走。战友把门反锁，他才放弃。遗憾没能举枪，但随后三年，他带着残余队伍在大别山深处摸爬滚打，硬是把几百人扩成五千人，史称鄂豫皖红军游击师。

1932年初，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留守部队不足万人。国民党“清剿”队伍蜂拥而至，白色恐怖压得山村不敢点灯。有人劝他向上级请求调离，他摇头：“敌人在这，我也在这。”打到最紧的时候，游击队围着火堆煮树皮。他胃病剧烈发作，只好喝一口草根汤压下去。消息传到父母耳中，老人心疼，却仍动员乡亲送粮。很快，父亲病逝，母亲误食毒野菜身亡，妻子被捕后惨遭杀害。消息传来，他合上双眼，默默流泪十几秒，又低声说一句：“继续整队。”

长征时期，他没有跟随四方面军远去，而是转到陕南重新拉队伍。两年里，一支百余人的散兵游勇变成两千多人的红七十四师。他给战士讲“便衣”打法：白天锄田，夜晚出击，擒敌于无形。后来中央总结游击经验时，专门引用此法。刘华清上将回忆，大别山老太太讲到“便衣队长”，个个竖大拇指。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番号，郑位三任第二师政委，搭档张云逸。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1946年，中原突围在即，周恩来电示让他提前飞重庆医治，他回电八个字：“突围未决，岂敢先行。”李先念劝他：“老郑，部队需要旗帜，更需要你活着。”他笑笑：“打得赢，旗帜就亮。”最终，他带病随军突围，战事一结束便病倒在山东临沂的窑洞里。

1949年后，中央给他安排在武汉休养。一次，江青去武汉，毛泽东特意交代：“看看老郑。”江青送去补药，他却提出一串要求：大别山几位老区干部需要护照去苏联治病，能否帮忙加快？补药反倒原封不动转送给伤残民兵。

1951年冬天病情加重，中央再三催他到北京。他推辞说路远，刘少奇直接写信：“来北京，中央有医护条件。”这才成行，也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按授衔标准，他甚至够大将，但政策规定“现役军人”才能评衔，他早已脱离编制，自然作罢。他本人倒乐得清静：“军功写在史册，肩章贴不贴无所谓。”

1975年3月，郑位三病逝于北京八一医院，享年72岁。恰逢特殊年份，个别人提议在普通机关食堂里草草办追悼会。消息传到邓小平耳中，邓小平放下文件：“不行，革命公墓。”语气坚决。追悼会上，他亲自致辞，用“鄂豫皖的脊梁”四个字作结。

1992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布对郑位三的评价，文件措辞简短，却句句肯定：为人民无私奉献，为革命鞠躬尽瘁。他一生未曾把“待遇”二字挂嘴边，却在离去多年后，依旧被后辈提起——这或许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