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10月1日，那是个什么日子？
全中国都在沸腾。
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喊那一嗓子，全世界都听见了。
可你们发现没有，当时那个万众瞩目的城楼上，虽然挂着大红灯笼，插着红旗，但两根大红柱子中间那个最显眼的位置，竟然是空的。
你说这事儿急不急人？
堂堂一个大国，脸面都有了，就是这颗“门牙”还没镶上。
这不怪办事的人不给力，实在是这国徽的设计，难产得厉害。
这哪是画个画那么简单，这分明是一场关于新中国到底该长什么样儿的顶级博弈。
要说这事儿，得先看来稿。
那时候中央急啊，早在几个月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了征集令。
老百姓的热情那是没得说，信件像雪片一样飞进中南海。
结果专家组拆开一看，好家伙，头都大了。
有的画了个彩色地球仪，上面插满了红旗，看着跟万国博览会似的；有的直接画了几个大齿轮加上麦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家拖拉机厂的商标；还有的更绝，把斧头镰刀甚至冲锋枪都画上去了，杀气腾腾的。
这些东西，要么太土，要么太洋，唯独缺了那股子泱泱大国该有的气度。
既然“海选”这条路走不通，那就只能点将了。
任务直接下发给了两支“国家队”。
这一分派不要紧，直接搞出了一个“神仙打架”的局面。
一边是清华大学营建系，带头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
这两口子什么段位不用多说吧？
中国建筑界的泰山北斗，那是喝过洋墨水又把中国古建筑摸得门儿清的主儿。
另一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专家组，领头的是张仃。
这位爷那是搞革命美术出身的，延安出来的老资格，讲究的就是一个实用和战斗力。
这两拨人碰到一起，那火花撞得，简直能把屋顶掀翻。
清华组拿出来的方案，那叫一个“雅”。
林徽因和梁思成那是铁了心的“传统派”。
在他们的设计里，核心是一块有缺口的“玉璧”。
那是君子的象征，代表着温润、和平和传承。
他们用彩带把玉璧串起来，配上红星和齿轮。
讲真，如果从美学角度看，这个设计绝对是艺术品。
它古朴、典雅，透着一股子浓浓的书卷气和高级感。
但问题来了，这个方案美则美矣，却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你想啊，当时是什么年月？
1949年，那是刚刚从硝烟里杀出来的天下。
老百姓刚分了田地，工人们刚挺直了腰杆。
你给他们看一块玉璧，还得解释半天这是什么“礼器”，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时候，央美张仃那边的方案就显得特别“生猛”。
张仃坚持认为，国徽里必须要有天安门。
理由硬得让人没法反驳：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地方，是开国大典的地方，是新中国诞生的见证者。
它不仅仅是一座楼，它就是一个超级政治IP。
这一下子就把清华组给惹毛了。
在梁思成这种大建筑学家眼里，天安门是个什么东西？
那是封建帝王的老宅子，是皇权的象征啊！
而且从构图上讲，把一个具体的建筑物画进国徽里，是不是太写实了？
有点像风景画或者明信片，不够抽象，也不够高级。
梁思成在讨论会上急得直拍桌子：“把个老古董画进去，这不还是封建那一套吗？”
两边谁也说服不了谁。
清华组觉得央美组太“土”，央美组觉得清华组太“古”。
方案改了一轮又一轮，就是定不下来。
眼瞅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周恩来总理都跟着着急。
最后的破局，其实是因为一个很现实的逻辑。
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外面还有一堆强盗盯着。
这个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形象，更需要展示出一种“站起来了”的力量感。
对于刚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亿万工农大众来说，那天红旗飘扬的天安门，就是他们当家作主的象征。
所以，大方向定了：天安门必须上。
这下子，压力全到了清华组这边。
按理说，自己的核心创意“玉璧”被毙了，换一般人估计早就撂挑子不干了，或者随便应付一下完事。
但这时候，林徽因展现出了什么叫真正的大师风范。
那时候的林徽因，身体已经差到了极点。
肺结核晚期，肾也切了一个，整个人瘦得就剩下一把骨头，体重甚至不到几十斤。
稍微说几句话，就得剧烈咳嗽半天。
可当她得知组织上决定采用天安门元素时，她没有抱怨，更没有退出。
她看着张仃他们提交的那个初稿，眉头皱了起来。
不是她挑刺，是那个初稿确实有硬伤。
张仃是画家出身，画出来的天安门是透视效果，也就是从下往上看，这就导致画面不稳定，而且颜色搭配上也有点乱，看起来不够庄重。
林徽因拖着那副随时可能倒下的病体，接过了这个“整容”的任务。
她和梁思成拿出了建筑学家的看家本领。
天安门怎么画？
他们把繁琐的斗拱、栏杆进行了简化，用严谨的立面图取代了透视图，让天安门看起来四平八稳，稳如泰山。
最绝的是那个红绸带的设计。
大家现在仔细看国徽底部，那个连接齿轮和麦穗的红绸带，那个弧度，那个褶皱的立体感，那是林徽因在病榻上，拿着草图一点点抠出来的。
据说在最后的日子里，林徽因常常是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跟助手比划：“这个线条要再圆润一点，要有一种流动的力量。”
她把女性特有的细腻，融入到了这个宏大的政治符号里。
她把清华方案里那个完美的圆形构图保留了下来，把五星的位置进行了黄金分割般的调整。
你看现在的国徽，红与黄的配色，庄严中透着热烈，麦穗的饱满和齿轮的坚硬完美融合。
这就好比是一道菜，食材是央美选的“天安门”，但烹饪的手法和火候，却是清华组的大师级水准。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怀仁堂。
当最终的方案放在毛泽东主席面前时，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那个曾经被梁思成嫌弃“太写实”的天安门，在经过艺术提炼后，变得神采奕奕。
它既有革命的红色基因，又有传统美学的对称与和谐。
全体代表起立，鼓掌通过。
这不仅仅是一个图案的诞生，它是两大顶尖设计团队从对立走向融合的产物，是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一次伟大的握手。
林徽因虽然输掉了她的“玉璧”，但她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她用自己最后的心血，给新中国留下了一张最完美的“名片”。
几个月后，巨型的木制国徽终于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那抹红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而那个在病房里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才女，此时已是油尽灯枯。
很多年后，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关于“妥协”与“升华”的故事。
如果没有张仃的坚持，国徽可能缺少了一份属于人民的烟火气；如果没有林徽因的雕琢，国徽可能就只是一张普通的宣传画。
那个被否决的玉璧方案，如今静静地躺在档案馆里，纸张已经泛黄。
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证人，记录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群最聪明的大脑，是如何为了同一个目标，争得面红耳赤，又爱得深沉热烈。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病逝。
那年春天，北京的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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