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徐向前元帅去世，临终提出3条要求，中央回复：无法全部答应

1990年8月下旬，北京301医院的长廊格外安静。护士脚步放得极轻，生怕惊扰病房里那位头发花白却依旧挺直的老人。徐向前知道时间不多，他让儿子徐小岩把门关好，压低声音说出三件事——“去世后别开追悼会，别进八宝山，骨灰撒在曾经浴血的山川”。嘱托讲完，徐帅长舒了一口气。对话仅数句，却像军令一样铿锵。

离开战场已久，偏头痛仍旧折磨着他。医生建议使用更昂贵的止痛药，他摆手：“别浪费。”身边人劝不动，只能定时打冷水毛巾敷在额头。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元帅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想着节俭？答案得从更早的岁月说起。

1901年11月8日，四川宜宾一个秀才家庭诞下一子，取名向前。父亲靠替人抄书糊口，家里清贫，却硬是省下油钱点灯让孩子识字。少年徐向前寡言瘦小，同伴笑他“像抽大烟的”，可他读书过目成诵。18岁，他以全县前几名考入顺庆中等师范，毕业当教师。本可以安稳度日，1919年的五四浪潮却让他第一次感到讲台不够用，天下才是课堂。

1924年春，黄埔一期招考。他先在“体格一栏”被刷下，复检时硬撑着做俯卧撑，才赢得入学资格。自此走上征途。北伐、南昌起义、鄂豫皖根据地、长征东路军……枪林弹雨中的徐向前始终冲在前面。1937年9月，他带伤路过故乡，本想给母亲磕头，父亲却告诉他老人家三年前病逝。那一夜他伏在灶间的柴堆上痛哭，第二天擦干眼泪继续南下。忠与孝，从此在心底划出一道无法弥补的缺口。

抗战结束后，他已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1949年4月太原战役，重病卧榻仍坚持指挥。城破当晚，他把缴获物资全部登记，连一把铜锁都不许私拿。两个赶来的姐姐见库房满满，想挑件家具改善生活，被他断然拒绝：“公家的，谁也不能动！”姐姐们气得直跺脚，住了几天才明白弟弟不是做样子——他睡的就是行军床，手边一个掉漆木箱伴了十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出任总参谋长。记者问他“为何不换车不换房”，他笑着反问：“走得动就行，换来换去浪费油钱。”1958年起，偏头痛加重，他提出辞职休养。中央考虑再三批准，但每逢重大军事科研项目，他仍被电话请回。秘书记录，徐帅看文件常疼得冒汗，却从不拖延批示。

节俭之外，他对子女要求更严。二女儿徐鲁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单位想给她单独调一套三居室。风声刚传到家，徐向前便把女儿叫来：“凭啥你就能住大房？弄清楚程序才许搬。”核实属正常后，他才点头。对于儿子徐小岩，他只一句话——“听党的话，别给家里丢人”。

时间回到1990年9月20日夜，徐向前体温39摄氏度，心绞痛加剧。凌晨1时07分，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享年89岁。噩耗传到中南海，几位领导沉默良久。三条遗愿放在桌上，讨论焦点并不是“答不答应”，而是“怎样才既顺从老帅心愿，又符合党和军队对功勋的尊重”。

最终决定：追悼会改为小规模送别会，地点仍设八宝山礼堂；安葬必须进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是对功臣的制度性安排；骨灰撒撒更宽，允许家属把部分骨灰带往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三处撒散，以慰英魂。中央发放抚恤金八千五百元。徐家人推辞未果，索性转手交给秘书郭春福，用于救治其患白血病的孩子。消息传出，医院不少护士红了眼圈：原来元帅家里连一张像样的存折都没有。

有人好奇，他生前为何执意反对铺张。老部下王定国回忆：“徐帅常说，轻飘飘归去，才对得起牺牲在山头的兄弟。”这句听似平淡的话，一扯就能把人拽回泥泞战壕。1931年秋，他在皖西一次夜战中丢了全部行李，日记本被雨水泡散，战友借来半张报纸让他把糖水药方写下。十年过去，这半张报纸依旧夹在木箱里，提醒他军人应该怎样活。

撒灰那天是秋分，直升机沿大巴山脊飞行。机舱门打开，纸盒里的灰烬被疾风卷出，很快融入苍茫林海。副驾驶轻声说：“首长，好好睡吧。”山谷回音低沉，没有仪仗，也没有礼炮，只有松涛与机翼共鸣。至此，徐向前“把自己还给了土地”。

元帅已去，故事未完。八十年代后期，全军经费紧张，多数干部子弟出国深造自费购买机票。徐小岩主动请战去高原演习，一去三年。有人暗示：“你父亲的名头，申请公派很容易。”他摇头：“老爷子说过，部队事情部队想办法，个人占不得便宜。”这股倔劲，像极了床头那只老木箱。

从黄埔操场到莫斯科会谈，从太原指挥所到朔风中的直升机舱，徐向前留下的影像并不丰满，甚至有些素朴。然而正因素朴，才难以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