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一生颇具争议，有专家评：搞僵与中国的关系，是最大失败

1954年9月下旬，莫斯科郊外的克里姆林宫会议室灯火通明，60岁的赫鲁晓夫在墙上的世界地图前踱步，他兴奋地提笔圈出一条粗粗的箭头：“七年内，粮食翻番！”这一幕后来被苏联记者写进回忆录，也成为他执政风格的缩影——急切而冒进。

回到1949年，斯大林还在位，赫鲁晓夫只是乌克兰党的一把手。那一年，他第一次听说北京城里升起了新的五星红旗。据随员回忆，他拍着桌子说了一句夹着乌克兰口音的俄语：“机会来了。”话音不高，却透露出对亚洲同盟的期待。几年后，他真的坐上了最高权力的位置，转而主打“和平竞赛”和内部改革两张牌。

1955年冬，莫斯科街头飘着雪花，民众最关心的不是导弹，而是能否有一间带暖气的房子。赫鲁晓夫批准大规模修建五层板楼，外墙一刷白漆就算交付。工程粗糙，却让数百万家庭第一次离开地下潮气。彼得堡老工人安东诺夫评价这事时只说了四个字：“好歹有门。”简单一句，道尽政策的现实意义。

住房之外，他还推出退休金制度，覆盖工人和基层职员；不久，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孩子们背着书包走进乡村学校。苏联社会学者利哈乔夫后来指出，这套“福利组合拳”让1950年代的平均寿命提高了五岁。这些成绩很难被完全抹去。

转折出现在1956年2月。二十大闭幕夜，赫鲁晓夫端着一杯伏特加，对几位亲信低声念起他准备已久的秘密报告，句句直指斯大林的清洗错误。消息外泄后，党内多数同志愕然，社会舆论跟着震动。去偶像化的确扫平了冤案，却也让许多人突然失去精神支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一名助教私下感叹：“过去的英雄崩塌了，新的偶像又在哪？”

国内政治宽松在一定程度上解冻了学术空气，同时也催生了权力斗争。赫鲁晓夫一度废除10多个部长级机构，改设地区经济委员会，自认用分权打破官僚垄断。可惜文件下到地方，原有体系并未配合，变相出现“各管一摊”。联合运输缺人调度，工厂供给常常脱节，中央财政苦于收不上来钱。计划赶不上变化，问题却一股脑冒了出来。

农业更显急躁。1958年春，赫鲁晓夫在伏尔加草原上抛下一颗玉米种子，随口喊出“让北方也飘玉米香”。专家提醒土壤、光照都不适宜，他摆摆手：“试试再说，时间不等人。”结果三年后，玉米大面积歉收，配套饲料链一塌糊涂，部分州份竟然从加拿大进口小麦。这便是“玉米狂热”留下的尴尬。

同一时期，国际舞台波诡云谲。1959年10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赫鲁晓夫同中国领导人面对面交谈。会谈不到半小时，氛围骤冷。两人就海峡局势和核计划争执不休。赫鲁晓夫摊开手掌，语气带刺：“我们并非慈善家。”这句话被在场译员记了下来，后来成为中苏裂痕公开化的标志。仅仅一年后，一千多名正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奉命撤离，连图纸都来不及交接。

苏联内部对这一决策意见不一。导弹工业部长乌斯季诺夫反复强调：“得罪中国，我们会被两面夹击。”可赫鲁晓夫认定北京的“独立路线”动摇了莫斯科的领导地位，于是强硬到底。此举让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出现肉眼可见的滑坡，也为后续与美国的较量增添压力。一位俄罗斯战略学者直言：“失去对华合作，苏联等于自断一臂。”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勉强与肯尼迪达成妥协，把武器撤回本土。国内鹰派却指责他“把赢来的筹码拱手送人”。几个月后，他再遭粮荒、财政赤字和党内不满的三面夹击。1964年10月14日，布里兹涅夫、苏斯洛夫等人发动政治局特别会议，宣布赫鲁晓夫“因健康原因”退休。当天早晨，他刚刚吃完黑麦面包，还在和孙子玩象棋，对自己的下台毫无准备。

下野后的赫鲁晓夫写了一本口述史，自认“做了该做的事，哪怕太急”。1971年9月，他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7岁。葬礼低调，只有家属和少数老朋友前来吊唁。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不置一词，这在苏联领袖中极为罕见，足见评价之复杂。

1991年苏联瓦解后，俄罗斯学界重新梳理赫鲁晓夫遗产。多数研究认为，他在住房、教育、去高压政治上功不可没；然而对斯大林的“满盘否定”、对农业的盲目改革以及对华关系的激烈转向，给国家埋下长远隐患。国际问题专家科济列夫一句话掷地有声：“让核武器项目半途而废并不可怕，切断与东方最大伙伴的纽带才是灾难开端。”

有意思的是，2014年俄罗斯进行一项民调，41%的受访者对赫鲁晓夫持正面态度，37%持负面，其余表示说不清。功过参半的结论像一把尺子，挂在后人面前：一个时代的改革者可以大胆试错，但外交上的失策往往要用数十年乃至更久来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