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5日凌晨两点,石家庄西北郊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岗楼的铁皮上。站哨班长听见院子里有人在小声说话——“今晚别忘了多添一点水,面要煮得软。”他没多问,只是心里咯噔一下:白面在这个时候可不常见。不到四小时后,一纸由华北军区司令部签发的死刑令会送到看守所值班室,执行对象是沙飞——警官证上显示的职务为“摄影科科长”,军衔等同师级。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生于广东番禺。少年时期,他在北伐军无线电学校敲电键收报,口袋里却常塞着鲁迅的小册子。有人调侃他“拿着耳机要当文青”,他笑笑,懒得解释。1935年,他第一次摸到相机,像被雷劈中一样兴奋。短短几个月,广州码头的苦力、南海岛上被日商欺凌的渔民都落进他的取景框,从此一头扎进纪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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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平型关一役后,沙飞背着仅有的那台蔡斯相机,跟随八路军转战太行山。前线缺枪少炮,却给他辟出一间土窑做暗房。“照片比文字硬气。”聂荣臻当年看完一组战场影像后这么评价。再艰苦的条件,胶卷也得赶在炮火停歇的间隙冲洗。边区办过一次小型影展,前来围观的既有战士,也有从作战会议走出的参谋,灯泡昏黄,墙上的底片却闪着银光。
频繁的轰炸、日夜颠簸,沙飞的神经绷得太紧。到1949年秋天,他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追兵脚步和炮弹爆炸声在脑子里循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出的诊断是“严重失眠伴幻觉”,主刀医生津泽胜——一位留在中国的日本外科医生——用心为他设计治疗方案。一切原本有望好转,可传言“津泽曾为侵华军医”的一句话,点燃了沙飞脑海深处的创伤记忆。1950年12月3日凌晨三点三十分,沙飞掏枪射杀津泽胜,被当场制伏。
国际舆论立刻沸腾。不仅因为行凶者是抗日名将麾下的战地记者,更因为死者是外籍医生。军法部门调查后提出“精神恍惚,应暂时收监治疗”,但各国通讯社连夜发电索要处理结果,外交压力一浪高过一浪。聂荣臻两天两夜没合眼,他看完卷宗,沉默良久,只留下四个字:“依法执行”。传令员退出时,瞥见他指尖微颤,却没敢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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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当天清晨六点,看守所炊事班特批两斤白面和一块腊肉。厨房窗子上糊的纸被蒸汽浸湿,油星子噼啪作响。沙飞低头吸面,小声嘟囔:“请告诉司令员,对不住。”看守长回忆,那声音像老旧收音机里的沙沙电流。
上午十点,枪声划过空气,三下,干脆利落。38岁的沙飞倒在冬日枯草上,棉大衣仍未扣好最上面的纽扣。聂荣臻得到执行报告,只点了一支烟,烟灰落了一桌,谁也不敢去打扫。
沙飞留下约十八万张底片:麦田里的防空洞、石头堡子里的纺线妇女、擦着鼻涕读课本的孩子……这些影像先后送到延安、重庆,还漂洋过海在伦敦、旧金山展出。1940年夏,美国《生活》杂志整整用了八页刊登“太行山里的中国”,作者署名“SA FAY”,不少西方读者那时第一次直观地看到中国军民的抗战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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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典礼。会场休息室里,几位元帅谈及“那个爱拍照的小广东兵”,有人叹了一句“可惜”。话到嘴边突然哽住,空气里只剩皮鞋摩擦地面轻轻的声响。
时间快进到1983年。随着精神病学和法医学界对既往案件复核工作的展开,沙飞家属递交了复查申请。医学专家重新评估其病历,证实在案发当夜,沙飞已经出现严重创伤性应激障碍。军法、外交、卫生三方持续讨论三年。1986年5月,北京军事法院撤销原死刑判决,宣布对沙飞平反。法庭上,年已七旬、头发斑白的战地摄影师石少华被请来旁听。宣判后,他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老沙,底片冲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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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书的最后一句写着:其历史功绩不因一时错误而抹去。官方档案重新归档时,多了一条备注——“战地摄影重要奠基者”。与此同时,那些被尘封的底片开始数字化,部分影像被收入军队摄影教材。
石家庄东南十余公里处,有一处不显眼的松柏林。沙飞的墓就在其间,墓碑正面刻着“战火中的摄影师”。当地老人偶尔带孙子来放风筝,小孩子问“这里是谁”,大人指着墓碑说:“拍照的兵。”他们不清楚卷宗里那些沉甸甸的词句,只知道草尖在风里晃,阳光落在碑面,犹如老底片上难以磨灭的银白斑点。
多年后,再翻读八路军战场通讯,仍能看到“照片随报告附上”的字样。那是一条被摄影机和子弹共同雕刻的战线。沙飞停在了1950年,却把夜色中的快门声留给了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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