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后1位状元，考上之后大清亡了，民国之后，他的待遇如何？

1904年6月28日，午后两点，北京城里已是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翰林院前的小广场却异常安静，十几位内务府差役守着朱漆大门，等待一张写满姓名的黄榜。三天后，这张榜单交到慈禧太后案头，随手改动的一个小圈，决定了刘春霖此后近四十年的跌宕。

彼时科举沿袭一千三百余年，走到尽头已显疲态。光绪三十年恩科虽号称“广揽人才”，实际上不过是为“新政”敷粉。273名新科进士里，真正切中大局者寥寥。榜首原本写着“朱汝珍”三字，据说慈禧望见“珍”字皱眉，信口而出的“换一个”，让刘春霖从榜眼平空被抬为第一。宫里老太监悄声嘟囔：“久旱逢甘霖，也算讨个吉利。”一句戏言，抹去了另一个青年毕生寒窗，亦让末代状元自此背负了一份带着时代印记的幸运。

刘春霖生于1872年，河北肃宁小镇。父役于县衙，母给人家浆洗，日子紧巴。他年幼好学，八岁识《十三经》，十二岁能楷写《兰亭序》，乡里称其“小秀才”。集市写幅扇面能换半升米，这点薄银补贴柴米，反倒给了少年练字机会。16岁进保定莲池书院，遇天文教育家吴汝沦。吴氏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首次让刘春霖接触惠斯通电报、开普勒行星定律。心界一展，他暗暗记下：读书不止在八股。

拿到状元顶戴的那天，他戴红花、穿红袍，骑驴子走过琉璃厂。街巷里呼喊“状元郎”声音此起彼伏，张庆沄府中的小姐隔窗偷看。这位工部员外后来成了岳父，缘起一次假冒顶替闹剧：冒名者写不出“赵体”，当场露馅。真状元被请来比画，提笔三行，龙蛇自现。几位老官摇头叹息：“字里见人，这才像头名。”婚事就此定下。

仅一年，清廷宣布“暂停”乡试、会试；再过一年，科举彻底废除。刘春霖荣誉尚在，却失去官场常规上升渠道。清政府为了推“预备立宪”，组团派进士出洋，他被选往东京法政大学。日本明治维新已走过三十余年，课堂里谈地方自治、议会制度，刘春霖听得心潮翻涌。有日本同学问：“支那与吾国，制度谁优？”他平静答：“制度无优劣，施行在人。”一句话令对方默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震京津。刘春霖正在咨政院值班，听报后轻声对旁席说：“大厦将倾。”不久，宣统逊位，咨政院形同废纸。刘春霖考量再三，回乡守父丧。1912年春，袁世凯电邀他出任大总统府内史。其老师杨士骧亲自写信相劝：“若只作壁上观，学问将成无用之纸。”刘春霖遂北上，领一纸四品官阶，月俸不足百元。实际工作多是整理档案、编印公报，空余便钻研农业施肥与育种试验。他常念及乡村饥馑，主张以财政拨款建试验场，可军政要员更在乎兵工厂。提案一次次束之高阁，他笑言：“笔墨救不了饥民，只能尽人事。”

1917年6月，“辫帅”张勋率兵入京，鼓噪复辟。清室旧臣纷纷现身，刘春霖被推为“设典顾问”。这出剧目仅演十二天即收场，他也识趣地辞归。暮色里，一句“好自为之”送给曾在翰林供职的同寅，算是最后情分。40岁出头的状元，从此转身淡出政坛。

北平旧宅乃三进小院，屋后栽两棵槐。刘春霖靠卖字糊口，因写得端正又透着晋唐气象，求墨宝者络绎不绝，日子倒也过得去。可风雨越演越烈。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1932年改立伪满洲国。溥仪派郑孝胥劝说刘春霖出山，客厅里三盏清茶坐足半日。郑氏欲言又止，他却先开口：“昔日大清，今已成昨梦；助桀为虐，非吾所能。”郑孝胥无话。

第二回招徕来自同窗王揖唐，身份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6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胡同口。王揖唐掀帘进门，寒暄几句后直陈来意：“老同学，一起出力，不失晚节。”刘春霖抬眼：“卖国即失节，何谈不失？”王揖唐尴尬，苦笑而去。三日后，日本宪兵登门抄家，字画被毁，书柜翻得狼藉。院中槐树也被砍断作柴。邻里扶他坐在门槛，他只是长叹：“身可辱，笔不可屈。”

拒绝日伪高价求字，也拒绝为商人写匾。有一次，日本富商加藤带来一锭金条，开口便是“每字一锭”。刘春霖摆手，转身进屋关门。加藤愣在当场，半晌无言。与此同时，街坊若有喜丧要联，他从不推辞，墨宝常常免费相送，甚至付纸墨钱。有人劝他留些资财防老，他笑称：“钱多招祸，淡饭粗茶足矣。”

1942年1月17日晚，北平气温零下十度，院里槐枝覆霜。刘春霖躺在炭盆旁，低声对儿孙交代：“国不可忘，字不可贱。”次日凌晨，末代状元无疾而终，享年七十。治丧简单，一副挽联用他生前手笔：

“春风未了，甘霖空洒故园土；

秋水自清，铁骨难移异族前。”

刘春霖一生无高官厚禄，亦无显赫功勋，留下的不过几匣碑帖、一段佳话。可在动荡四十年间，他守住“华夏子孙”四字底线，拒受金条、拒写谄字、拒仕伪朝。这份不随年代起伏的耿介，足以让“末代状元”四字在史册里多一层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