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的独特地位：警卫、车辆、住房为何与其他九大元帅不同？

一辈子挣的工资，一分没领，这事儿放在一个共和国元帅身上，听起来就像个天方夜谭。

但他去世后，家里人整理遗物时，才从秘书那儿知道了这个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这个人，就是朱德。

他的故事，得从一场几乎要了革命老命的大败仗说起。

时间拉回到1927年的秋天，南昌城里的枪声刚响没多久，那股子兴奋劲儿就被兜头一盆冷水浇得透心凉。

起义的队伍雄心勃勃地往广东开，想着能搞个新家，结果被人家当头一棒，打得晕头转向。

汤坑、三河坝两仗下来，主力部队被打残了，剩下的队伍像一群没头苍蝇，在赣南的山沟沟里乱转。

那会儿的惨状，真是没法说。

队伍从两万多人，打到只剩不到一千，而且是老的老，小的小，伤的伤。

枪支弹药更是少得可怜，有的人连双囫囵鞋都没有，草鞋都磨穿了底，脚上全是血泡。

最要命的是人心散了，白天走路垂头丧气，晚上一扎营，小声嘀咕的，公开吵吵要散伙的，到处都是。

“还打个屁！

回家种地去算了。”

“师长、团长都找不着了，跟着谁干？”

这种话就像瘟疫，一天比一天传得快。

队伍里几个有分量的指挥员，要么战死，要么看形势不对，自己跑了。

这支刚出生的红军，眼瞅着就要在荒山野岭里自行解体，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朱德站了出来。

他在赣南安远一个叫天心圩的地方，找了块晒谷场，把剩下的所有人拢到一块儿。

他看着底下那一张张灰头土脸、眼睛里没一点光的脸，没有喊什么空洞的口号，那玩意儿糊弄不了这帮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

他的嗓门很洪亮，透着一股子厚实劲儿：“我问大家，你们知道俄国革命不？

他们1905年那次，败得比我们还惨。

可人家过了十二年，十月革命就成功了！”

他扫了一眼底下的人，接着说：“咱们中国现在的情况，跟那会儿的俄国差不多。

今天我们吃的这个败仗，就当是咱们的‘1905年’。

只要我们这伙人还在，这支队伍还在，革命的火种就灭不了！

将来成功的，就是我们这批人！”

话说的很实在，一点不绕弯子：“愿意跟着我干革命的，留下。

不想干的，想回家的，我不拦着，发给你们路费。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你们现在走了，将来革命成功了，可就没你们的份儿了。”

这番话，没回避失败，反倒把失败掰开揉碎了，给大家看清了里面的道理。

他告诉这帮快绝望的士兵：你们不是丧家之犬，你们是宝贝，是以后燎原大火的火星子。

这一下，把大伙儿心里的那股气给重新点燃了。

军心就这么稳住了。

这支剩下八百来人的队伍，成了后来井冈山上的核心力量。

其实，朱德这种遇事沉得住气的本事，不是一天练成的。

让我们把时间往前倒腾几个月，回到南昌起义的前一夜。

当时，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紧张又秘密，朱德在领导层里还算不上最核心的人物。

他领到一个特殊的活儿：利用他以前在滇军的老关系，在起义当晚，请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团长、局长吃饭，顺便打牌，把他们给拖住。

7月31号晚上，朱德在自己住的公馆里摆下宴席。

酒桌上，他跟那几位军官推杯换盏，称兄道弟，聊着以前的旧事，气氛好得不得了。

眼看着起义预定的时间一点点逼近，这帮人还没走的意思。

朱德心里跟明镜似的，但脸上一点不露，笑呵呵地提议：“这夜还长着呢，咱们不如搓几圈麻将？”

这正中下怀，牌局立马就支起来了。

麻将牌“哗啦啦”的洗牌声，夹杂着军官们的说笑声，把窗外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全盖住了。

朱德一边跟他们东拉西扯，一边还得故意输点钱，让大家玩得尽兴。

他脑子里绷着一根弦，耳朵却竖着听外面的动静。

每一秒钟，都是在为城外同志们的行动争取时间。

就在牌桌上气氛最热烈的时候，一个敌军营长慌里慌张地闯了进来，在他团长耳边低声报告，说自己的部队被缴械了。

牌桌上的几个人脸色“唰”地就白了，哪还有心思打牌，一个个找借口就溜了。

朱德一看情况有变，立刻意识到计划可能泄露了。

他马上找了个由头脱身，飞快地跑到贺龙的指挥部报告了这个突发情况。

指挥部当机立断，把原定计划提前了。

凌晨两点，枪声打破了南昌的宁静。

这场牌局，朱德赌上的不仅是自己的性命，更是整个起义的成败。

他用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从容，硬生生地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偷”来了最关键的几个小时。

天心圩稳住人心后，朱德带着这支“火种”部队开始了艰难的转战。

1928年春天，他和陈毅一起，在湘南搞起了农民暴动，队伍一下子又壮大到近万人。

革命的火苗似乎又烧旺了。

但好景不长，各路军阀一看这情况，立马调集重兵压了过来。

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又一次面临被掐灭的危险。

这时候，朱德的战略眼光又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没有选择跟敌人硬碰硬，那纯属拿鸡蛋碰石头。

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带着南昌起义剩下的老底子和湘南的农军，全体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

1928年4月，两支饱经风霜的队伍终于在井冈山下的砻市见了面。

当朱德和毛泽东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中国革命的一个新篇章就此拉开。

这不单是两支队伍的合并，更是两种力量的融合。

毛泽东带来了发动农民、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和经验，而朱德则带来了正规军的作战经验和一支打不垮的军事骨干。

从此，“朱毛”红军的大名响彻中国。

在井冈山，朱德的军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把自己在旧军队里学到的战术，跟井冈山的山地特点结合起来，和毛泽东一起琢磨出了一套打法，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套打法说白了就是“不跟你硬来，专门搞你心态”。

敌人大部队来了，我们就化整为零躲进山里；敌人安营扎寨，我们就半夜去放几枪，让他们睡不好觉；等他们被折腾得人困马乏，我们就集中优势兵力干他一下；他们一撤退，我们就跟在屁股后面追，缴获他们的武器补给。

靠着这套灵活的战术，井冈山根据地在敌人的重重“会剿”中，硬是站稳了脚跟。

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功绩，早已写进了历史。

1955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第一次授衔，他被授予元帅军衔，并且是十大元帅中的第一位。

国家给他的待遇也是顶级的。

他乘坐的专车，是苏联送的吉斯-115重型防弹轿车，车身装甲有8毫米厚，玻璃是7厘米厚的防弹玻璃，这是国家元首级别的座驾。

负责他安全的，是唯一的一级警卫，一个班28个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功勋卓著、享受着最高待遇的元帅，在生活上却朴素得让人难以置信。

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作为元帅，每个月的工资有五百多块，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巨款。

可这笔钱，他从来没往自己口袋里装过，每个月都原封不动地交了党费，直到去世，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他住着国家分配的大房子，却让家人把院子里的草坪铲了，开辟出一块菜地，自己种菜吃。

他说：“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劳动。”

1976年，这位为共和国操劳一生的老人逝世。

遵照他的遗嘱，遗体火化后，骨灰由飞机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祖国大地上。

从佃农的儿子到共和国的元帅，他最终又回到了他所深爱的土地和人民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