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心争议泛滥下，中国社会的传统共识有瓦解的风险

I'm

a communist

芸婉笔谈

一个正努力成为不盲从西方社会科学、有独立思想、勇于批评中国文化精英依附性的普通中国学生...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若要为当下中国社会提炼一个核心议题，“共识”必然是绕不开的关键词——不是因为共识已然形成，恰恰是因为共识的稀缺已成为普遍的社会感知。

就拿我的评论区来说，很多时候大家能吵起来，而我在看了双方的意见之后，其实发现大家根本没必要吵起来。就好比反对吸毒封存议题上，有的人反对，坚决禁毒；有的人支持，认为国家政策不会这么随意，反对的都是被带节奏的。事后，笔者注意到央视新闻连发三条普法解读，后来又请了罗翔写了一篇似是而非没有表态的文章。但不表态何尝不是一种表态呢？

更不要说持续拉锯的性别议题、西方伪史、思想殖民、历史与民族问题的多元解读等争议，诸多公共议题的讨论往往陷入立场对立的僵局，而非形成建设性的共识。

你发个中国古代手术器械，他说你万物出自永乐大典。你说要复兴民族服饰，他说你古代服饰不适应现代生活。你说要重视中医，他说你巫医必灭。

在这种情况下，共识是不可能存在的。可能，“共识”本身甚至沦为调侃的对象，就像“团结”被解构为“团结人”的戏谑一样，空泛的共识号召若不能回应真实问题，最终只会遭遇舆论的冷遇。

回望近年的网络舆论场，这种共识缺失的特征愈发鲜明。以往面对挑战主流认知的声音，要么有学者出面正本清源，要么靠治理手段平息讨论，但如今这两种方式都难以奏效。

一来，笔者认为群众素养普遍提高，所谓的专家言论与常识之反常令人咋舌，正本清源在群众眼里无非是妄图盖棺定论罢了，“水土不服”的阐释难以引发民间共鸣；二来，而简单化的舆论场压制无法消解群众的深层困惑，反而可能加剧对立情绪。就好比某媒体为了说“团结史观”，冒历史之大不韪把剃发易服当作没有文化改变只是文化融合的象征。这种说法除了被截图出来大肆传播引发下一轮舆论，别无作用。

这些争议议题之所以能产生广泛影响，甚至触动部分专业群体，核心在于它们对长期流行的主流话语形成了“范式冲击”——不少人从中获得了“醍醐灌顶”的认知突破感，仿佛从托勒密体系跃迁至日心说，原本混沌的社会现象突然有了可解释的逻辑。这种认知重构的需求，让争议超越了单纯的观点之争，成为一种情绪与诉求的集中表达。

共识的缺失绝非偶然，而是现实矛盾发展演化的必然产物，是思想文化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的鲜明体现。

其一，西方化人文社科建构的“进步”“文明”话语体系长期形成的认知裹挟，与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时代诉求形成尖锐冲突；

其二，受西方左翼文化影响的极端少数权利主张，与中国社会共同体、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使命存在内在张力；

其三，依托财富、权力与文化资源形成的精英阶层及其依附的知识群体，其保守傲慢的姿态与广大民众对均衡发展、人民性文化的需求严重脱节；

其四，生产力快速发展与生产方式滞后的矛盾，在老龄化、人工智能、全球贸易失衡等具体问题上集中爆发，催生了普遍的社会焦虑。这些矛盾并未直接显现为显性冲突，而是汇聚成一种弥散的情绪，在特定议题的触发下集中释放，形成了对现有共识的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这些争议议题多以“保守”的形态出现，但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性保守潮流的组成部分，只是在中国出现得相对较晚。这种世界性现象存在两大共性特征：

一方面，曾经的“进步”思想逐渐脱离现实根基，沦为精英阶层的利益堡垒。西方战后左翼思潮曾在改善社会平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随着金融化、全球化的推进，其社会基础被掏空，沦为脱离民众真实境况的“僵尸意识形态”，通过大学、媒体等机构自我繁殖，日益走向反常识的极端。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四十余年发展中被视为“先进”的内外思想逐渐异化，在文化、学术领域形成顽固的话语堡垒，与大众利益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保守潮流内部存在“向后看”与“向前看”的分野。美国的MAGA运动向往1950年代的“黄金时代”，属于典型的向后看；而硅谷科技右翼则主张打破现有制度桎梏，构建类似企业化的治理模式，属于激进的向前看。在中国，党和民众始终朝着现代化目标前行，但部分西方化的文化建制与学术精英却沦为“拖后腿”的中间层，他们标榜进步实则保守、标榜多元实则垄断，占据道义话语高地指责民间声音“反智”“民科”，本质上就是西方“大教堂”式精英堡垒的中国翻版。

无论是中国的民间争议还是西方的保守浪潮，在传播方式上都呈现出共同特征——身份政治+草根动员的组合打法，这种打法在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语境下，衍生出独特的传播困境。美国的这种打法源于选举政治，经左翼、右翼的反复迭代，最终被特朗普整合为调动多数群体的政治工具。

中国虽无选举政治的土壤，但社交媒体与自媒体的兴起，让类似的传播效应得以显现：部分关于历史、民族问题的讨论，虽包含合理诉求与重要议题，但其采用的身份政治传播模式，却带来了显著的破坏性。

一是混淆主次矛盾，在中美博弈、国家统一、治理现代化等核心任务尚未完成的背景下，过度激化内部争议，造成社会撕裂；二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与人民史观，要么用当下标准裁剪历史，要么在人民内部过度细分身份，放大内部矛盾，偏离了“立春秋大义、促共同体建构”的历史认知原则。

更严重的是，算法推荐机制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传播危害，通过回音室效应、框架共振等机制，让情绪化表达获得优先传播，使公共讨论沦为标签对立与情绪宣泄，复杂问题被简化为口号之争，真相在流量裹挟下难以立足。

如果说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行争议，核心聚焦于“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路径选择——大政府代表集中力量办大事、以细致规则规范社会的思路，小政府则秉持“法无禁止即自由”、依赖市场“看不见的手”、谨慎使用行政干预的逻辑；那么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共识的建构则呈现出类似的分野，即“大共识”与“小共识”的差异与博弈。所谓大共识，指向的是人人平等、遵守契约等支撑社会运转的底层规则；小共识则对应具体场景中的认知一致，比如“看见老人要不要扶”这类日常议题的价值判断。

在我看来，未来社会很可能进入“小共识逐渐解体，勉强维持大共识”的阶段。这一判断的核心依据，源于互联网时代的两个鲜明特征。

其一，物质极大发展消解了传统的生存性矛盾，催生了大量“唯心性”争议。当下人们极少面临“吃不起饭、货架上没有面包”的生存危机，更多争议集中在“流浪狗咬人能不能管”“暴露衣服是不是穿衣自由这类非生存性问题上。这类问题无法用唯物逻辑直接解决，双方都能拿出看似合理的道理与借口，最终的争议结果往往取决于哪一方的声音更大，而非道理本身的说服力。

其二，算法时代的“信息抱团”加速了意识形态极化，让共识的演化速度远超以往。过去，“扶老人”这类议题需要经过数年的广泛讨论，社会认知才会逐渐变化；而现在，一则“救人者最终向当事人道歉”的新闻，就能在极短时间内颠覆大众对“要不要救人”的共识认知。

这意味着，我们曾经认为天经地义的社会共识，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牢固。一年前没人能预料到，见义勇为的小伙最终会被迫向当事女方道歉，但这样的现实恰恰发生了。算法时代，共识的“击穿速度”远超预期，任何试图维护具体小共识的努力，长远来看可能都收效甚微。

因此，更务实的选择是放弃对小共识的强行维系，退守并坚守大共识的底线。社会资源与媒体注意力，理应集中于维护大共识——也就是那些基础的、唯物的共识根基之上。

破解共识缺失的困局，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认知：人类历史上，思想文化的自然倾向是分化而非收敛，共识从来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主动建构的结果。这需要从政治、学术、治理三个层面形成合力。

在政治层面，不能走“倒车找平衡”的保守路线，而应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针对前文提及的四组核心矛盾，通过推进均衡发展、强化共同体建构、回应民众真实需求，铲除争议滋生的社会温床。在学术文化层面，精英群体不能再以“救世主”姿态指责民间声音，而应正视自身僵化落后的问题，主动打破话语堡垒，走出书斋回应现实关切，通过与民众的平等对话推进“争论—反思—新共识”的辩证过程。在治理层面，需要顺应网络传播的新特征，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加快推进“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树立主流价值的正论权威；同时优化平台治理，在算法推荐中加入“传播摩擦”，通过“免疫接种式”信息教育提升公众媒介素养，用更贴近网民的方式引导舆论，避免简单化的封堵打压。

说到底，争议与分歧本身并非坏事，它恰恰是社会矛盾的显性表达，为共识建构提供了契机。我们不必畏惧争议，更不应逃避矛盾，而应将这些争议视为诊断社会问题的“症候”，透过争议看清深层矛盾，通过解决问题凝聚新的共识。

在这个分化的时代，真正的共识从来不是强行压制不同声音的“伪共识”，而是在回应现实需求、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价值共鸣。这既需要执政者的担当、学者的革新，也需要每个社会成员的理性参与——毕竟，共识的建构，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任务，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事业。

苏芸婉

02年生人，蛋蛋后一枚。步履踏过祖国东南北， 阅尽琼楼璀璨，也览尽鸡犬桑麻、千里平畴。

孤身环行中国，于行迹中碰撞真实，于笔端下记录真实。以步履丈量山河，以文字支撑前行，行行写写，写写行行。

曾蜷身桥洞下感怀家国，也曾指点舆图议政山河。乐读奇书，喜交奇友，志创奇事。初心未改，赤诚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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